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从西周封建礼乐教化中发展出来的。礼乐施及的对象是由血缘宗法文化结合起来的、享有受教育权利的贵族们。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父子,又是君臣,从低到高分为士、大夫、公卿、诸侯、天子五个等级,可以统称为“君子”;而庶民与奴隶则是刑罚施及的对象,古代称为“庶人”“庶民”“民”或“小人”。由于封建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所以礼乐政治是德治而不是法治。
　　与很多旧贵族不同的是,孔子虽然主张君子统治小人,但他坚信君子之所以能够统治小人,是因为君子受过教化,具备道德。君子的责任就是引导小人向善,使之成为君子,而不是对小人施加刑罚。他说君子的德性就像风,小人的德性就像草,草总是随风倒。统治者追求善,民众一定会追求善。治理民众不是用杀戮的方法去除恶人,而是将正直的人放在不正直的人群之中,从而使不正直的人变得正直。比如舜做了天子,在众人当中选拔了皋陶,不仁的人便躲得远远的了①。所以在孔子这里,君子的内涵更多地指向了道德品行而不是社会等级。孟子也认为,搞好政治并非难事,只要不得罪巨室,也就是那些有影响的公卿大夫们就行了。他们敬重的人,全国人都会敬重;全国人都敬重的人,天下人都会敬重。这样,道德教化就会放之四海②。但是有影响的公卿大夫首先是有道德的人,孟子指出,只有仁人才有资格成为统治者。如果一个不仁的人身居高位,那简直是将罪恶流播于民众。统治者无道残暴,民众就无法可依。政府不遵守道义,工匠就不遵守规矩。君子违反礼义,小人就触犯刑律,这样的国家能在世上存在就算万幸了③。
　　孔子出身于士的阶层,是低级的贵族,可是他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所在的鲁国一直是大贵族季氏、孟氏、叔氏三家把持国政。孔子经常批评他们专横跋扈、横征暴敛和僭越礼制的行为,他说:“天下有道,大夫不会专政;天下有道,庶人们不会议论政治。”④他的学生冉求做季氏的家臣,帮助季氏聚敛财富,孔子竟对弟子喊道:“小子们,敲着鼓去声讨他!”⑤而当季氏在家里欣赏周天子的舞乐时,孔子叹道:“这样的事情,他们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⑥他深刻地看到君子们是首先破坏礼乐的人,特别是公卿大夫这些权位高的君子们失去了道德与文化修养,放纵自己的欲望,破坏礼的秩序,不能为民众树立榜样,甚至谋杀自己的父兄与君主,所以他们失去了统治者的资格,小人们也会按照他的样子犯上作乱。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向他询问政治,孔子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主要做好君主,臣子要做好臣子,父亲要做好父亲,儿子要做好儿子。齐景公听了很高兴,说:“是啊!如果君主不像个君主,臣子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国家再富,粮食再多,我也吃不到嘴了。”⑦孔子晚年,季康子经常向他咨询政治。孔子告诉他:“所谓‘政治’的‘政’,就是‘端正’的‘正’。你自己端正,谁还敢不端正?”⑧季康子又问:“现在盗贼如此之多,您看有何办法?”孔子讥讽他说:“只要您没有贪欲,就是去悬赏庶民们去盗窃,他们也不会干的!”①所以,孔子竭力主张以礼治国,维持政治与文化秩序。他追问过: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这有什么难的呢?不能以礼让治国,那又何必需要礼呢?②弟子子路问他,如果让您来治理一个国家,您第一件事做什么?孔子说:“端正名分。”子路说:“夫子真是迂腐!名分有什么值得端正的呢?”孔子正色道:“你怎么如此粗野?君子对于不明白的东西决不妄说。名分不端正,话就没法说得顺;话说不顺,事就办不好;事办不好,礼乐就不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会适当;刑罚不适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③
　　孟子与孔子一样,也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每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身④。但是孟子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大不相同了,礼乐教化已经被摧毁殆尽,诸侯兼并剧烈,战乱不休,民众流离失所,政治失去了道德理想,完全成为实现私利和强权的工具。所以,孟子不再刻意地强调礼乐的外在秩序,而是强调礼乐的内涵,呼吁行仁政;主张道义,反对私利;主张保民,反对强权。他认为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天下是因为仁,失天下是因为不仁。国家兴废存亡都是因为仁与不仁。天子不仁,不能统治四海;诸侯不仁,不能统治国家;卿大夫不仁,不能保有自家的宗庙;士与庶民不仁,不能保全性命。现在人的都怕死却乐于做不仁不义的事,这和怕醉酒又非要喝酒一样荒唐⑤。
　　对民众施行仁政的理想首先是由孔子提出的,他认为治理一个大国,要能敬慎守信,节省财用,爱护人民。动用民众做事,不能违反农时节令⑥。他又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让仁道施行于天下⑦。如果让一位善人来治一个邦国,要经过一百年才能消除残暴和杀伐⑧。不过,“仁政”二字最早由孟子喊了出来,他阐发和丰富了仁政的内涵。
　　按照孟子对人性的判断,人生来就具备良知、良心、善性,所以他说:“人人都有怜悯别人的心情。古代的圣王因为有这样的心,才推行怜悯人民的仁政。”⑨普遍的人性是人类政治的根据,这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要出发点。仁政完全出于善性的发动,完全出于道德动机;仁是政治的目的,丝毫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孟子说“尧舜推行仁义,完全出于本性;商汤和周武王靠的是履践仁义;而春秋时代的五位霸主只是假借仁义来谋求私利。长期借着不还,都不知道这东西原来不是自己的了”⑩。不过按照孟子的逻辑,即便是残暴贪戾、厚颜无耻的君主,也具备推行仁政的天性,只是他们为贪欲和利益所蔽,丧失了天良。齐宣王就是这样的一位君主,孟子曾经与他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话。
　　一次齐宣王请孟子给讲讲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如何称霸天下的事迹。孟子断然拒绝道:“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从没谈过这些事,作为后学者,我也不可能听过这些霸主们的霸道政治。大王如果要我谈论征服天下的事,那就与您谈谈以道德统一天下的王道政治吧!”
