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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霈 文选 ]   

经典的两重性

◇ 王先霈

  我是赞成提倡读经典的,而且主张对于经典要细读、精读、反复读,从容咏诵,悠游浸润,沉潜默会,意往神驰。但是,我不赞成停留在笼统地提出一个“读经典”的口号。就问题本身来说,不是一切经典今天的人都需要读,不是任何一种经典对任何人都会开卷有益,不是一切人都需要读各门各科、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经典还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其实,经典是有两重性的。第一,它是人类此前某方面文化成果的结晶,包蕴了可贵的经验和智慧。第二,一旦成为经典,它也就固化了,必定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比如早期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等,汉代的经师、宋代的理学家,先把它们神圣化,然后把它们的内容褊狭化。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经典逐渐被当做抵制改革、反对进步的重要武器。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才会提出“打倒孔家店”,那也就是要打倒儒家经典。虽说是片面、偏激之举,却有其历史必然性。时至今日,重新号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读儒家之经典,不是明智理性的举措。对于经典,还是取分析态度为好。
  我的理解,经典之所以要读,之所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是一个民族的族徽,是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各个民族,整个人类,从蒙昧时期走到今天,我们现在得以享受高度文明的成果,这中间有无数的个人和群体贡献了无数的发明创造。回首望去,经典,正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长河上的路标。离开这些路标,我们就难以把握民族文化史、人类文明史,也难以对今天的文明成果有深切的体认,进一步的开拓创新就缺少由之出发的奠基石。
  1938年10月在陕北,毛泽东问贺龙、徐海东,看过《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这三部小说没有,并且说,“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就不算中国人!”只看过其中一两部,只好算“半个中国人”。(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话并非正式论著中的论断,而是有人们熟悉的毛氏语言的幽默。贺龙当时回应说,他没有看过这几部小说,但他“不是外国人”。岂止“不是外国人”,没有看那几部古代文学经典,不妨碍贺龙做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一个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不过,不接触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格的理解、把握必然受到不小的限制。建国之后,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多次印发古代诗文,给不同的高级干部指定史书的具体篇目,要求许世友把《红楼梦》读五遍,这就不能用幽默风趣来解释,这就证明他认为,读经典,是高级干部不可或缺的功课。可惜,毛泽东指定的大都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其实,他自己在青年时代,就认真研读过亚当·斯密、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许多当之无愧列入世界文化经典的书籍。
  不读中国文化经典、文学经典,就不算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不读世界各国的文化经典、文学经典,就不算一个有素养的现代文明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有很多成员不读本土的经典,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现象。
  若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改变这种现象的办法,我以为,重点不应问责于青少年和其他普通百姓,重点要拷问许多方面的社会评价制度,拷问某些媒体对于读书、读经典的宣传推介。拿文学经典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冯雪峰主持下出版许多种国内外经典著作,校勘注释者、翻译者大多是国内一流学者;中华书局的《中华活页文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与欣赏”节目,撰稿人大多也是著名学者和作家,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而这样高质量的经典新版本,不如当年那么多见了。近几年非常红火的“百家讲坛”之类,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人们斜倚沙发,啜饮咖啡,听那饱含包袱笑料的讲说,就可以了解经典。既然如此,一经“戏说”,经典本身也就少人问津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1975-1977年制作播放过十五集电视系列节目,讲的是当代哲学,讲法兰克福学派的是马尔库塞,讲乔姆斯基的是乔姆斯基本人,讲奎因的是奎因本人,其他的也是如此等级的学界泰斗。这并不是大学或研究院的高端论坛,而是“以观众不具备哲学知识为前提,又能在他们中引起兴趣和获得理解的节目”。这个节目没有使收视率降低,而是被认为“标志着广播电视的新发展”,因为主持人麦基明确地对抗“将所有素材弄成消遣性内容的倾向”。因此,解读阐释经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严肃对待,认真探讨,也不排除可能的活泼和生动;一种是麦基所不取的“转移、排遣、挑逗”,不在乎经典本身。后一种会使人远离经典,而不是亲近经典。
  
  ※ 王先霈,著名学者,代表作有《圆形批评论》等。
  

经典的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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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陈治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