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1年2月,著名诗人曾卓先生离开了我们,到今年2月,整整十年。为了纪念敬爱的曾卓先生,本刊特约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先霈教授撰写了这篇回忆文章。
曾卓老师是我敬仰、佩服的一位诗人。五十年代中期,当我从江西来到武汉进入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他的歌喉已经被扼住,所以,在前几十年,我对他很陌生。1979年冬的某一天,晚饭之后,我悠闲地翻看报纸,看到柯岩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其中全文引录了《悬崖边的树》。诗里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愤激控诉,却在我心里引起激烈的震荡,我原本斜倚在椅子上的背脊不由自主地猛然绷直,眼睛湿润起来,诗唤起我的潜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在此前一二十年,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遭受过急骤的、暴烈的、尖利的风的摧刮,身体上留下风的各种各样的形状。在这一首诗里,诗人说,那弯曲的身体像是要展翅飞翔。曾卓老师所受的委屈是我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人不能比拟的,他在多年痛苦中的期待,艰难中的执着,使我钦佩,促我振作,激励了我,照亮了我。于是,曾卓这个名字深深地楔进我的心里。
1984年春天,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沙市举行青年创作会,命我去给青年作家做一个讲座。我那时和省作协、省文艺界的多数人不熟悉,一个人乘长途公汽抵达章华饭店后,呆在分配给我的房间里。禀性不善于交往,吃饭的时候也不大与周围的人主动搭话,曾卓老师在同一桌,他大声问作协的同志:“王先霈来了没有?王先霈呢?”我不好意思地站起来与他握手。这样一位年长的著名的诗人热情地关注到我,当时彼此没有说很多话,心中却很温暖,很感动。饱经沧桑,他的心却是坦露的,目光是明澈的,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现状,特别是和本省本市有关系的,他都怀着浓厚的兴趣。一位葆有纯真童心和火热青春活力的老诗人——是我第一次见面对曾卓老师的直观印象。
其后一两年,不记得是由哪里召集,在汉口“艺苑”有一个很小型的曾卓诗歌讨论会,发言的人朴素而真诚地讲自己读曾卓诗作的感受,讲曾卓对人的挚爱,讲他在艺术上的创造,也有提出某些可以改进之处的,但毕竟是以赞扬为主。会议后半段,湖北大学张志扬发言,他的开场白有点冲,说:“大家这么赞扬,看来,我必须说话了。”他说了很尖锐的意见,大意是,曾卓的诗,思想上需要一个大的突破,近期有的诗是“死胎”。二十五六年前的事,原话记不准确了,大意是那样的。张志扬是思想开放、得风气之先的学人,曾卓老师思想也很开放,但毕竟长一辈,而且十六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两人的思想有差距毫不奇怪。张志扬很敬重曾卓老师,两人关系密切,他希望诗人的作品更具有他所期盼的思想上的冲击力,但他所说的那几句话,在场的人听来不免会觉得有点刺耳。我在旁观察,曾卓老师平静肃穆,没有拂意的表示,也没有嘉许的表示,而是凝然沉思。
在上面讲到的讨论会之后不久,在武昌黄鹂湾宾馆有一个讨论会,主题是什么忘了,我发言对于列夫·托尔斯泰所讲的“无限小的因素决定文艺作品艺术质量的高低”的观点作了一些发挥,曾卓老师很有同感,以他的切身体会来生动地说明这个道理。他说,一首诗,改动一个字,意思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音调变了,这首诗的情味也可能大大加强或者大大减弱。这是他遍尝甘苦之后的经验之谈。我曾经两次听他朗诵他的《有赠》,这首诗有著名男女艺术家朗诵的多种版本,最动听的,是诗人自己的朗诵。这首诗是押韵的,前面几节,顿、灯、门、轻、印,押韵比较严格,比较明显。到了中间,不一定每两句都落在韵脚上,打散了一些。再后,在韵脚后面加了语气词:“温情么”,“人群么”,那语气词是轻声。“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缓缓吐出的轻轻地询问,是在巨大横逆、骇人灾难之中出自肺腑的对于知心的感激,带着些儿担心、带着若干歉疚的披肝沥胆的誓言,很深沉,很复杂。如果把“么”改成“吗”,诗意就会大大损失。朗诵者轻缓的声音,听者心里会觉得如同雷霆之响。
1991年,市文联在纸坊举办长篇小说创作笔会,晚间文娱活动,曾卓老师在舞池里的身姿,比年轻人还要轻灵。我从不跳舞,在一旁枯坐,很羡慕他的乐观。当时受客观大环境影响,我的情绪低落,那一年又过了五十岁,觉得步入老年了。休息时他和我交谈,谆谆嘱咐,把握好自己的心态,多和年轻人交朋友。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他的那些话,也确实从许多年轻朋友那里获得抚慰、鼓励和帮助。
2001年,省作家协会举行会员代表会,曾卓老师以病弱之躯前来参加。会议开始前,在贵宾休息室,许许多多的人到跟前向他致意、问候,他要站起来回应,我在一旁劝他,都是熟人,坐着握个手也一样。他也实在是体力不支,不可能不停地坐下再站起。但是,他看见李尔重同志进来,不用人扶,奋力站起上前,说,“尔重,我们来合个影!”请湖北日报一位记者拍了一张照片。我知道,这里有半个多世纪老友诀别的意思,很是伤感。我们那次也照了合影,照片上曾卓老师十分消瘦,两眼则依然炯炯有神。无论何时,他永远是那棵时刻准备展翅飞翔的悬崖边的树。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