　　齐宣王渺茫地问道:“那要具备什么样的道德才能够以王道统一天下啊?”
　　孟子说:“安抚、保护人民就能统一天下,无敌于天下!”
　　齐宣王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回道:“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够安抚人民吗?”
　　孟子说:“当然可以?”
　　“您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
　　孟子说:“您的侍从胡龁告诉我,有一天大王坐在朝堂上,见臣子牵牛从堂下经过,大王您问道:‘牵牛上哪儿去?’臣子回道:‘宰了祭钟。’您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无辜可怜的样子。’臣子说:‘那么就不祭钟了?’您说:‘怎么可以呢?换只羊吧!’确有此事吗?”
　　“确有此事。”
　　孟子说:“大王有这样的用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老百姓们都认为您用羊换牛是小气吝啬,我早就知道你是出于不忍。”
　　齐宣王说:“是啊!确实有人这样议论我。齐国虽然不大,但不至于舍不得一头牛吧?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颤抖无辜的样子,这才让人用羊代替。”
　　孟子说:“不过大王也要理解为什么百姓们这样说您。用小的羊来代替大的牛,老百姓哪能理解大王的深意。他们认为,如果大王是出于怜悯的话,那么杀羊与杀牛又有什么不同呢?”
　　齐宣王听了,无可奈何地笑道:“这下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我的确不是因为吝啬才用羊代替牛的。老百姓如此不理解,只得让他去说吧!”
　　孟子说:“百姓这样说您没有关系。大王您的这种不忍之心正是仁爱之道啊!因为您见到了这头牛而没有见到那只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活着的样子,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听到它的哀叫,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君子远离屠宰场和厨房。”
　　齐宣王高兴了起来,说:“您真是像《诗经》里唱的那样:‘别人有心,我能揣测。’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做了,反躬自问,却不知道为何如此。夫子您这样一说,正说到我的心里去了。不过,您说我这种不忍之心合乎王道政治,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如果有人向您禀告,自称能举起三千斤重的东西却拿不动一根羽毛;能辨察秋天鸟儿身上长出的细绒毛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木柴,您能相信他的话吗?”
　　“当然不信!”
　　孟子分析道:“如今大王的仁爱能够施及到禽兽,却不能推及到百姓。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所以,拿不动一根羽毛,不是没力气,而是因为不肯用力气;看不见一车木柴,不是眼瞎了,而是不肯看一眼;老百姓得不到安抚,生活不能安定,不是大王不能保护,而是不愿意推恩施仁。所以,大王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是您不愿意去做,而不是您不能做!”
