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沃兰茨(Pre ihovVoranci,1893～1950),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斯洛文尼亚作家,生于科鲁什卡;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在家随父母务农。青年时期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20年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曾被迫漂泊国外多年。1941年为斯洛文尼亚解放阵线的发起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关禁在纳粹集中营,后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议员和斯洛文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作为政治家远比其小说家、散文家更为有名。小说《与水搏斗》《妙龄》《纵火者》《小坑》等,大多描写奥匈帝国和南斯拉夫独裁统治时期的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斗争生活,贯穿着反对民族压迫的精神。《铃兰花》是其散文的代表作。
　　这篇散文是记述作家自己儿童时期的一个故事,——克服自己对“地狱”的恐惧,为母亲采折一束铃兰花。读这篇散文,令我想起达·芬奇。他为贵妇人蒙娜丽莎作画的时候,融进了对母亲无限的爱与思念,这就是借《蒙娜丽莎》画中神秘的“微笑”,曲折隐蔽地予以表达的。(参见《弗洛伊德美文选》《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不过,沃兰茨对母亲爱的抒写,却是直接予以表达的,此作是他成为作家之后特意献给母亲的一篇作品。
　　这个成长的故事或称细节,发生在作者八九岁的时候。(文章中说,“我还不到六岁”去“地狱”放牧,受到惊吓,“打这以后”不再去了。所以笔者估计铃兰花的故事,是发生在七八岁或八九岁的时候;为叙述方便,姑且认定为八九岁。)一个周六黄昏,作者——“我”听母亲说了她的一个愿望:想得到一束铃兰花,在第二天带上它去教堂做礼拜。纯白而有优雅香味的铃兰花是南斯拉夫的国花(也是芬兰、瑞典的国花),花语的意思是象征纯洁和幸福,传说只要收到铃兰花就会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相信七八岁的孩子对国花的含义,像熟悉祖国的国旗一样是完全明白的。为此,第二天大早,“我”瞒着父母,悄悄地跑到“地狱”去采折,把铃兰花的惊喜送到母亲的手中。这一爱母亲的举动,看似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完成这次对母亲祈福的给予,对于八九岁的作者来说,却是个人成长中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因为他最终克服了对“地狱”的恐惧。
　　“地狱”本来是父亲租种的一块蛮荒的洼地,家人与当地土著人都称呼它为“地狱”。“我”对这块洼地生成巨大的恐惧,是以下因素造成的。第一,从小父母对“我”进行基督教育时多次提到可怕的地狱,便自然把宗教里的地狱与俗称“地狱”的洼地联系了起来,也就自然对洼地产生恐惧心理;第二,洼地本身具有可惧性。色泽可怕,“黑黢黢”的。地形险恶,三面“陡坡环绕”,只有一个隐没的“出口”。里面杂树杂草丛生,阴森恐怖,人迹罕至,只有“泉水的淙淙声响彻整个洼地”,更增添了它阴森与神秘的气氛。“地狱”的这些可怖性,让“我”自小产生了惧怕的心理感觉。第三,“不到六岁”的惊魂落魄的独身经历。父亲让“我”去洼地放牧,可那一次不是随父母去而是独身前往,只好“尽量放慢脚步,一点点走近这个可怕的地方”。想把牲口停留在山坡上,可牲口早隐没在洼地里,又只好战战兢兢地下去,不敢回头看四周。听小溪淙淙的水声反而“觉得好像有人在耍妖术”。“我”被吓得又哭又叫,泪流满面地跑向父母,并编造丢失牲口的谎言盼望得到父母的怜悯。但谎言立即被父亲戳穿,自己最终还是被父亲逼到“地狱”去。“我号啕大哭,把眼泪都哭干了,但是浑身仍哆嗦了好一阵,一直也平静不下来”,可怜而绝望的“我”又只好“揪着心”等待夜幕降临,从“地狱”逃离回家。这次惊魂落魄的经历,使“我”对洼地的恐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心灵深处把洼地和地狱完全地划上了等号。
