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谁都难免心情复杂，以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这种隐隐作痛之感，局外人恐怕不易理解。打个比方或许就比较清楚了，好比你节衣缩食买田置地，最后作为一点家产，作为毕生心血，作为人生的一种交待，作为希望和梦想，殷殷切切交到儿女手里，他们却满不在乎，随意将其抛荒，一任冬去春来，花开花落。
　　痛心之余，不免想起自己读书、买书的那些往事来。
　　我依稀记得，自己是念高小时谜上“读书”的。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一个个饥肠辘辘，饿得有些坐不住。为了给我们提神，教算术的黎志高老师独辟蹊径，每堂课前都要先讲上一段《林海雪原》。那引人入胜的情节，那从未见过的莽莽林海，皑皑雪原，那土匪盘踞的老爷岭、奶头山，那惊心动魄的剿匪场景，那孤胆英雄杨子荣，那老奸巨猾的座山雕，那神秘的定河道人……听得我们无不如痴如醉，乐而忘饥！
　　我没有想到，课本之外的书，居然如此迷人。自从爱上“读书”后，我就着了魔似的钻天打洞，四处找书看。尤其那些传说遭禁的“古书”“老书”，更是决不放过。
　　首先当然是在自己家里翻箱倒柜了。
　　说起来我家似乎能算个“书香门第”，除了家祖当过“孩子王”，家父念过半年私塾外，最有力的证据，要算家中那口“书箱”了。
　　它黑不溜秋的，约莫2尺来高，1尺5寸宽，进深尺许，上端镶有古老的黄铜销锁，似乎是楠木制品。记忆中，它终年高踞于神案之上，虽说其貌不扬，岁月与烟火又让它不免人老珠黄，多少有些抱憾，但它在故乡却是自豪之物，别说左邻右舍了，就是前后几村，也只有我家才有。它与祖宗牌位平起平坐，箱门紧闭，严丝合缝，既神圣体面，又不乏威严神秘。
　　“书箱”呆在神坛，却无人问津，谁也不清楚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它也似乎兀自骄矜，不屑于要谁来理会。而今想来，它仿佛一个圪蹴在山墙下打盹的老翰林，虽说时代让它落魄潦倒，但满腹经纶却足以使它等闲一切。
　　当年我去惊动它时，却是失望至极。里面除了一部蓝皮函装《康熙字典》，一副稍讲究的砚台外，尽是些“之乎者也”我全然看不懂的线装书，大部分还是纸质粗糙，纸页发黄的蝇头小楷手抄本，竟连一本我所希望的“古书”都没有！惆怅之余，我不禁抱怨起祖上来：煞有介事的，弄个美其名曰“书箱”的破匣子，也不知里头究竟装了个甚？
　　若干年后，等到我大致能够读懂那些手抄本时，它们早已在“文革”之初被来势汹汹的“破四旧”付之一炬了！而那部价值连城的《康熙字典》，也终因当初自己不知道怎样查阅而散失殆尽。
　　“书香门第”没有书，这便是我们家那时的“家情”。
　　既然家里没有书，我便千方百计找乡亲们讨借。
　　故乡几个屈指可数的乡土知识分子，虽然都比我年长，但都跟我关系不错。只要风闻谁手里有“古书”，我是无论如何也要讨借来看的。
　　记得小学毕业前夕，听说前村一位李姓大哥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老书”，我如获至宝，不等他看完，就死乞白赖缠着非先看不可。李大哥无奈，只好答应，但他要我限期看完，同时要求无论如何不能把书搞丢，也不能转借。我当然保证了又保证。为了赶进度，我把书带到了课堂上。结果，才看了篇《乌盆记》，就被“望子成龙”的班主任，从课桌抽斗里搜出来没收了。这对我来说，不啻一场晴天霹雳！教室里偷看“黄色书籍”、连累别人，这些都不说了，要命的是拿什么去赔人家呢？我提心吊胆，忧心如焚，惶惶不可终日……那滋味，决不是今天的孩子们能够领会得到的！
　　第三是寒暑假忙着奔外婆家，原因是有点文化的舅舅嗜看“老书”，家中常有话本传奇。
　　我一到外婆家，就赶紧翻箱倒柜找书。外婆一个劲地阻止：“莫翻他的东西呀！”我哪管这些？舅舅也是家大口阔，生活拮据，我清楚自己是不能久住的。因此，书一到手就争分夺秒抓紧看。《水浒传》《西游记》《古今小说》（即“三言”删节本）等，都是在饭桌上边扒饭边看，如饥似渴读完的。其中，北宋时代的市井风情、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多年以后我到开封，到杭州，到镇江，都情不自禁地去感受当年那遥远的氛围，回味书中描述的情景，追寻历史烟云，领略人生况味。