　　“不愿意做和不能做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说:“挟持泰山超越北海,说:‘这可做不到。’这是真的不能做。给长者折个树枝,却说:‘这可做不到。’这就是不愿意做而不是不能做。所以大王您不推行王道,不属于挟持泰山超越北海之类的事情,而是属于给长者折个树枝之类的事情。”①
　　战国时代,由于各国的争霸战争规模扩大,纷纷奖励农耕,争夺民众。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内的赋税与兵役的征用,富国强兵的主张只是将人民当作工具,不断地加重对他们的盘剥与压榨。孟子深感时代的变迁和百姓的生存危机,他警告这些国君:“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而那些珠宝美玉,都是危害性命的祸殃。”②三宝之中当然应该特别重视人民和民心。他说:“人民最为贵重,社稷神灵为次,而君主的地位最轻。所以能得到民众拥戴的人便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赏识的人便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赏识的人便可以做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国家就撤换他。用肥美干净的祭品按时供奉神灵,可是这个神灵仍不能保佑人民免遭水旱灾害,那就改祭其他的神灵。”③
　　要拥有民心,只有施行仁政。他说:“夏桀和商纣王这两个暴君之所以丧失天下,是因为丧失了人民;之所以丧失了人民,是因为丧失了民心。获得天下有可行的方法,拥有人民就拥有了天下;拥有人民也有可行的方法,拥有民心就拥有了天下;拥有民心也有可行的方法,增加他所希望的东西,去除他们厌恶的东西。人民归附仁政,就像水流向低处,兽奔向旷野。所以,为深池驱赶来鱼群的是水獭,为森林驱赶来鸟群的是鹞鹰,为商汤和周武王驱赶来人民的是桀、纣。现在只要有一个诸侯施行仁政,天下的诸侯就都为他驱赶人民了。他就是不想统一天下,也做不到了。可现在这些想要统一天下的诸侯们,好像是那些害了七年病的人要用放了三年的陈旧艾草来医治一样,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平时不贮存艾草,终身都得不到。如果不想推行仁政,终身都伴随着忧患与耻辱,甚至死亡。”①
　　他深刻地看到了仁政和民心的伟大力量,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每边城墙只有三里长的小城池,它的外廓每边仅长七里,围着它攻打却不能取胜。试想能围着它攻打,一定得到了上天赐予的战机;可是却不能攻占,这说明上天的时机不如地理的便利。如果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和盔甲不是不坚利,贮存的粮食不是不充足,但大敌当前便弃城而走,这说明地理的便利又不如人心的和合。所以我认为:制约人民并不依靠国家疆界,守卫国家并不依靠山川险阻,威服天下并不依靠兵器甲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就是说,施行仁政,根据道义,帮助他的人就多;不行仁政,丧失道义,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致,连亲戚都背叛他;帮助的人多到极致,天下所有的人都顺从他。如果天下都顺从的人攻打亲戚都背叛的人,那么仁义之人本来是不用发动战争的,如果发动了战争,必胜无疑!”②
　　孟子还警告国君们:人民的生存固然要靠你们的仁心与仁政,可是,国君和社稷的安危更要依靠臣民们的仁义之心。孟子见到梁惠王时,梁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来到我们魏国,一定有给我带来利益的教诲吧?”孟子同样断然拒绝道:“大王!你何必开口就谈利益?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如果做国君的人成天问如何对我的国家有利;做大夫的成天问如何对我的封邑有利;士与百姓也会成天问如何对我个人有利。上上下下都在相互追逐利益,这个国家就危在旦夕了。装备了一万辆战车的大国,谋杀国君的一定是装备了一千辆战车的大夫。装备了一千辆战车的小国,谋杀国君的一定是装备了一百辆战车的大夫。在这些万辆、千辆战车和国家里,大夫们拥有千辆、百辆战车,这不能不说是家大业大了。可是如果他们只知道谋求私利而不知仁义,那么这些人不将国君的产业侵夺占有了就不肯罢休。然而,从来没有仁爱的人会抛弃自己的父母,也从来没有道义的人会轻慢自己的君主。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要讲什么利益呢?”③
　　不过孟子并不天真,他深知这些统治者集团中的君臣们迷恋于称霸天下,驱使民众,无休无止地征战,他们的良心已经丧失殆尽,人民因此饱受残暴和虐待。所以,他除了无可奈何地劝说,就是严厉无情地批判与抨击。他指责梁惠王:“您的猪狗吃着人吃的食物,却不知道检点制约;路上有人饿死却不知道开仓放粮,赈灾济民。老百姓饿死了,您却说:‘不是我的罪过,是今年的收成不好。’这与拿刀杀了人,却说‘不是我杀的,是刀杀的’有什么不同?您只要不委过归罪于年景和收成,这样,天下的百姓就会来投奔您了!”④孟子的话让我们想起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抨击残暴的城邦僭主克里提阿斯的话:“我感到惊异的是,一个牧人,当他牧养的牲畜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却毫不承认自己是个坏的牧人;更令我感到惊异的是,一个城邦的首长,弄得人民越来越少,情况越来越坏,这个人却毫不自惭形秽。”⑤
