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是“表示经过种种变化或等待之后出现的情况”。不过,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终于”一词所表达的感情并不相同。如“经过90公里的强行军,解放军某突击队终于到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汶川县城”,这里的“终于”高度概括了解放军将士在艰难跋涉过程中希望尽快到达汶川县城的无比焦急的心情;而在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中,“终于”却表现了“我”和闰土在等待离别过程中内心的极度伤感与难舍之情。
在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终于”一词总共出现了三次,但每一次出现都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感情,读来令人深思、耐人寻味。
第一处:我大姐那时28岁,二姐26岁。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事。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崇尚婚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姐姐到了 28岁和26岁还没有找到对象,这确实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这里的“终于”高度浓缩了两个姐姐在婚姻历程中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与失望,也正因为如此,“全家都十分发愁”。“愁”到什么程度呢?作者在小说中用了三句话作了高度巧妙和艺术性的回答,一是“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老找不着”生动地表明了两个姐姐在婚姻上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而每一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心情自然可想而知;需要注意的是,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不论古今中外,一般情况下都是男士比较主动,可是由于家庭拮据、年龄偏大的缘故,两个姐姐似乎已成为昨日黄花,快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于是她们也顾不上颜面和羞愧,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寻找了,“愁”到这等程度真让人有点不可思议。二是“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这位看中二姐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职业上看,他是一名公务员;从经济条件看,他“没有什么钱”;从性格上看,他“诚实可靠”。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正因为他“没有什么钱”,在婚姻问题上也和两个姐姐一样,饱受着痛苦的煎熬。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决定婚姻是否成功的主要因素不是品德,不是感情,而是金钱。另外,在“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一句中,“人”这一词也很值得把玩,作品中除了介绍了那个人的职业、经济条件和品德以外,其他一概不作交代,人们不禁会问:那个人到底是一位年轻小伙子还是一位中年男士呢?是第一次婚恋还是经过婚变的呢?是一位英俊的小伙还是长相一般的人呢?如此等等,作者都在这种模糊交代中,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但细细品味,作品似乎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两个姐姐在婚姻上已经到了“恋不择人”的地步,只要有人,其他什么条件都可以不管了。三是“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我们家”充分表明家里没有一个人不支持这桩婚姻,事实上两个姐姐也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那个人“没有什么钱”;“赶忙答应”生动地揭示了家人生怕煮熟的鸭子又飞掉的心态,双方根本谈不上什么理解与感情。
第二处:哲尔赛的旅行成了我们的心事,成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渴望和梦想。后来我们终于动身了。
对于这次哲尔赛旅行,全家的心情自然是“感到快活而骄傲”,“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也渲染了这种心情。这种“快活而骄傲”的心情缘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二姐的婚姻问题解决了,全家仍然沉浸在二姐新婚的喜庆氛围中。二是这次哲尔赛旅行对于“那些不常旅行的人们”特别是“穷人们”来说,绝对是一件非常不容易、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一个有钱的于勒即将归来加上二姐的新婚大喜,再加上全家到邻国去旅行,那是何等风光、何等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情。“终于”一词充分流露出全家在等待旅行过程中这种焦急、企盼、兴奋与骄傲的心情。
但是好事多磨。“哲尔赛的旅行成了我们的心事”,这当中“心事”既包括全家的热切期盼,也暗示这次旅行必然会带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一是由于家庭生活拮据,对于这次出国旅行,处处必须精打细算,以至于后来父亲要请我们吃牡蛎时,“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很不痛快”,甚至说可别吃多了,“吃多了要生病的”,“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尽管母亲说得冠冕堂皇,但没有钱确实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心事”。二是二姐的婚事虽然解决了,但全家都很清楚,这场婚姻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没有钱,二姐才苦等到26岁;因为将来可能有钱,那个人才看上了二姐。一旦真相大白,这场婚姻游戏随时可能泡汤,所以在确认了卖牡蛎的人就是于勒后,母亲赶紧对父亲说:“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母亲“没再往下说,因为父亲指着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总之,透过“终于”一词,我们可以看到全家人对于这次旅行的心情是既有喜的一面,也有忧的一面。
第三处:最后我父亲终于说:“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那个人倒很有趣。你知道这个家伙的底细吗?”
对于眼前卖牡蛎的人就是于勒,菲利普夫妇不敢承认也不愿承认,因为一旦承认,不啻于在整个家庭投下一枚重磅炸弹,灾难性的后果可想而知:梦寐以求的发财美梦就此化为乌有;拟定了的“上千种计划”就会付之东流;二姐的婚姻岌岌可危;大姐的婚姻遥遥无期;等等。于是菲利普夫妇迫切希望证实一下,眼前的这个人倒底是不是于勒,如果不是的话,就可以延续着他们的发财美梦。这种在等待过程中的极度焦虑、恐惧的心理,通过“终于”一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终于”在这里揭示了菲利普性格中虚伪的一面。他向船长打听的目的就是想证实一下那个卖牡蛎的人是不是于勒,然而船长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菲利普深知,如果直接询问,可能会引起船长的怀疑,甚至是歧视,其结果必然是“这船上可就热闹了”。所以菲利普不得不兜了个大老远的圈子,向船长问了许多与于勒无关的问题,例如哲尔赛是否重要,有何出产,人口多少,风俗习惯怎样,土地性质怎样等等。从菲利普所问的问题来看,他总是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上流社会的一员,努力显出悠闲自得的样子,虚伪的性格跃然纸上。就是在打听于勒的有关情况时,他甚至说:“那个人倒很有趣。您知道这个家伙的底细吗?”语气中无不流露出他对上层社会的企盼以及对下层平民的蔑视与嘲讽。其实,从全文来看,菲利普虚伪的性格并不是弧立的,而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当全家盼望于勒归来时,“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当看到两位太太吃牡蛎“吃法很文雅”时,父亲“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在以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资本主义社会,“虚伪”便成了它一块很好的、不折不扣的遮羞布。
左拉曾这样赞美莫泊桑:“他下车伊始就拿出一部具有决定意义的作品,使自己跻身于大师的行列。”的确,《我的叔叔于勒》中三个“终于”的妙用,就充分显现了这位大师炉火纯青的语言功力。
(作者单位:海安县曲中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