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芭蕉花》是一篇文化意蕴很深的散文。
　　作者幼年时在天后宫摘取芭蕉花，本来是要为母治病，为什么反而使母亲、父亲那样的伤心，而且居然受到父亲、母亲的责打，这是一个萦绕在作者心中，一直求之不解的问题。是父母亲不近人情吗?不是，父母亲为了他们的儿女，受了那么多劳累，怎能说他们不爱自己的儿子呢?原来，在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中，还是一种比世俗亲情更重要。更值得追求的东西，那就是忠孝节义，这是一种道德信仰，它根深蒂固，扎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心中。
　　散文的开篇，作者并不直接提及芭蕉花，而是在散漫的回忆中，讲述母亲家族的身世遭遇，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真实的忠义受难图。写完母亲幼年的不幸，作者紧接着写她哺育儿女，操持家务的辛劳，以致得了难以治愈的“晕病”。然后引出芭蕉花能治病的习俗，写出具有药用功能的芭蕉花的稀有和难以寻觅。但是，作者似乎还不愿意切入芭蕉花的故事本身，而是宕开笔墨，又开始叙述父亲的家世，在这一段叙述中，涉及到很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即天后宫与郭沫若祖辈关系，天后官所代表的的宗族信仰。
　　天后宫所代表的宗族信仰在父亲家族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后来发生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幼时的作者并不知道，当他和哥哥发现天后宫有他们遍寻不得的芭蕉花时，哥俩欢喜极了，两人费了很大力气，翻窗进去，摘了那朵能为母亲治病的芭蕉花。非常高兴地献到母亲的床前，以为母亲会夸奖他们。谁知事情大大出乎他们的意外，不仅没有得到表扬，反而害母亲大大生气。自己而且被父亲拉到祖堂上，受到平生第一次严厉的处罚。
　　行文至此，作者绵里藏针，并没有点出母亲生气的原因，只是写出自己因为这件事惹母亲生气的内疚。并深深地理解和思念母亲。
　　儿时的“我”只是缘于对母亲的爱。攀摘了天后宫里的芭蕉花。在“我”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事。但在母亲看来，攀摘了圣地中的芭蕉花，等于拿走了供奉给神灵的祭品，这是对祖先神灵极大的冒犯和亵渎。所以母亲又气又急。但当时的“我”对父辈的伦理信仰一无所知。所以无所顾忌地干了这件事。现在人到中年，母亲当年的心情，作者已能深切地体会。但仍留下深深的困惑和对生活的反省，儿时，心中只有一条最朴素的生活真理，即只要为爱，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因此童年无忌，敢于反抗成规，目犯神灵。结尾时，作者出其不意，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反问：“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其实，散文所有看似东粼西爪的叙述，最终都指向文章这最后一问，这是散文的文眼所在。它问出了国人心中不可名状的沉痛：沉痛于忠与孝的冲突，沉痛于社会职责和个体生命激情本能对立，中国社会传统的皋族人伦规范与生命大爱的冲突。天后官，代表着神性意志，或者说是宗族群体利益的神性体现。而自己的母亲，本已重病在身，却可以宝贵的生命去换取在神灵面前，或者说在宗族祖先面前的清白，一如她们的祖辈，为尽对朝廷的忠，为守对丈夫的节，为讲对主人的义，可以毅然赴死。完全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种道德是合乎人性的吗?中年的郭沫若，在看待童年这一事件时，具有一种文化穿透的眼光，它将童年时摘取神灵面前的供物这一举动，看成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的事件，那就是对陈规陋习的大胆挑战，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本能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具有完全的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作者似乎难以评判，所以用这样的反问来表达自己的困惑。
　　作者以散点聚焦的方式组织生活事件，拉家常似的讲述自己家族的故事，回忆中对母亲绵绵情思也就抽丝一般地细细扯出。如果说郭沫若的诗歌喜欢一览无余地宣泄激情，那么他的散文却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理性审慎。在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叙述中，我们感觉到它的意犹未尽。他的中年心境，似乎俳徊于童年的“我”反传统的勇气和父辈维护传统的勇气而无法决断。正是这两难的选择，带给了郭沫若这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久的心灵的磨难。
　　陈俐，女，四川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副主任。

• 陈俐： 推荐者的话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