摘 要：《青春之歌》是一部红色经典小说，《啼笑因缘》是一部社会言情小说。从叙事学角度来比较研究这两部作品，会发现它们既有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结构的继承也有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结构的借鉴，从微观上来看，二者都存在着相同的叙事结构模式，从而让这两部小说都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本文试用这种研究观点作为研究红色经典与通俗小说的切入点。
　　关键词：《青春之歌》 《啼笑因缘》 叙事结构
　　《青春之歌》是一部红色经典小说，从1958年出版至今，无数专家学者从政治话语、个人成长、女性主义、版本变迁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虽然经历时代政治的层层包裹，敏感的读者依然能轻易从中剥离出爱情主线和温婉的情调。《啼笑因缘》是一部以男女相恋相爱为主题的社会言情小说，情节曲折，情调哀婉缠绵。爱情故事是对二者作比较研究的基础，从叙事学角度来研读这两个文本，就会发现两部作品运用了相同的叙事结构来建构各自的爱情故事。
　　一、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结构
　　叙事就是讲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叙述内容的基本成分就是故事，而内容的存在形态则是结构。叙事结构是指作品中各个成分或单元之间关系的整体形态。《青春之歌》讲述了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位男子间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啼笑因缘》讲述了樊家树与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三位女子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两部小说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情节安排错落有致，脉络清晰。它们故事情节基本相同，叙事情节结构基本都沿袭“钟情——遇阻（冲突）——回归（团圆）”的传统模式，都讲求情节的完整连贯，故事的曲折动人。为了达到这一艺术效果，作家杨沫和张恨水在微观上都十分重视运用穿插、暗示、虚写等手法来组织故事情节，使故事显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
　　（一）穿插
　　张恨水说，“凡是一部小说的构成，除了命意和修辞而外，关于叙事，有三个写法：一是渲染，二是穿插，三是剪裁。”[1]所谓穿插就是在叙述主人公的故事时，将小说其他人物的故事适当地穿插在其中，以完善主要故事情节。穿插是组织故事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青春之歌》在叙述林道静故事的过程中，穿插了林道静生母秀妮、好朋友王晓燕、林红夫妇、刘大姐夫妇等人的故事情节来组织结构，尤其是王晓燕的故事，它和林道静的故事相辅相成。小说第三章，林道静离开家准备去北戴河之前在王晓燕家住了三天；第八章，林道静从北戴河回北平投奔王晓燕；第九章，林道静准备与余永泽同居，向王晓燕诉说心事；第十四、二十三章，林道静启蒙王晓燕的革命思想；第二十九章，王晓燕救出被捕入狱的林道静；第四十六章，林道静引领王晓燕走上革命之路；第五十一、五十二、六十六章，王晓燕和革命叛徒戴愉谈恋爱，并在其诱惑下，与林道静感情疏远；第七十三章，王晓燕在林道静的帮助下认识了戴愉的真面目，并热情地参加了游行示威。从这几章，可以看出王晓燕的思想逐渐成熟与林道静的帮助是密切相关的，并使林道静的故事在读者面前显得更加丰富。《啼笑因缘》中张恨水在叙述樊家树故事的同时穿插了关寿峰父女、沈三玄、刘德柱、陶伯和夫妇等人物的故事，其中关寿峰父女的侠义故事是情节发展的总线索。他们的活动主要通过第五回关寿峰生病，家树探病；第九回家树南回，关氏父女为家树送行；第十三回关氏父女积极营救沈凤喜；第十九回山寺锄奸，除掉军阀刘德柱；第二十二回解救樊家树等情节的穿插来展示的。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这些情节穿插对作品主线起到了很大的串珠作用，也使主线更加摇曳多姿。
　　（二）暗示
　　严独鹤在为《啼笑因缘》作序时，就提到“全书常用暗示，使细心人读之，不待终篇，而对于书中人物的将来，已可有相当的感觉，相当的领会。”[2]《啼笑因缘》的确多处运用了暗示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第五回，沈凤喜上学时，因见同学有眼镜和自来水笔，也向樊家树要眼镜和自来水笔，暗示凤喜爱慕虚荣，后来抛弃樊家树而投入刘德柱怀抱。第八回，樊家树回老家，沈凤喜乍听走神，摔碎茶杯，弄断琴弦，这些暗示了二人无望的结局。第十九回写樊家树看戏批评十三妹就在暗示樊家树和关秀姑二人有缘无份等等。《青春之歌》也是如此。第五章，余永泽想对林道静表白爱情心迹时犹疑、忐忑不安以及他心里暗想林道静是一匹难驯驭的小马，暗示了林道静和余永泽的爱情不会地久天长。第六章，林道静初次与卢嘉川见面，就立刻被卢嘉川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这就暗示林道静和卢嘉川在后来几章中应该有故事发生。第三十一章，林道静在孤坟前唱《五月的鲜花》，暗示着卢嘉川已牺牲，但活着的人们还要顽强不息地抗战，林道静也会忘却卢嘉川继续走自己的生活道路；采摘野花时，杨沫有意描写了林道静的肖像以及江华见到鲜花的表现，这些看似不经意地叙述则暗示着江华将会取代卢嘉川而进入林道静的私人生活。两部小说在叙述故事时都大量运用了暗示的艺术手法，这不但推进了故事发展，同时也给阅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读起来耐人寻味。