　　最违背仁政的事莫过于横征暴敛和发动战争。孟子说:“对百姓征收的东西有三种:布帛、粮食和劳役。君子征收其中的一种,就不应该征收另外两种。如果同时征收两种,老百姓就会有人饿死。如果同时征收三种,那么父亲便照顾不了儿子,儿子也不能孝养父亲了。”⑥他对学生说:“像冉求那样为不施仁政的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臣子,都遭到孔子的唾弃,更何况那些为君主发动战争的人?为争夺土地而战,杀人遍野;为争夺城池而战,杀人满城,这就是用土地来吃人,其罪恶之大,死有余辜。所以善于征战的人应该处以极刑;善于操纵外交的人应该处以重刑;督促百姓开垦荒芜、拓耕田地的人也该处以刑罚。”⑦与臣子相比,暴君的罪恶更大。齐宣王问他:“商汤曾经流放了夏桀,周武王讨伐过商纣王,有这些事吗?”孟子说:“史传上记载过。”齐宣王又问:“这不是臣子杀害君主吗?这难道是可以的吗?”孟子答道:“贼害仁的人叫做贼。贼害义的人叫做残。残贼的人又称为‘独夫’,我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独夫’纣王,从未听说他杀害君主!”①
　　孟子经常设计一些问题让国君们回答,将他们逼到尴尬的境地。他问梁惠王:“用木棒打死一个人和用刀杀死一个人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答道:“没什么不同啊?”孟子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梁惠王答道:“也没什么不同!”于是孟子严正地指出:“你的厨房里挂满了肥肉,马厩里站满了肥马,可您的人民面黄肌瘦,饥饿者倒毙于郊外,您这是率领野兽来吞食您的人民啊!人们见到野兽们自相残食都觉得恶心;老百姓的君主和长官们,是百姓的父母,可是施行起政治来却好像率领野兽来吃人,这样的人怎能配得上做人民的父母?孔子说:‘最早制作土俑木偶来作殉葬品的人都应该断子绝孙吧?’因为土俑木偶很像人的形状。像这样的不人道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那么让人民饥饿至死又应该如何呢?”②他问齐宣王:“大王您有个臣子去楚国游历,将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等他回到齐国,见到妻子儿女饥寒交迫,他应该如何对待这个朋友呢?”齐宣王愤然地说:“和他绝交!”孟子接着问:“如果一个法官不能管理好他的下级,应该如何对待他呢?”“将他撤职!”孟子最后问道:“如果一个国家治理得不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只得窘迫地回过头去,左右张望,胡乱扯些别的事了。这件事,《孟子》中生动地描写为“王顾左右而言他”③。
　　更为可贵的是,孟子不仅仅批判和抨击诸侯们的暴政,而且对他主张的仁政有着精致的设计和描绘。
　　儒家主张的仁政非常简单,也非常符合现代政治的理念,那就是先富民,后教民。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的。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称赞道:“人口多稠密啊!”给他驾车的冉求说:“有这么多的人,如何治理他们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冉求又问:“富起来以后呢?”孔子说:“让他们受教育!”④不过,战国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并不见得赞同儒家的主张。比如道家的老子就主张让老百姓吃得饱,过得安逸,身体强壮,但不要让他们受教育,有智慧,有胆识。这样,老百姓就没有知识,没有欲望,那些有知识的人也不敢有所作为,这样天下便太平了⑤。还有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的法家,也反对教育民众,甚至将《诗》、《书》、礼、乐、孝悌、仁义、诚信等当作国家的祸害⑥。相比之下,儒家以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而道家和法家则以君主作为国家的主体。
　　孟子对梁惠王和齐宣王这样的大国君主描绘过什么是像样的人民生活⑦:
　　
　　不在农民忙于种田的时候征派劳役兵役,谷物就多得吃不完。不用细密的网到小池沼里一网打尽,鱼鳖也多得吃不完。在规定的季节里砍伐林木,木材也多得用不完。粮食和水产吃不完,木材用不尽,如此便让老百姓能养活家小,安葬父母,没有什么遗憾。老百姓没有什么遗憾,就是王道的起点。
　　五亩大的家园,种上桑树,农夫到了五十岁就能穿上丝绵袍袄。鸡、狗、猪等家禽家畜都能够喂养繁殖,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每家能有一百亩土地,不要妨碍他们的生产,几口之家就不再饿肚子。然后再好好地办些学校,教育百姓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道理,头发斑白、上了年纪的人就不用头顶背负着重物,奔波于道路之上。七十岁的人能穿上丝绵吃上肉,老百姓不受饥寒,这样还不能受到天下人的拥戴,从来就没有过啊!