　　第四就是找小伙伴打秋风。小伙伴们手里不时有些“小人书”（连环画），尽管他们都格外宝贝，很难借到手，但只要发现谁在翻看，我便厚起脸皮凑上去……一部《三国演义》就是这么断断续续“凑”进脑海的。
　　念中学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学校有图书馆，可以为我提供大量的课外书籍。我分别在初中（乡下）和高中（城里）阶段，利用课余和寒暑假时间，读过很多书，其中最难忘怀的是《红岩》《红日》《红旗谱》《前驱》《三家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踏平东海万顷浪》《艳阳天》，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
　　尽管这时我已读了不少书，但终因家境贫寒，却没有一本是自己的。可想而知，那时我是多么渴望能有自己的书啊！
　　正因为如此，为了满足自己的阅读需要，成年后又进一步考虑，为了避免后代不至于像我样老是欠人家的书读，我很早就开始“藏书”了。
　　说来有点一言难尽，谁也没有料到，我的所谓“藏书”，竟是从购买“九评”开始的。那时我在华工附中念高中，每个月10元5角的助学金使我有了些许余钱剩米。这点退伙“资金”，除了买电影票和半导体元件，就是开始买点书。大部头当然望洋兴叹，但中苏论战那种小册子还是可以染指的。“九评”每册都只有薄薄的一本，其中“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只要8分钱一本，不过 2张露天电影票钱。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时正是口诛笔伐刚刚兴起的年头，人人都急需一点唇枪舌剑的本事，而“九评”便是再好不过的教材了。
　　我先后去学院的新华书店零零星星买了几本，可惜始终没有买齐。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么几本“藏书”，无论下乡插队，还是招工进厂，我几乎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看到哪里。风雪弥漫的隆冬，油灯昏暗的深夜，区三级干部会的地铺会场，兴修汉北河的工地，“一打三反”的外调途中，工厂的车间宿舍……我记不清读过多少遍。它那雄辩的风格，无懈可击的逻辑，辛辣的讽刺，不但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甚至给过我极大帮助。
　　真正称得上开始“藏书”是我而立之年时候的事。那是一九七九年，我正在隆中母校求学。当时，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一大批曾经被冰封的鲜花重新怒放，文学经典纷纷解禁，与此同时，文艺刊物复刊的复刊，创刊的创刊。那才是真正的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是文学大潮澎湃社会精神港湾的岁月，我们这帮“胡子大学生”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一天，一位家住襄樊市名叫李慧明的同学，从家里带来一本刚买到手的《重放的鲜花》，我看后爱不释手，非叫他让给我不可。自此，凡是他新买的文学杂志，一律要转让给我。在他的热情帮助下，自己省吃俭用，先后买下了《当代》《十月》《小说选刊》《电视•电影•文学》等相当一批当时创刊的杂志。其中，古华的《芙蓉镇》，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就让我醉心不已，以至说来好笑，二十多年后，“老夫聊发少年狂”，竟被礼平的那部小说“拐”到泰山天街上去了。
　　“藏书”的高峰是大学毕业后。那时月薪一下子增加了20元（几乎可以多养活两个人），偶尔还有点稿费收入，经济实力增加不少。同时，帮忙的朋友也多了起来，此外还有单位的支持。
