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2日，在福州举办的“第五届海峡诗会·郑愁予诗歌研讨会”上，郑愁予说他的代表作《错误》采用了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创作技法，特别是“戏剧化”技法。但是《错误》一诗给读者的感觉是明显受到了中国古代诗词创作技法的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很多新诗研究者也认为这首诗颇具“中国特色”，是采用中国诗歌的传统技法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代表作。在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对郑愁予的创作是这样评价的：
　　这种对祖国大陆经历的追忆，带有中国传统诗词中离人思乡的悲郁情调……在著名的《错误》这首短诗里，诗人借倦守春闺如莲花开落的少妇的感觉，写一个无法归抵的浪子的悲哀……他显然是台湾最善于表现离人乡愁题材的诗人之一。郑愁予的创造，是以现代人的感觉方式重新处理传统诗歌的题材、意境和形象，用极纯粹的中国语言采写现代人的心境。因此，诗人兼诗评家杨牧称他是“西化”的台湾诗坛中的“中国的中国诗人”在台湾现代诗寻求民族归属的过程中，郑愁予是最早在传统与现代的联结中做出成绩的诗人。
　　郑愁予是最早在大陆出诗集的台湾诗人之一。1984年9月就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郑愁予诗选》，其中一些诗句在诗歌爱好者中广为传诵。如：“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客来小城，巷阊寂静／客来门下，铜环的轻叩如钟／满天飘飞的云絮与一阶落花……”“我将使时间在我的生命里退役，／对诸神或是对魔鬼我将宣布和平了。”“我是骛蛰后的第一个晴日，将你端详／乃把结伴的流云，作泊者的小帆叠起”“别劫去我的忧郁；那个灰色的贵族，／别以阳光的手，探我春雨的帘子……”“雨落后不久，便黄昏了，／便忙着雾样的小手／卷起，烧红了边儿的水彩画。”“花季是揉皱的立轴悬于／被水擎着的天空。”“漂泊之女　花嫁于高寒的部落／朝夕的风将她的仙思挑动／于是涉过清浅的银河／顺着虹　一片云从此飘飘滑逝。”这些句子大多写于20世纪50年代，很多都具有浓郁的古代汉诗风格及技巧，如“炼字炼句”“诗出侧面”“无理而妙”等古代汉诗创作的基本技法。因为中国古代汉诗的“无理而妙”及“诗家语”与西方现代诗歌的“陌生化语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郑愁予的这些“技法”又可以认为是西方现代诗歌，特别是现代派诗歌的“技法”。实质上，郑愁予是有机地将两者结合了起来。
　　1989年8月23日，郑愁予在香港富丽华酒店接受了王伟明、胡国贤的访谈，他谈到了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对自己新诗创作的实际影响和自己批判地借鉴古代汉诗技法的策略：
　　说到古典文学对我的影响。应是诗人的情操和性灵表现从《诗经》到“现代诗”，诗的内涵并没有多大改变，因为人性没有改变从整个人类文化来看，几千年的发展其实也很短，人的情操、性灵，也不曾变成别样的东西……我是借传统的路，作为我的一个通道，从而达致一个新的艺术境界换言之，便是向前人借路，通过传统，开拓现代的艺术领域。
　　现代诗不自觉地把传统某些部分加以夸大、扩充，而演变成不同面貌：就内容而言，其情操、本性并没有基本的改变 ……古典诗中我少年时代感受最深的，是《古诗十九首》、那流浪的主题、人类的悲绝感，正反两面都影响了六朝迄唐的诗，以及千年后的我。
　　因为我的童年始于战乱……南迁北徙，眼看国家多难，人民流离失所，这些经验自然会融为诗的精神内涵，不免予人“浪子”的感觉其实，那是一种“流浪放逐”的“游子”悲情，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比比皆是我喜欢这些作品，也对我产生影响。
　　我始终觉得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生活，对我诗兴的活动没有太大差异我可以就地取材，因为写诗不是写实，我的诗里面具有的实景，只是诗中“自然经验”的部分，而诗中的“人文构思”的部分只多不少，而当我们创造意象叉不是全然依靠抽象的中文；所以在什么地区生活，郜不是一个关键，我们关注人类的命运，也蕴涵了。国深厚文化的一部分：行之四海而皆准，何时何地采写，反成了次要的事。