　　
　　他也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君主滕文公系统地阐述过仁政的内容①:
　　
　　老百姓的事情,一刻都不能迟缓。《诗》里面不是说吗:“白天割茅草,晚上搓成索。赶紧修房屋,按时播五谷。”老百姓的道理是,有稳定的产业就有安定的心,没有稳定的产业就没有安定的心。如果没有安定的心,就要胡作非为。而等到他们犯了罪再加以处罚,这等于是陷害他们。哪有仁爱的人会如此治理他的人民的呢?所以贤能的国君一定恭敬节俭,礼待臣下,按照一定的制度征收人民的赋税。从前鲁国的委氏的宰臣阳虎曾经说过:“想要致富就不能仁爱,想要仁爱便不能致富。”
　　夏代实行五十亩一“贡”的制度,商代实行七十亩一“助”的制度,周代实行一百亩一“彻”的制度。这三种制度名目不同,但都是十分抽一的税率。所谓“彻”,就是“通彻”的意思,说明这是一种通行的征收赋税的制度;所谓“助”,就是“借助”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借助人民的劳力耕种公共的土地。古代有位叫龙子的贤人曾经说过:“就田赋来说,最好的莫过于‘助’的制度,最不好的莫过于‘贡’的制度。”因为贡的制度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定出来的征收成数。丰年时谷米到处都是,多征一些算不上苛刻,而遵守贡的制度就不能多收;灾年收获的粮食还不够来年施肥的费用,而遵守贡的制度就不能少收。都说国君是人民的父母,却让人民终年劳作,忙碌不休,不能好好地赡养父母,还要借贷举债来交纳赋税,使老人、儿童饥寒倒毙于沟壑之中,这怎能称得上是人民的父母呢?贵族君子们都有世袭的田赋俸禄,这在你们滕国早就实行了。可是正如《诗》里所说的那样:“雨下到了公田里,再落到我的私田里。”这说明周代的老百姓也有自己的私田收入,只有“助”的制度才有所谓的公田,由此可见周代也是施行“助”的制度的。
　　人民有了收入,就要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他们。庠,就是养老的意思;校,就是教育的意思;序,就是学习射术的意思。这三者都是基层的学校,夏代称为校,商代称为序,周代称为庠,而学则是夏商周三代都设置的国立学校,这些学校都是为了阐明伦理道德。上层的君子们自觉遵守伦理道德,下层的百姓就会相互亲爱。您只要这样去做,将来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会来效法你们滕国的,这样您就成为王者的老师了。
　　《诗》里说:“我周邦虽古,但国运新兴。”这歌颂的是周文王的兴起。您努力地实践吧!让您的滕国欣欣向荣!
　　
　　所以,仁政的精髓,就是使每一个人能够富足地生存并接受教育,实现人的道德价值。经济制度以为民置产为目标,教育制度以伦理道德为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对“助”的制度特别赞赏,在孟子那里,这种耕作与生活方式被描绘成“井田”或“井地”。一次滕文公让大臣毕战来向孟子请教何为井田。孟子说:
　　
　　仁政一定从划分田界开始。田界划分得不标准,井田就不均匀,收来作为贵族俸禄的田赋就会收得不公平。凡是暴君和贪官们都会乱划田界以剥削百姓。田界划得正确,如何分给百姓田地,如何制定贵族的俸禄,容易得坐下来就可以决定。
　　你们滕国土地狭小,可也得有君子,有农夫。没有君子无法治民,没有农夫无法养活君子。我建议你们对农夫实行“助”的制度,九分抽一;对城市的工商业者实行“贡”的制度,十分抽一。公卿以下的士应该拥有耕种五十亩供祭祀的土地的劳力,如果他家还有多余的劳力,可以每人再配给二十五亩。这些农夫们无论居住或死葬,都不出乡里。同乡同井,在平常的生活中相互友爱、关照、帮助,有了病相互帮扶看护,这样百姓们便亲爱和睦。方圆一里为一井,每井有井田九百亩,当中一百亩作为公共的田地,叫公田,其他八百亩分给八家作为私有的田产,每家一百亩私田。这八家共同耕种公共田地,公共田地里的事干完了再来料理自家的私田。公共田地里的收获是供养贵族官吏们的俸禄,私田里的收获是农夫们的财富,以此区别贵贱尊卑。我说的只是个大概,如何实施就靠您和国君了。
　　
　　当然,孟子说的井田制是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古代农村公社土地制度,在古代的公社中,公田里的收获是用作公共开支的。后来,社会进入了封建制国家,当一个农村公社中的土地和人民都分封给某个贵族之后,公田地里的收入就成了贵族的俸禄。当然,理想的贵族也应用公田里的收获进行公共建设或赈济贫困灾荒。不过,早在西周后期,人民便不愿意白白地耕种领主的公田了。到了春秋时代,公田更是大量荒芜,很多农夫离开乡井村社开垦私田。公元前645年,晋国就曾颁布了两道法令,一是承认平民们新开垦的土地是他们的合法财产,二是征收他们的田赋用作军费。这样,农村公社中集体耕作的农夫们纷纷变成了一家一户的自耕农。哪个国家施行这样的制度,哪个国家的国君便能征到更多的税,变得强大起来。早在孔夫子诞生之前,他的家乡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就实行了按田亩征税的制度,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战国时,井田制度更是江河日下。大概在孟子出生的年代前后,商鞅在秦国变法,奖励垦荒,废除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公开买卖,无田耕种的农夫,由政府授田一百亩,并统计户口,按人征赋。奠定了此后统一帝国的土地制度。并且,官吏们不再受封土地,而是由国家发给粮食作为俸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贵族封爵领地的制度。孟子主张井田制,遭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讥笑,那么,为什么孟子如此喜欢这套老掉牙的土地制度呢?