　　作品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我”为了实施“爱母亲”的行动,而敢于冒险下那个可恨可恶可怖的“地狱”采折铃兰花,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自主创造了对母亲的“爱”。美国的心理学家埃·弗罗姆说过:“对八岁半到十岁前的大多数儿童来说,他们的问题只是被爱的问题——不论是谁都要被爱的问题。……当他被爱时,他会作出感激而欢乐的反应。在儿童发展的这个阶段,人们会注意到一个新的事实:通过儿童自己的活动创造爱的一种新情感的事实。儿童第一次想到给予妈妈或爸爸一点什么东西,——作一首诗、画一幅画、或者它是其他什么东西。在儿童的生活中,爱的思想第一次由被爱变成爱人,由接受爱变成创造爱。”(《爱的艺术》,华夏出版社第35页)唯其如此,为母亲采折铃兰花,就是“我”成长的表现;是“由被爱变成爱人,由接受爱变成创造爱”的成长转折点;铃兰花成为“我”伦理思想开始成熟的密码符号。
　　说到这里,笔者觉得必须对这篇散文的一处误读进行讨论。经查网络的教案,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去“地狱”采铃兰花,是父母有意且巧妙的安排。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出自己心愿时的时间是在黄昏,父亲又特地点明只有“地狱”里才有;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父母故意说给“我”的,于是,儿子第二天早晨的举动便成为父母安排的“必然”。这种说法过于牵强,是一种推想的误解。笔者的理由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父母前一天黄昏的话,只是提供了母亲想要一束铃兰花和只有“地狱”里才有这两个方面的信息而已,个中并没有诱导孩子去采花的肯定性暗示。第二,如果一定要孩子去采,无论是有些粗暴的父亲还是和善的母亲,不会刻意对自己的孩子转弯抹角,尤其他还是儿童。第三,文章交代得明明白白,从“不到六岁”的那次放牧受到惊吓之后,父母怕他“吓出毛病来”变成“傻瓜”,果真不再让他单独去洼地干活了。做父母明知孩子对洼地恐惧,尽管过了两三年但年龄毕竟还小,这一回也自然不会再为难孩子了。故而,“有意且巧妙的安排”纯属是猜想,是不符合情理逻辑的分析。其实,这种猜想的分析,反而否定或者削弱了“我”为母亲采花的自主性,无疑,也就削弱了“我”爱的给予与爱的创造的价值和意义。
　　这篇散文之所以让读者感动得唏嘘不已,是因为它突出的思想意义,即彰显了爱的力量。爱,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可以战胜自我,可以使胆小懦弱的人变成直面艰难险阻的勇士。与一般母亲一样,“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爱善良的母亲。作品中主要有两处描写慈母对“我”的爱心:在父亲派“我”单独去“地狱”放牧之前,她心疼、安慰,试图阻止父亲,说:“他怕‘地狱啊’!”见儿子惊魂落魄地回来,她很心疼,担心再让他去会吓成“傻子”,便地对父亲说:“以后你不要再叫他去‘地狱’……”因为母亲如此呵护、疼爱“我”,“我”便更爱自己慈爱的母亲了。当这份爱的情感在幼小心灵里发酵、涌动、升腾的时候,就有了自觉感恩并回报母亲的思想,就有了创造爱的欲望。孩子心中拥有了这份爱,就给了他勇气和力量:母亲的叹息声因此让“我久久不能入眠”,于是让“我”“在半睡不醒的状态之中,充满了一种惬意而奇妙的责任感”;于是“恰似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使我又重新迈开步子,穿过地头,径直向‘地狱’走去”;于是,“我看见了许多芬芳馥郁的铃兰花,……动手大把大把地采起来”;于是,使“我”归来时“沉浸在幸福与无限喜悦之中,更显得容光焕发”;于是,“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漾起了欣喜的微笑”……细细揣摩,作品叙说的故事就是在演绎着爱的力量怎样战胜自我的恐惧,而使“我”从此有了爱母亲、爱他人的能力与责任感。笔者感言:一个人只有从小在思想上培养了这种能力与责任感,才能在长大之后铸就对祖国、对人民有社会责任和道义的健康人格;一个连父母都不会感恩的人,其人格是永远残缺的,很难想象他会对祖国、人民能够担当多少社会责任!而这一点,应该是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师教授这篇散文时重要的“立人”的指导思想。
　　《铃兰花》在体制形式上有其独特之处。
　　比较才能看出事物的特点。胡适、老舍的同题散文《我的母亲》、孙犁和朱德的同题散文《母亲的回忆》、冰心的《南归》等,这些作品是以母亲为中心,以一些事情的记述,来描画母亲的行迹与精神品格;与之比较起来,这篇散文诚然也是写“我”与母亲,但落笔的中心是“我”而不是母亲,即使写“我”,又单纯写自己为母亲祈福而采折铃兰花这一件事。它颇似短篇小说中只写一件事的精短篇,如同鲁迅的《一件小事》、王愿坚的《七根火柴》、杜鹏程的《夜走灵官峡》(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小说中的散文”),文本的叙述方式与我们常见的英国随笔自我表现与抒情的叙述方式相去甚远,而与小说叙事毫无二致。故此,我们不妨指称《铃兰花》是小说家的散文,是“散文中的小说”(此类型的作品甚少)。它在艺术表现方面明显具有短篇小说的一些特点。