　　在这种十分可喜的情势下，我除了上书店、书城买书，上邮局、报刊亭买杂志外，还找收废品的小贩，在他们惊讶的目光中论斤论两论堆买过旧书旧杂志，也曾利用出差机会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石家庄等城市的书市搜求过。记得06年在成都图书大市场，那折扣极低，近乎白送的“红色经典”，令我喜出望外，一口气买下一大旅行包，几乎拎都拎不动。
　　就这样，三十多年来，包括样书样刊和朋友们赠送的书在内，我积积攒攒，“藏书”近2000册。比祖上当年的那点家当，何止增加了百倍！尤其对我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红色经典”，我几乎全部收入囊中。至于“书箱”，那就更是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了！
　　也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经历，使我总算多少开了点窍，终于明白了祖上当年装在“书箱”里的那些“之乎者也”到底是个甚。那纸质粗糙，外表简陋，而倾注过大量心血的手抄本，那翻阅过无数次却既没有卷角，也没有卷边，页面平整如初的线装书，哪里仅仅是十几二十册书？分明是当年祖上的追求和梦想啊！它们穿过时空隧道，将祖上的音容笑貌，将他们的精神灵魂一一展现。
　　他们农耕立命却看重文化，生活清贫而精神富有，地位低下却气质儒雅，因对知识渴求而对书倍加珍爱，追求执著而做事认真，虽未发达却也小有造诣。不用说，他们的精神家园里肯定浸淫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同时也一定有过读书人以知识为荣，以斯文为贵的骄傲……
　　由是，我仿佛看到油灯如豆的寒夜里，他们跺着冻僵的双脚伏案疾书；月华如水的夏夜里蒲扇驱蚊，攻读不倦……尽管当年家父关于祖上的“传说”语焉不详，但“纸笔千年会说话”，我已经听见了那临别的叮嘱，听见了那遥远的呼唤：“耕读传家，诗书继世”！
　　毫无疑问，这是那个时代的声音，也是不朽的灵魂；是草根庶民可以企及的辉煌，也是整个民族对后代的重托与厚望。正是这世世代代的传承，造就了良好的读书氛围，造就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文化沃土。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诗书继世造就了无数的大师，让炎黄子孙在世界民族之林里昂起头来……
　　然而，我的孩子，他们没有人在乎这些。他们不以知识为荣，不以斯文为贵，对家中那些千辛万苦积攒起来，曾经成就过包括我们这代人在内无数中国人家国情怀、天下兴亡责任感的藏书不屑于顾。他们虽然不曾嘲弄“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迂腐”“僵化”，却没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危机，没有“世事洞明皆学问”的求知渴望，没有升华精神境界的自我要求，没有完善道德操守的人生期许，没有“先做人，后做事”的真理认同。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成功技巧”“商战招术”之类的“知识”。那叫什么？说难听点，那叫教唆！在拜金主义泛滥的今天，在生存环境逼仄的当下，我的本质不坏的孩子们，他们读的就是这些近乎诲淫诲盗的文化垃圾，所谓“急用先学”，从态度到方法，完全是实用主义那一套！
　　这不仅是令人失望，甚至叫我不寒而慄。更叫人害怕的是，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我家孩子身上。与我同时代的人，他们虽然未必藏书有我多，但很多都与我有同感，甚至比我更忧心忡忡……
　　这使我想起今天的俄罗斯人，他们仍然把果戈里、托尔斯泰的作品看作是俄罗斯的语言、文化，看作是历史、信仰，看作是他们民族的魂魄，从而选入课本，搬进课堂，浇灌精神家园，哺育年轻一代。为什么同是伟大民族的我们，却要把足可与《战争与和平》比肩，养浩然正气的那些作品，打折又打折呢？
　　呜呼！儿女之错，实非儿女之过啊……

• 衍荣： 书事随想　/　语文建设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