　　创作技法不仅指语言和表达技巧，也包括创作的基本观念以及题材，如“推敲之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基本功，离情别绪及游子思乡题材是中国古代诗人最热衷的传统题材，堪称古代汉诗的基本题材或流行内容。郑愁予的现代汉诗创作，尤其是抒情诗创作。具有陆机在《文赋》中所言的“诗缘情而绮靡”的特点：抒情性强。语言形式很美。即写得很动情，写得很美。陆机在《文赋》中总结出“诗缘情”，即诗人“有感而发”的抒情特点：“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郑愁予的抒情诗创作具有这些特点。
　　即使在语言上，郑愁予也采用了古代汉诗的“诗家语”技法，含蓄、精致、柔美。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影响，甚至从狭隘的爱国主义角度，把他说成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的“浪子诗人”。他也否认“浪子诗人”这个称谓：
　　我否认浪子这个名词是我否认“标签主义”，我写作40年被冠以好几枚“标签”，所谓标签不是为了正面宣传就是为了负面打击。无可避免会产生误导作用。
　　因为诗是先锋性文体，对自由的追求往往多于对法则的遵守。传统对诗歌的影响往往属于文体外部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因为诗歌文体特有的文体自主性和诗人主体性而被削弱。现代汉诗生长于受到“革命”极端重视的乱世，既有高度的严肃性、精英性，更有强烈的时代性、平民性、世俗性、青年性、先锋性。甚至可以说现代汉诗是一种既有经典意识也反对经典化的特殊文体。郑愁予是在多个地域、多元文化、多种诗歌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会博取百家之长，抵制单一的影响。而且可以说，郑愁予接受过汉语诗歌和英语诗歌的双重教育和写作训练。我们来看他自己的说法：
　　我1933年生于北方，14岁开始写诗。1948年参加北京大学文学系师生主办的文艺夏令营，后来在北大的一份刊物上发表第一首诗作《矿工》，极为指导老师赞赏，称之为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
　　我在湖南念书的时候，写过一些“民谣”风格的诗到了台湾以后，大家都写很“现代的”作品，排斥民谣。我在前年出版了一本诗集《刺绣的歌谣》，就是我把早期作品改写了。基本上，民谣歌词的音乐性、旋律感不强，也缺乏时代意义，只能表达语言节奏机械回响，以达到直接诉情的目的现代诗则表达语言中更复杂的音乐素质，只好放弃利用民谣，而我以前写带有民谣风的作品，把它收集起来再出版，又有男外的意思现代诗发展到某一阶段，必有返复的时候……特别是诗的语言，它在某一时期也会出现返复的情况。
　　1968年。郑愁予应邀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后来转入“诗创作坊”念学位。在美国期间，要不断创作，中、英诗都写，还要在课堂上发表，否则不能毕业。因此说，郑愁予的早期写作受古代汉诗的影响较大，后期写作受西方诗歌的影响较大。但不管是早期还是后期，都既有东方诗歌的影响也有西方诗歌的影响，既有传统的因素也有现代的影子。他能够较好地处理中国与外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长期困扰新诗建设的复杂关系。他的诗歌创作对后辈诗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著名诗人、诗论家郑敏认为：“语言的断流是今天中国汉诗断流的必然原因……古典汉语是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她极富魅力和个性，如何将她的特性，包括象征力、音乐性、灵活的组织能力、新颖的搭配能力吸收到我们的新诗的诗语中。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郑愁予的现代汉诗创作较好地处理了郑敏所说的新诗存在的巨大问题。他的汉诗语言，较好地借鉴了古典汉语的“象征力、音乐性、灵活的组织能力、新颖的搭配能力”，所以他的诗写得很美，他的一些优秀诗作，比如《错误》，尽管称不上“雍容华贵的贵妇”，却堪称“小巧玲珑的美人”。
　　近年大陆现代汉诗研究界已经意识到新诗创作技法的重要性。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利用古代汉诗的创作技法资源，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已经成为今日华文诗歌界亟待解决的难题。目前大陆新诗研究界出现了对古代汉诗多继承、少继承和不继承三种观点。郑愁予的成功有助于纠正这些观点的偏激，对现代汉诗的技法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王 珂： 郑愁予借鉴古典诗词创作技法的策略和意义　/　语文建设 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