散文与小说有时走得太近,《铃兰花》就是一个例子;这篇作品是非虚构性文本与小说虚构性叙事方式奇妙结合的一个经典,所以它的体制形式颇有点怪怪的“悖论”意味——真实的人事情境+小说的表现形式。于是,这篇散文就因此具备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首先,有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小说叙事的鲜明特点,就是“说故事”,并且在创造环境链、人物链、细节链交织一体的故事氛围中,进而去着力描画人物的个性与内心精神世界。《铃兰花》只是一个故事的载体:叙说着关于“我”去“地狱”采折铃兰花的故事。全文前两个部分“地狱简介”“地狱放牧”的叙说,通过环境险恶的描写,把“我”对“地狱”恐惧的心理感觉渲染得淋漓尽致;而第三部分“地狱采花”,又把险恶环境与“我”为之恐惧的心理冲突,通过“一种惬意而奇妙的责任感”予以化解,使故事有了战胜自我恐惧的完美结局。这中间关于独自“放牧”中编造牲口丢失的谎言而叛逃的曲曲折折,母亲对儿子“放牧”前后的关切与疼爱,母亲准备做礼拜前的心愿,“采花”过程“我”微妙心理的活动,以及母亲接受铃兰花意外的惊喜等等,这些铺陈与必要的交代,使故事叙述得相当完整与引人入胜。可见,讲的故事虽简单,但有起承转合、跌宕起伏的情节;虽单纯,但经过比较复杂的渲染和细节的艺术组织,使之成为一个生趣盎然的故事。
　　其次,把环境描写、动作描写与人物心理描写浑然一体地结合起来。如前所说,关于“地狱”简介部分环境描写与放牧部分的动作描写,主要是表现“我”对“地狱”十分恐惧的心理感觉;尤其“放牧”的部分的动作描写与心理描写,诸如“我战战兢兢地在‘地狱’的底部坐下来”“被吓呆了……大声哭叫着从这里跑开了”“恐惧攫住了我的心。我嚎啕大哭,把眼泪都哭干了,但是浑身哆嗦了好一阵”“我又可怜,又感到绝望,只好揪着心等待……”等等,把动作描写与心理描写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而把“我”惧怕的心理描绘得惟妙惟肖。这些都是小说的叙事手法。特别应该提一笔的是,“采花”部分的景物描写,用了很多色彩明亮而又温馨的词句,迥然有别于前两个部分。如“远方的波霍尔耶山背后,火红的朝霞烧红了半爿天,朝阳眼瞅着就要擦出它圆圆的脸蛋了”“阳光照到佩查山顶,给它抹上了一层绛紫色。青草、树木和灌木林上都披覆着露水,它们现在还只是忽闪忽闪地微微发亮”“等到旭日东升,它们在阳光下黄澄澄的像金粒和珍珠那样闪光时,又会有另外一番景象”等等,这些移情于景、移情于物的描写,正如王国维所说“物皆著我之颜色”,把“我”内心因那种爱母亲的使命而忘却恐惧、战胜恐惧的欢快心情,很生动、形象地烘托并表现了出来。
　　第三,用欲扬故抑、相反相成的手法,制造了叙说故事的悬念感。
　　作者叙说这个童年采铃兰花的故事,很讲究叙述的扬与抑结合的艺术辩证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写“地狱放牧”的部分所花的笔墨很多,篇幅比“采花”的主体部分少不了多少。本来在“地狱简介”之后,完全可以直接写“采花”,可作者对此故意按下不表,却放肆笔墨,去写父亲指派“我”去“地狱”放牧的经历;并突出描写了恐惧使“我”惊惶、苦闷、幻灭、孤独等等万般无奈的心理情状。这里 “放牧”的抑,正是为了下文写“采花”的扬。写对“地狱”的无限恐惧,正是为了写“采花”的不恐惧,以前者与后者思想情绪的强烈反差,强调了“我”为母亲创造爱而克服恐惧的勇气与力量;显然,欲扬故抑与欲扬先抑,创造了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从另一方面看,文似看山不喜平。先简介“地狱”的可怖性,再写地狱“放牧”的惊魂落魄的恐惧体验,这有意识的先“抑”故“抑”,先曲写后直写,就为作品主体部分写“地狱采花”进行了“蓄势”的铺垫。同时,调动了读者的悬想疑念,让读者带着恐惧感和“能否顺利为母亲采到铃兰花”的问题,有期待地阅读下文采花的整个过程。
　　外国美学理论里有“意象”的理论,大体与我国的“意境”说相仿佛。按照中国读者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心理定势,“铃兰花”作为散文的标题颇有些托物言志的象征意味。关于铃兰花有种种传说,如它是森林之神圣雷欧纳德与大毒蛇搏斗而死,是其精血的化身;如传说铃兰是圣母玛丽亚哀悼基督的眼泪变成的,故而又把铃兰称为“OurLady’sTears”即圣母之泪;如俄罗斯一位叫琅得什的少年,为了他的爱人维丝娜(俄文becena即春天的意思)离他而去而伤心欲绝,少年的泪水变成了白色的花朵,等等。联系这些美丽动人的传说,同时联系《铃兰花》中“我”为母亲采花的思想行为,可以让读者发挥诗性想象,思索洁白、幽香的“铃兰花”所象征比附的人性美的寓意。从这个意义上说,《铃兰花》不仅是“散文中的小说”,而且是作家献给自己母亲的一首抒情诗。
　　
　　(扬州大学文学院;2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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