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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跃夫 文选 ]   

“千里”与“十里”

◇ 刘跃夫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就字面意思而言,其画面是: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快的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历史久远、屋宇深邃的而又金碧辉煌庄严肃穆的佛寺,和那里数不清的楼阁、水榭、亭台,如今都高低错落于迷蒙的细雨之中。
  在这幅画面中,红绿与灰暗的色彩交错,“千里”的辽阔空间与“南朝”的久远时间对接,有山有水,村、郭、楼、台一一俱全:画面内涵丰富多彩。从构思和表达上看,全诗以视觉形象为主,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做到动静相谐。“莺啼”为正面写动景,而“酒旗风”为暗写动景,暗写人烟稠密之处。寺院、楼台各色建筑物,都在烟雨的轻拂下泛出朦胧的睡意。诗人是不求一时,不限一地,不拘一格,把具有江南春季特色的景物全包融在短短四句诗中,气势开阔,格调明朗,色彩鲜明,造成了尺幅千里的效果。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千里”当作“十里”,他指出:“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这样的解读似胶柱鼓瑟,排斥了想象和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多被后人批驳。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说:“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也。”并挖苦杨慎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
  这首诗就是表现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和神往。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尽管唐代尊崇道教和佛教,诗人对这样的时代气息有所褒贬,那另当别论。
  运用典型化手法的《江南春》是一件艺术品,它不是生活的照搬和刻意模仿,它需要创新。如果我们借用中国传统画技的说法,它是散点聚焦的;然而它又统一在“江南春”这一个主旨之中。

“千里”与“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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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冉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