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俗语义”一词最早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德春教授提出。王德春教授在深入研究国俗语义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门“国俗语义学”,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所谓国俗语义,就是人们在词语的实体指称意义的基础上添加的民族文化语义。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离开民族文化背景,难以理解语言单位的含义。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心理气质等有关,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词语,叫“国俗词语”,它是语言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如“蝉”有“解脱、逃脱”“高尚、淡泊”“失意”“幽怨”“静谧”“悲凉”“秋天”等国俗语义;“杏”有“医界”“女子居室”“农耕信号”“仙意”“吉祥”“隐遁”等国俗语义。国俗语义的揭示和研究,对语文教学的改进、对中华文化的发扬有着重大意义。国俗语义感就是对国俗词语的准确快速的感受能力。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将国俗语义感的培养渗透到日常的语文教学中去。
1 还原国俗词语的意味感
诗歌教学,尤其是古诗教学,要还原词语的国俗语义。比如,鉴赏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诗歌描写宫女深居宫中的孤独生活,抒发宫女失意、凄凉、怅惘的情绪,写得清新爽朗、意境深远。为了表现这一情感向度,诗人选择了与之对应的时令、意象和典故。如“秋”,有悲凉的国俗语义,历代诗歌如“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湖海蹉跎感岁华,满腔秋思系蒹葭”,“脉脉怀春情,悄悄惊秋怨”,等等,无不与“怨恨、忧愁、思念”联系在一起。接着看“银烛”,这里是白色的蜡烛的意思。而“蜡烛”具有什么国俗语义呢?“花烛”表“结婚”,“红烛”代“教师”,“残烛”含有暮年的悲凉,“烛泪”指情思的凄切,这里的“银烛”发出幽幽的微光,使屏风上的画显得暗淡而幽冷,使人倍感凄凉。再看“轻罗小扇”,它是夏天用来取凉的薄绸团扇,因此“秋扇”有“弃妇”的国俗语义,“轻罗小扇”象征持扇宫女被遗弃的命运。还有“流萤”,指飞动的萤火虫。古人有“腐草为萤”一说,认为杂草丛生的荒凉之处有萤火虫,所以“流萤”使深宫倍加凄凉。最后看“牵牛织女星”,这里实际上是用典,宫女仰望牛郎织女,想起自己的不幸身世,唤起对真挚爱情的向往,但是,她的牛郎何在?只有“此恨绵绵无绝期”了。抓住国俗语义,全词境界全出。
2 比较国俗词语的意义感
汉语的词语往往具有多刘生,这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在教学中要努力克服因多义而造成的消极影响。比如对毛泽东的《沁园春春·长沙》中“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理解,教材都将“粪土”看作意动用法,释为“把……看做粪土”,即把“粪土”理解为我们现在的常用义“粪便和泥土”。其实“粪土”一词古已有之。《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现代成语“朽木粪土”即源于此,比喻不堪造就、对社会没有用处的人。因此我以为毛泽东同志认为“当年万户侯”都是些高爵显位和腰缠万贯,而没有真正才能的无用之人。尽管将“粪土”理解为“粪便和泥土”也能表现毛泽东对“万户侯”的蔑视,却难以体现出毛泽东的伟大志向。只有将“粪土”理解为“无可造就的人”,才足以体现毛泽东的英雄本色和作为—代伟人的冲天豪气,不仅自然引出下文“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而目巧妙呼应了上阕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3 探究国俗词语的意图感
抓住词语的国俗语义,不仅是走进文本的关键,而且是触摸作者意图的捷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总是选用富有社会文化意义和修辞联想色彩的国俗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教学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国俗词语来领会文章内涵的过程。王勃的(滕王阁序>是一篇入选高中课标教材的杰作,作者赞地灵人杰,叙躬逢盛宴,绘山川胜景,抒乐极生悲,叹知己难遇。就情感而言,尤以四美具,二难并,兴尽悲来,怀才难遇最打动人心。王勃的心路历程出现如此大的变化,与他个人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不无关系,即王勃是在杀官奴而获罪、其父亦受牵连而遭贬的情况下写下此文的。明白了这一背景,再来理解文中“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一句,难度就降低了很多。但文中还有几个词语较为难懂,如“天柱…‘北辰”。单单知道“北辰”即“北极星”这个实指意义还不够,只有深入到“北辰”的国俗语义“国君”,才算走进堂奥。中国古代因为皇帝坐北朝南,北者北辰,北极星,喻皇帝。《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同样,“天柱”也不仅仅就是昆仑山上高达天上的铜柱,也有特定的国俗语义。《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此处“天柱”就有支天之柱的意思,就带上了“宫殿”“帝都”等国俗语义。可见《天柱》《北辰》分别有“宫殿”“国君”的国俗语义,这样就与“二难并”中的“贤主”联系在一起。作者选择这些词语,有何意图呢?恐怕主要还是为了委婉地表达对所谓“圣君”“明时”的不满,贤主虽在。而壮志难酬。这样写,既可为下文的悲而有度的文气蓄势,也让文章获得蕴藉之美。
4 区分国俗词语的民族文化感
也许有人会说,国俗语义感只能用于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没有什么作用。对此,需要澄清的是,经过千百代人的创造和积累,各国也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词汇和语义体系。由于时间距离和历史环境造成的词义变化以及对作者个性心理的不了解而形成隔膜,使得解释产生误区,因此必须通过批判的解释来恢复文本产生的历史情境和揭示作者的心理体验,从而达到对文本的真正理解。
尽管当下的语文教学面临着重心转移和范式重建的趋势,越来越突显出读者的地位,但是在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中,注意形象的文化差异,紧扣该民族文化特质的解读总是更加合理科学的。比如入选高中选修教材的《山羊兹拉特》,绝大多数读者一直以为小说反映的是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这与他们不清楚“山羊”的西方民族文化语义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lamb除了实体指称意义外,还有“无辜”义,如称耶稣为“the lamb of God”(上帝的羔羊);“温顺、驯良”义,如mildas a lamb(温顺如羔羊);lamb还有“天真烂漫、容易上当”等语义。显然,作家选取“山羊”作为受害者,包含着一种“无辜”“温顺…驯良”的语义考虑。兹拉特因年老奶少就要被卖掉,是“无辜”;兹拉特临走时被套上绳索,舔着阿隆的手,摇晃着小胡子,处处都对人充满信任,是“温驯”……教学(山羊兹拉特>时,我们脑中会不自觉地冒出这样的念头:兹拉特用自己的奶喂养阿隆,以及兹拉特那一声“咩——》无不传达出山羊“通人性,有智慧”的一面。殊不知,这无意中已经将汉语的国俗语义“智慧”用在了兹拉特的身上,却未曾发觉自己不知不觉间偏离了轨道。这样理解,如果从“读者理论”的角度来看倒也无妨,但是若从“文本理论”或“作者理论”的角度来看,也许正本清源会更恰当。
国俗语义感是语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国俗语义感,不断修正、丰富和促进学生的语感图式,锲而不舍地雕琢学生的语感,使之不断广化、深化、美化、敏化,就能丰富和提高学生对言语形式的感受能力。反之,忽视国俗语义的语文教学,词语的修辞色彩不能显示,学生的言语能力就可能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