　　其实孟子看重的并不是井田制的生产能力,而是看重井田制中包含的农村公社的文化传统,看重其中的道德力量和人类温情。井田制只借助民力,不征收租税,这样便可以组织民众,培养民众为公奉献的精神和大家庭式的亲情,是一种凝聚着伦理道德的耕作与生活方式。而战国的自耕农在受到新土地制度利益诱惑的同时也深受这种制度的冷酷盘剥,因为国家和地主更加直接地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控制自耕农,横征暴敛。单薄贫弱的小家庭的生产能力往往抵抗不了天灾人祸,在无助的情况下只有出卖或放弃自己的土地,成为雇佣或流民。井田制可以保有农夫的一百亩私田的收入,过上能够养活家小,安葬父母,没有什么遗憾的生活。而新的土地制度不仅能让农夫丧失土地,而且丧失了亲爱和睦的风俗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家园。此外,孟子看到滕国是一个土地狭小的国家,也没有荒地可供开垦以增加国家的收入,他想让一个小国借此建立道德秩序,推行仁政,凝聚一个国家最为宝贵的人民和民心。孟子说:“凭着武力,假借仁义来征服天下的人能够称霸,可是称霸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以道德推行仁义的人能够称王,天下人都打内心归服他,所以不必依靠强大的国家。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小邦国便称了王,周文王凭借上百里的小邦国也称了王。”①
　　孟子虽然不谈论谋求利益的事情,但对于贸易也有独到的见解。齐国是海滨国家,鱼业和盐业非常发达。春秋时代,管子通过发展贸易、调整物价货币等经济手段辅佐齐桓公称霸,它的首都临淄家给户足,奢侈繁华,是个国际化的商业都市。贸易的繁荣给国家带来了充足的商业税收。当时诸侯国的工商业税收有三种,一是所谓的“廛”,即屋基税;一是“市”,即营业税;三是“关”,即国际间的关税。孟子却主张行仁政的国家应该实行零税收制度。商人在市场上营业,政府提供场地储存货物而不征收屋基税;货卖不出去,政府依法收购,不让货物积压太久。这样,天下的商贾都高兴,都愿意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这个国家的市场上。关卡之上只对货物进行稽查而不征收关税,这样,天下的商旅都高兴,都愿意打这个国家经过。天下的人民都愿意到这个国家居住,邻近国家的人民也会像对待父母一样爱戴这个国君。如果邻国的君主要驱使民众攻打这个国家,就如同率领他的子女来打他们的父母,自打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事。这样才叫无敌于天下,要不能统一天下才怪呢!②
　　更有趣的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经济学术语“垄断”恰恰出自他的创造,或许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主张反垄断的人。一次,他在谈论某个贵族把官职都给自己的子侄做,他说:“这应该叫做‘垄断’。古代的集市贸易,是为了拿自己拥有的东西换取自己短缺的东西,由市场的机构管理相关的事务。可是就有那么一个卑鄙的家伙,非要登上一个断耸的垄冈之上,左右张望,操纵行市,想把好处一网打尽。大家都觉得他可恨,便发动起来抽他的税。因此就有了向商人征收税的制度。”③千万不要以为孟子的零关税和反垄断的主张与我们当今自由贸易的经济主张不谋而合,他只是从道德的角度批评以谋利为目的的政治而已,但我们不得不为他深远的智慧而感到惊讶。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是一个汲汲于用世的人。不过,战国时期,君臣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大贵族家室的不断衰落,加之越来越多的平民受过教育,平民士人在政治和外交舞台上愈加活跃。各国统治者为了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纷纷养士,争夺人才。出身平民的官僚或者来自其他国家的客卿们与国君之间没有宗法血缘关系,因此君臣关系不再像春秋时代那样仅仅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法家韩非子于是认为君臣之间其实是利益交换的关系。君主用赏罚两种手段驾御大臣,大臣由于要获得利益,所以畏惧君主。而儒家处理君臣关系的原则就复杂得多。
