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会让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对于写作者而言,一开始你会觉得有话要说,最后你发现,是书里的人物有话和你说,作者其实是倾听者。“我本常人”,我说出来的肯定都只是常理,但我书里的人物可能不是常人,他可能说出一些不平常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倾听者比当一个倾诉者要高明。
　　 我每一次回去,都会发现一些变化。如今咱们村里的人对我来说越来越陌生,一个是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在了,另一个是因为新的人产生了,它变成了另外一个村庄或社区。我的家族原来有六个舅舅,现在就剩下了一个。你会发现,生活本身的变化业已非常剧烈和震撼,你不需要再编造,有些故事本身就是我写作的基础。
　　我写的人物,从社会层面来看,确实是底层劳动人民。但是作为一个作者,我从来没把我写的人物看成底层的小人物,也可能我写谁时,谁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人物。写人有好多种角度,仰视、俯视或平视。有的作者所谓“同情劳动人民”,实际上是俯视他们,把他们的伤疤揭开来让人看。其实这三种都不是最好的角度。
　　最好的角度是自然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的角度有很多。我感兴趣的是个体的角度,生命的角度,生活的角度。比如我的记忆中,我外祖母的音容笑貌好多我都历历在目;但是你要问我土地革命哪一年结束,我还真答不上来。
　　我这次回家,在路上,我妈说了一件往事。她说我外祖母60多岁时,有一次和另一个老太太背了一些自己织的布到新乡去卖,走了两天,卖了16块钱,回来她和我母亲说:“这钱咱不花,存起来打个底儿,给娃儿长到十岁时再拿出来。”她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这个历史很生动啊,它联结着我外祖母、我母亲和我三代人,这比说这些年家里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要生动。
　　有句俗语叫作“智慧存于民间”,这话很有道理。我小说里的人物、我们村里的人,看似很普通,其实他们恰恰是“不同”的。他们有时会突然悟出一些不平常的理儿来,说出一些不同的见识。而这些不同的见识,我是接受并且觉得高明的。
　　有一次我到武汉,有一个做房地产的,喝大了就拉着我教我一个做人的原则,说你千万别背后说人坏话,因为你背后说人坏话,总有一天他会知道;另外,你背后说人坏话,他不在场,你说给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会觉得,你能背后说他的坏话,就能背后说我的坏话。那坏话怎么说?坏话你得当面说,在背后要说人家好话。这就是最本质的生活智慧。
　　 故乡和乡亲对我创作更重要的影响,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就是幽默。河南人说话真的是挺幽默的,基本上两个人都是在开玩笑,用不正经的说话方式来说正经的事儿。河南人有些犹太人的习性,而且特别能忍受。面对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化解的态度。我写过一篇小说叫《温故1942》。我们都觉得死亡是一件特别悲凉的事,要痛哭悲伤、妻离子散。但在《温故1942》里,河南人临死的时候都留给世界最后一次幽默。老王要死了,首先想的是一个好朋友老张,两天前死了。“嗨,我比他多活两天,我值了。”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特别幽默。
　　相对于我自己以前的作品来说,《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比较成熟的一部。成熟不是说从文字上看是锦绣还是朴实,关键是心境。是你愿意做一件事情,而不是这件事你做得多么好。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结果。我是从来不看重结果的人,因为每一个人的最终结果都一个样。
　　当然,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辈子吃的东西、住的地方、出行的工具、交往的圈子,是非常不同的。但是你还真难比较,占有得多是否就幸福,占有得少是否就不幸福。幸不幸福,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
　　我对我女儿也是这么个心态,我对她说,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而且你的喜欢可以不断地改变,你不一定一开始喜欢这个,一口气就做了一辈子。我们的生活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做不喜欢的事。一辈子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幸福的;如果做自己不喜欢的事,那就太别扭了!
　　写作是什么呢?我同意我妈的话,虽然她已经不记得她说过了。我同意我妈不记得了的话——写作是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如果你喜欢它。
　　
　　※ 刘震云,当代著名作家,著有《塔铺》《一句顶一万句》等。

• 刘震云： 俺村与欧洲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1年第7期
• 刘震云： 写作是世上最容易的事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0年第9期
• 刘震云： 母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　语文世界(初中版) 2011年第11期
• 刘震云：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大会上的演讲　/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