　　（三）虚写
　　《青春之歌》和《啼笑因缘》两部小说除了运用穿插、暗示设置情节外，也采取了虚写的方法。《青春之歌》中没有直接通过文字描述林道静生母秀妮的死，而是在第二章借王妈叙述才得知秀妮被林伯唐赶出家门后跳河自杀的事实。文本中也没有明显写出卢嘉川被捕入狱牺牲，林道静苦等他三年都音讯杳无，读者觉得莫名其妙，但聪明的作者在第五十四章借刘大姐之口说出。刘大姐的话让所有的疑团都迎刃而解，同时也丰富了主人公的故事，这是虚写的好处。《啼笑因缘》第十二回凤喜“还珠却惠”以后，书中一字不提沈三玄与刘将军协谋坑陷凤喜的事，只在警察调查户口时，沈三玄抢着报明是唱大鼓的这一点才略露其意。第十九回“山寺锄奸”，不从正面铺排关寿峰父女勇救樊家树，而是借助报纸写出，这也是虚写的妙处。第二十二回关寿峰对樊家树说：“可惜我对你两分心力，只尽了一分。”从这一句话中便知道，关氏父女不仅想使樊家树和何丽娜结合，也想促成沈凤喜与樊家树重续就好。这些情节全部用虚写的方式展开。
　　《青春之歌》和《啼笑因缘》两部小说通过穿插、暗示、虚写来架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故事的叶脉、经纬在小说文本中间有效地交结在一起，读者读罢会觉得回味无穷。 　　二、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结构
　　“中国传统小说讲究谋篇布局，创造出以情节为中心，以时空为本位的结构方式”[3]从以上论述看出两部小说很明显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同时，这两部作品也都大量借鉴了现代小说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段，像内心独白、梦境以及独立于人物与情节之外而又与之相呼应的环境描写等等。用这些新的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有利于深层次地塑造人物形象。
　　（一）内心独白
　　所谓内心独白是指人的自思、自语等内心活动。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可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是刻画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青春之歌》中最具有典型性的内心独白，要数林道静从定县回来的那段文字。林道静路过和余永泽同居过的海滨小屋时，感情异常丰富而复杂，小说写道“走着走着，……不知怎得竟又走到沙滩那座她曾经和余永泽一起住过的房子前。这时，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她望着那两扇黑黑的紧闭着的街门，惶惑地想道：‘他是否还住在这儿呢？……’一种说不上来的感情，使得她对着这座小小的街门凝望起来了。——她的眼光在黑暗中仿佛要穿透墙壁直视到她和他曾经住过的房间里。……但是，突然她扭身走过去了。她鄙夷地责备着自己，什么时候了，竟还留恋这死掉了的过去！”“长这么大，她第一次渴望有一个家，有一张床，第一次深切地感到家的温暖和可爱。不知怎的这时又想起了余永泽，想到了刚才经过的门前。”“那可怜的人不知怎么样啦，他会痛苦的，他不知会怎样想念着我呢。”[4]林、余二人虽已分道扬镳，但毕竟二人曾经相爱过，睹物思人是人之常情。杨沫通过林道静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推动情节。
　　而张恨水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的旧式文人，他也顺应时代的潮流，积极改良章回小说。他说：“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和心理描写。”[5]《啼笑因缘》第十一回凤喜面对金钱与爱情的选择时，心理冲突相当强烈。她一会儿想到跟刘德柱十年会使她自己一辈子都是财神，一会儿想到先前用了樊家树的钱，内心觉得对不住他。这大段的内心独白反映出沈凤喜如在无人之境敞开心扉作直白的思想流露，同时也揭示出她最终拜倒在金钱之下而不愿回头的心态，表现出沈凤喜从惊喜到慌张，从彷徨到挣扎，从惶恐到内疚的心理，同时又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
　　（二）梦境