　　孟子则主张君臣之间凭借道义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君与臣必须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与道德境界,是一个道德与文化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君臣是平等的,都需要由圣人或君子来担任。他说:“规矩是方圆的标准,圣人是做人的标准。如果做君主,就要尽君主之道;如果做臣子,就要尽臣子之道。两种道都不过是效法尧舜罢了。不以尧舜的方法事奉君主,就是对君主不敬;不以尧舜的方法治理国家,就是残害人民。”①正因为如此,孟子固然主张臣下敬重君主,但更强调君主对贤人君子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赏赐财富而是能让他实现自己的抱负。孟子说:“当年鲁缪公经常问候子思,经常送肉食给子思,子思非常不高兴。终于将送东西的人赶出大门,他向朝廷的方向行礼后严正地拒绝了。说:‘我今天才知道,国君只不过将我当作犬马一样来豢养!’大概从此鲁缪公不敢再给子思送礼了。他喜欢贤人,却不能重用,还不能合乎礼义地供养他们,这能称得上是喜欢贤人吗?”②有个叫陈子的人问孟子:“古代的君子出来做官的原则是什么?”孟子说:“有所谓的‘三就三去’之说。君主对他既有礼貌又听从他的建议,便出仕就职;礼貌不够恭敬,又不听从建议,便离他而去。其次呢,虽不听从建议,但非常有礼貌,便出仕就职;礼貌不够恭敬,便离他而去。最差的一种呢,早上没有吃的,晚上也没有吃的,饿得连门都出不了。这时国君知道了,说:‘我不能推行他的理想,又不能接受他的建议,让他在我的国家饥饿不堪,这是我的耻辱!’于是周济他。这也可以接受,只是保全性命罢了。”③
　　一个真正的大臣,他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在道德上匡正君主。他说:“那些弄权执政的小人们是不值得谴责的,他们搞的政治也不值得去议论。只有正直的大人君子才能校正君主不正当的用心。君主仁,就没有人不仁;君主义,就没有人不义;君主正,就没有人不正。一旦使得君主端正了,国家也就安定了。”④在孟子眼里,大臣有三种。一是专门侍奉君主的,那只需讨好君主,让他高兴就行。一是安定国家的社稷之臣,只有社稷安定了他才会高兴。还有一种人可以称之为“天民”,他以天下为己任,只有道义能通行于天下时,他才去推行。而达到最高境界的是所谓的“大人”,他只要将自己端正了,天下万物都随之而端正。
　　孟子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一次他准备去见齐王,这时恰巧齐王派人来说:“我本来想来看看您,但是我受了风寒,不能吹风。不知您是否能来见我?”孟子知道这是齐王不愿来见他的借口,便回道:“对不起,我也有病,不能上朝了。”第二天,孟子要外出吊丧,弟子公孙丑说:“您昨天刚托病不上朝,今天却出去吊丧,这不太合适吧?”孟子说:“昨天我生病,今天好了,有何不可?”可就在这时,齐王却让人带了医生来探问孟子的病情。弟子孟仲子一边应付来人说先生病好了一点,已经上朝去了;一边让人赶紧通知孟子上朝。孟子无可奈何,只得到景丑家里避一避。
　　景丑问孟子:“家里的父子关系,国中的君臣关系,是两种最重要的人伦。父子之间要恩爱,君臣之间要恭敬。我看齐王对您很敬重,您却不太敬重齐王啊!”
　　孟子回敬道:“唉,您这说的是什么话!齐国没有一个人愿意与大王谈论仁义,他们难道认为仁义是不好的东西吗?只不过他们心里想:‘大王这个人,哪里值得与他谈论仁义!’这才是对齐王最大的不敬!而我,只要不是尧舜之道,从不敢对大王谈论,所以整个齐国都没有人比我更敬重大王!”
　　景子说:“先生此言差矣!按照礼义,父亲如唤儿子,只说一声‘唯’,连‘诺’都不说就赶紧去了。君主召唤,不等马车准备好就先走了。您本来是要去朝见大王的,可一见大王召您反而不去了,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吧!”
　　孟子说:“难道是这样吗?曾子说过:‘晋国、楚国的国君可谓富不可及。可他们有财富,我有仁;他们有权势,我有义。我有什么比不上他们的呢?’曾子不会说没有道理的话的!天下公认的尊贵的东西有三个,一是爵位,一是年龄,一是道德。在朝廷上以爵位为尊,在乡里以年龄为尊,在辅助君主治理人民方面以道德为尊。齐王怎能凭借他的爵位来轻慢我的年龄和道德呢?凡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召唤不动的臣子,如要商量事情,他必须到臣子那里去。国君如果做不到尊敬道德,喜爱仁义,就不值得与他共事。因此商汤先向伊尹学习再让他成为臣子,不费劲就统一天下。齐桓公先向管仲学习再让他成为臣子,不费劲就称霸天下。如今天下各国,土地大小和政治能力都差不多,可是旗鼓相当,不能有胜出的国家,没别的原因,喜欢让听他话的人做臣子,不喜欢让能够教诲自己的人做臣子。汤不敢召伊尹,桓公不敢召管仲,管仲这种只能施行霸政的臣子尚且不能召之即来,何况那些不愿意做管仲的人呢?”①
