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其选诗旨趣与其他唐诗选本迥异，在宋代就引起了士人的异议。关于王安石选诗旨意的探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大家各执一词，褒贬不一。本文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诗坛走向以及王安石的诗学观，考察《唐百家诗选》的选诗旨趣。
　　关键词：王安石 唐百家诗选 选诗旨趣。
　　《唐百家诗选》全书共二十卷，选唐诗人一百零四家，诗一千二百多首，多为中晚唐诗人，而盛唐诗人中的李白、杜甫、王维等一诗未入。联系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荆公本人的思想，可以看出其立意独特的选诗个性：一是用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矫西昆之失；二是力避熟烂、但求变化的创新精神，三是对欧阳修“意新语工”的直接继承。
　　一、以经世致用矫西昆体之失
　　《唐百家诗选》编成于嘉祐五年（1060），此时王安石已有了革新变法的主张与愿望，稍其后便上《万言书》开始主张新政。王安石在承袭传统文论的基础上，立足于经学和政治的立场，特别强调诗歌的实用性。“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在《张刑部诗序》中，王安石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君并杨、刘生，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黻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方此时，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诗独不然。”这种观点与当时的文学思想是一致的。由于这种“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的支配和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王安石的诗文都与社会、政治或人生的实际问题贴得很紧。所以，成书于嘉祐五年的《唐百家诗选》，自然承继着王安石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
　　《唐百家诗选》所选诗歌风格或充满写实讽喻精神，或豪雄劲健，或清幽闲远，都一别于西昆之风，另外，“大历十才子”由于长期辗转各地，他们的诗作真实地记录了大历、贞元之际世事变化和颠沛奔波，处处闪耀着直面现实的精神，百家诗选对大历诗人的集中选录，说明了王安石对其写实精神的认同，而对西昆体诗人崇尚的李商隐、唐彦谦则一首未录，从中可以看出荆公此选有矫西昆之失的目的。
　　二、力避熟烂、但求变化的创新精神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这是欧阳修《戏答元珍》中的诗句，用这两句诗很合适形容那个新旧交替的文学时代。宋初白体渐趋浅俗鄙陋，晚唐体境界狭小，西昆体有绮靡晦涩之嫌，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承担着变革文风、诗风的重任，终结了宋初“浅俗”、“苦吟”诗风，初开宋调，至王安石，则宋诗风调得以确立。《唐百家诗选》不选白居易、李商隐等，正是顺应了当时诗风的自然选择。从效法白居易、贾岛、姚合，到以李商隐为宗，诗体一直是在演进递变之中，但都若昙花一现，直到欧阳修以“气格为主”，砥砺士风，力倡复古，北宋作家的诗歌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唐百家诗选》的诞生，一方面体现了王安石对唐诗统揽性的总结，一方面又隐含着王安石本人对唐诗的理解。在众人致力于整理李、杜、韩、柳等大家的集子时，在白居易、贾岛、姚合、李商隐风靡诗坛时，王安石将眼光投向另一块少人问津的领域，这在观念上可以说是一个突破。不选世所公认的大家，体现了王安石力避熟烂、但求变化的创新精神，也与求新求变的社会思潮不谋而合。如《渔隐丛话》记载：《王直方诗话》云：李希声言荆公罢政事时，居于州东刘相宅，于书院小几题：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数十处。苕溪渔隐曰：此乃薛能诗：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舂。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唐百家诗选》中有之，或云荆公诗，非也。王直方（1069-1109）是王安石同时代人，他将王安石书薛能诗当成王安石自己的诗，这说明了薛能这类晚唐小诗人的诗歌确实流行不广。保存在《吴礼部诗话》中的南宋时少章对《唐百家诗选》的评点，多以新奇称之，如“薛稷诗明健激昂，有建安七子之风，不类唐人；此卷十四家，予所有者，独《李嘉祐集》。杨衡、雍裕之见《十贤集》中，往往皆律诗，盖小才也。余人多有奇语，沈千运、王季友尤老成，赵微明最为不显，挽歌长别之句，使人三叹，虽当时作者，不能过也；杨巨源始与元白学诗，而诗绝不类元白。”王安石慧眼独到，力避熟烂，选取很多中小诗人的诗作，对于补足唐诗的基本形象，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南宋吕祖谦主持丽泽书院时，把《唐百家诗选》单列一卷，编入《丽泽诗集》这部历代诗歌通选的教材，即是看到了《唐百家诗选》能补宋代唐诗选之不足的作用。
　　三、对欧阳修“意新语工”的直接继承
　　作为唐代诗学的继承者，欧阳修论诗追求“意新语工”。推崇诗歌意在言外，情在景中，意味无穷。欧阳修对“意新语工”的追求，赋予了宋诗新的形态和美感，使之与自然流露的唐诗区别开来，给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王安石沿着这个方向前行，继承了欧阳修的诗学思想。钱钟书先生批评王安石时说：“公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间亦欲与古争强梁，占尽新词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袭，或翻案，生性好胜，一端流露。”“好胜”这个评语已经接触到荆公的内心世界，正体现出王安石力求创新，与前人争胜，甚至力求超越先贤的竞争心态。
　　《唐百家诗选》在通选一代的基础上，侧重中晚唐。面对盛极难继的局面，创新求变，成为中唐诗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尽管他们方法不同，途径各异，但在主观上追求创新，却是一致的。王安石《唐百家诗选》选中唐诗人诗歌最多，可见其对中唐诗歌的重视。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说刘长卿“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李嘉祐“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丽婉媚，盖吴均、何逊之敌也”；皇甫冉“巧于文字，发调新奇”等等。由炼饰而达于新奇，是大历以后诗歌新变的一种趋势。《唐百家诗选》对大历时期的诗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选大历时期诗歌占全部诗歌的四分之一。
　　诗风到了中唐，又渐工于浣濯，雕琢绮丽，且入于“巧”。晚唐诗歌沿着中唐诗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更注重意境的营造和语言的雕琢。《唐百家诗选》选晚唐诗人韩偓的诗59首，位列全部入选诗人的第五名，可见王安石对韩偓诗歌的推崇。韩偓的诗歌艺术特色表现为语言工巧尖新、词采绮丽浓艳，例如王安石所选《残春旅舍》诗中有“树头蜂抱花鬃落，池面鱼吹柳絮行”，蜂抱花鬃落，鱼吹柳絮行。写尽了春残之意，抱、吹、落、行，几个动词的运用，极细腻传神。
　　王安石选诗旨趣与诸家迥异之处，使得后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褒贬不一，蔡上翔在《存是楼重刊<唐百家诗选序>》中云：“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即此百四家诗是也。……全唐诸大家诗，其全集已见于世矣，其佳者固不胜选也。唯此百家诗，视诸大家若犹降一等，必待择而精者亦出也。”应是道出了荆公编选此本的真正意图，王安石还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的。
　　参考文献：
　　[1]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2]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5.

• 张培： 论《唐百家诗选》的选诗旨趣　/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