　　梦境也能揭示人物心理，展示人物心境，塑造人物形象。梦境进入到小说叙事过程中，推动小说情节向前发展，成为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较大的时空自由度。在《青春之歌》第十八章，有一段通过梦境描写林道静面对余永泽和卢嘉川二人矛盾苦闷的心理：在波浪滔天的海上，她一个人摇着小船颠簸着，内心感到非常害怕，忽然看到余永泽穿着长衫安闲坐在船头掏出烟袋。她感到恼怒，等到她要扼住他的脖子时，余永泽变成了卢嘉川，她一惊，手中的橹掉到海里，卢嘉川跳到海里去捞橹，她呼喊着也跳进海水里。后来就醒了。这一大段梦境描写折射出林道静对余永泽反感的心理，也表现出她对卢嘉川危险境遇的隐忧，这些复杂、矛盾痛苦的心理通过梦境得以显现。《啼笑因缘》第四回中，关秀姑对樊家树“相思成梦”，梦见自己和家树一同携手游北海。作品中这样写道“秀姑想着想着，也不知怎样，自己便恍恍惚惚的果然在公园里，家树伸过一只手来挽了自己的胳膊，一步一步地走。”[6]这样的梦境不但细腻揭示出关秀姑对樊家树的爱慕，更能体现出关秀姑的潜意识里深爱着樊家树只因女性的羞涩不便表达。第十一回，沈凤喜梦见成为“将军夫人”的梦境描写也相当深刻，揭示出凤喜爱慕虚荣、贪图富贵的性格特征。
　　（三）景物描写
　　《青春之歌》和《啼笑因缘》两部作品都出现过大量的景物描写，景物蕴涵、烘托人物的心理，渲染情绪氛围，突出人物性格。像《青春之歌》第三章：“早晨，天气晴朗，天边淡淡地飘着几朵白云，海水就像天色一样蔚蓝、明净，锦缎般闪着银色的光辉。远远的，就在这样平静的沉睡般的海面上，许多只挂着白帆的渔船随风荡漾……”[7]这段景物描写不但写出了早晨的大海之美，同时也写出离开家来到北戴河后对未来憧憬的喜悦之情。描写的笔触细腻而温婉，刻画出林道静少女活泼的天性。《啼笑因缘》二十二回写家树被关寿峰父女救回后，次日早上去拜谢父女二人。“不料刮了半夜北风，便已飘飘荡荡，下了一场早雪。……天上的雪花，正下得紧，白色的屋宇街道，更让白色的雪花，垂着白络，隐隐的罩着，因之一切都在朦胧的白雾里。”[8]这段景物描写，运笔清雅洒脱，渲染出洁净无瑕的环境氛围，衬托了樊家树被救后忘却苦恼的心情。
　　两部小说中大量运用内心独白、梦境、景物描写等来刻画人物，实则是引进现代小说的新技法，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内涵。
　　三、反团圆式结局
　　一篇优秀小说文本的好开头吸引读者读下去，同样，好的结局会让读者阅读结束后意犹未尽。结局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约、左右小说叙事结构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人们喜欢皆大欢喜、其乐融融的大团圆结局。所以中国传统小说的结局总体上是“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即使故事本身充满悲剧色彩，为满足大众的审美心理，仍然采用“大团圆”的结局。
　　而《青春之歌》和《啼笑因缘》的结局却突破了传统“大团圆”的结局。关于《啼笑因缘》的结局，张恨水就曾说过：“我不能像作《十美图》似的，把三个女子，一齐嫁给姓樊的；可是我也不愿择一嫁给姓樊的。因为那样，便平庸极了。”[9]于是，《啼笑因缘》的结局是樊家树终究娶了何丽娜、沈凤喜还是关秀姑，文中描述得较为含糊，尤其是沈凤喜和关秀姑未来的去向，文中更没有明确叙述。这样给读者留出大量的阅读空白，让读者根据已有的情节去揣测和想象，从而获得些许人生启迪。《青春之歌》则完全采取开放式结局。小说在结尾只交待了林道静在学生、教授、士兵、工人、市民大游行示威的活动中匆匆看到正在演讲的江华。至于他们二人有没有见面的机会，作者按兵不动。这一开放式结尾引起读者对林道静未来生活的担忧，从而打破了阅读与生活的隔阂，在读者心理形成一种普遍的历史认同感，让读者自觉进行艺术再创造。
　　四、结语
　　从微观角度来看，《青春之歌》与《啼笑因缘》叙事结构都植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土壤中，讲求情节的连贯完整和故事布局的曲折动人，同时，又不时地突破传统小说的滞后性，借鉴中国现代小说的新技法，注重人物内心描写，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从而使两部作品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这是《青春之歌》这部红色经典作品至今仍然有读者市场的主要原因，以《青春之歌》和《啼笑因缘》比较研究作为切入点来研究红色经典和通俗小说之关联，这样的研究视角应该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1sk493）
　　注释：
　　[1][9]张恨水：《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啼笑因缘》，上海：三友书社，1930年版。
　　[2]严独鹤著，魏绍昌编：《<啼笑因缘>序》，《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307页。
　　[3]温存超：《秘密地带的解读——东西小说论》，北京：台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4][7]杨沫：《青春之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第24页。
　　[5]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6][8]张恨水：《啼笑因缘》，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第204页。
　　（姜友芝 安徽省池州学院中文系 247000）

• 姜友芝： 论《青春之歌》与《啼笑因缘》的叙事结构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