　　不愿意做管仲的人正是孟子。弟子中的公孙丑是齐国人,一次问孟子:“老师如果在齐国做了当权的大臣,您能复兴管仲、晏子的功业吗?”孟子答道:“你可真是个齐国人,只知道有管仲、晏子罢了。以前有人问曾子的儿子曾西:你与子路比怎么样?曾西说:子路是我父亲敬畏的人,我怎能与他相比?又问:与管仲比呢?曾西非常不悦地说:你为什么拿我与管仲比呢?管仲这个人,国君对他如此信任,执政时间如此长久,可功业却如此微不足道。干嘛拿我和他相比?连曾西都不愿意与管仲相比,难道你认为我愿意学他吗?”②
　　还有一次齐宣王向孟子询问公卿的责职。孟子问他问的是哪一类的公卿。齐王说:“公卿还有不同的类别吗?”孟子说:“当然不一样啦。有的是大王的贵戚公卿,有的是异姓公卿。”齐王问:“请问贵戚公卿。”孟子说:“国君有大的过失便要进谏,反复劝谏还是不听,就将国君废除。”齐王听了勃然变色。孟子又说:“大王不要诧异。您咨询臣下,我不敢不说实话。”齐王定了定神,接着问异姓公卿。孟子说:“国君有过失便要进谏,反复劝谏还是不听,便离他而去。”③
　　如果君主过于残暴,丧失了道义,做臣下的不仅可以离开他,甚至可以将他视为人类的公敌。孟子说:“没有罪名而杀戮士人,大夫们可以离开这个君主。没有罪名而杀戮百姓,士人也可以离开这个君主。”④他告诫齐宣王说:“君主将臣下看成自己的手足,臣下就会将君主看成自己的心腹。君主将臣下看成犬马,臣下就会将君主看成不认识的路人。君主将臣下看成泥土草芥,臣下就会将君主看成仇敌。”⑤一千七百多年以后,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读了上述文字后,大为震怒。他是个有抱负的暴君,居然下令全国停止祭祀孟子。可是孟子的思想已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士大夫们。刑部尚书钱唐站出来抗议皇帝说:“臣愿为孟子而死,死了也光荣!”皇帝被迫无奈,只得收回成命。这种为维护道义而不怕死的精神,就是孟子说的“浩然之气”,在中国古代又叫做气节。正是这种气节,使得受孔子和孟子思想教育的官僚士大夫们与私欲膨胀的暴君和奸臣们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的关系。
　　
　　(南京大学文学院;210093)
　　
　　注:
　　
　　 ① 《论语·颜渊第十二》19章、22章。
　　 ② 《孟子·离娄上》6章。
　　 ③ 《孟子·离娄上》1章。
　　 ④ 《论语·季氏第十六》2章。
　　 ⑤ 《论语·先进第十一》16章。
　　 ⑥ 《论语·八佾第三》1章。
　　 ⑦《论语·颜渊第十二》11章。
　　 ⑧《论语·颜渊第十二》17章。
　　
　　
　　 ① 《论语·颜渊第十二》18章。
　　 ② 《论语·里仁第四》13章。
　　 ③ 《论语·子路第十三》3章。
　　 ④ 《孟子·离娄上》5章。
　　 ⑤ 《孟子·离娄上》3章。
　　 ⑥ 《论语·学而第一》5章。
　　 ⑦《论语·子路第十三》11章。
　　 ⑧ 《论语·子路第十三》12章。
　　 ⑨ 《孟子·尽心上》21章。
　　 (10) 《孟子·尽心上》30章。
　　
　　 ① 《孟子·梁惠王上》7章。
　　 ② 《孟子·尽心下》28章。
　　 ③ 《孟子·尽心下》14章。
　　
　　 ① 《孟子·离娄上》9章。
　　 ② 《孟子·公孙丑上》1章。
　　 ③ 《孟子·梁惠王上》1章。
　　 ④ 《孟子·梁惠王上》3章。
　　 ⑤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13页。
　　 ⑥《孟子·尽心下》27章。
　　 ⑦《孟子·离娄上》14章。
　　
　　 ① 《孟子·梁惠王下》8章。
　　 ② 《孟子·梁惠王上》4章。
　　 ③ 《孟子·梁惠王下》6章。
　　 ④ 《论语·子路第十三》9章。
　　 ⑤《老子》第三章:“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则无不治。”
　　 ⑥《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⑦《孟子·梁惠王上》2章、7章。
　　
　　 ① 《孟子·滕文公上》3章。
　　
　　 ① 《孟子·公孙丑上》3章。
　　 ② 《孟子·公孙丑上》5章。
　　 ③ 《孟子·公孙丑下》10章。
　　
　　 ① 《孟子·离娄上》2章。
　　 ② 《孟子·万章下》6章。
　　 ③ 《孟子·告子下》14章。
　　 ④ 《孟子·离娄上》20章。
　　
　　
　　 ① 《孟子·尽心上》19章。
　　 ② 《孟子·公孙丑上》1章。
　　 ③ 《孟子·公孙丑下》2章。
　　 ④ 《孟子·万章下》9章。
　　 ⑤ 《孟子·离娄下》4章。
　　 ⑥ 《孟子·离娄下》3章。
　　 ⑦《明史》卷五○《礼志四》,中华书局,1974,第1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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