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里。由于太平洋的关系，中国人用两个概念划分世界，称欧洲和北美为“西洋”，日本为“东洋”。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和“东洋”轮番入侵中国，中国人便称欧美人为“西洋鬼子”，日本人为“东洋鬼子”。随着“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的入侵，他们的商品也源源不断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边。我小的时候，村里人仍称煤油为“洋油”，点燃煤油的灯为“洋灯”，村里织布机织出的布叫“土布”，从西方漂洋过海运过来的机器织出的布叫“洋布”，洗脸的肥皂叫“洋皂”，自行车叫“洋车”。俺村的吃、穿、行，都和欧洲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九九三年，有两个德国朋友，随我到了河南，到了我们村，与我外祖母有一番对话。那年我外祖母九十三岁。两个德国朋友一个叫阿克曼，一个叫威兹珀。外祖母问阿克曼；“你住在德国什么地方？”阿克曼：“德国北方。”外祖母又问威兹珀：“你呢？”威兹珀：“南方。”外祖母用我们村庄间的距离丈量后，感到奇怪：“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阿克曼非常幽默：“赶集。”外祖母明白了。接着又提出一个政治问题：“德国搞没搞‘文化大革命’？”两个德国朋友摇了摇头。外祖母：“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阿克曼又幽默地答：“德国人比较笨，毛主席说的湖南话，他们没听懂。”外祖母想，没听懂就算了。又问：“德国每个人划多少地呀？”阿克曼虽然精通中文，但弄不清“亩”和“分”的区别，答：“姥姥，八分。”外祖母大惊，从椅子上站起来，拄着拐棍，着急地说：“孩子，你这么高的个头儿(阿克曼身高两米)，怕是吃不饱。”阿克曼想了想，自己每天也能吃饱，接着意识到自己答错了，忙纠正：“姥姥，不是八分，是八亩。”外祖母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发愁：“一人八亩地，活儿有些重呀，你媳妇儿肯定受累了。”分别的时候，两个德国朋友拉着我外祖母的手，有些不舍。
　　
　　上个世纪初，一个意大利牧师，到我的家乡传教传了四十多年。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他在黄河边碰到一个杀猪匠，便想让杀猪匠信主。杀猪匠：“信主有什么好处呢？”牧师：“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我现在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这下把牧师难住了，又换了一个角度说：“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杀猪匠倒点头：“那倒是，任何人都有难处。”牧师：“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杀猪匠：“主能帮我做什么？”牧师：“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杀猪匠立马急了：“我跟他连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呢？”
　　
　　二〇〇九年夏天，我来到杜塞尔多夫。杜塞尔多夫临着莱茵河。这天傍晚，我和杜塞尔多夫的朋友麦润在莱茵河畔散步，我顺口问了一句：“莱茵河的河水有多深？”麦润马上显得非常紧张，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有些不解：“为什么？”她说：“因为，莱茵河水的深度，春天跟夏天不一样，秋天跟冬天也不一样。”我听后哭笑不得。第二天傍晚，我和麦润又见面了，麦润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用麦润的逻辑，回答了麦润：“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今天过得早晨跟中午不一样，中午跟晚上又不一样。”麦润弯着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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