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期间,我到奥马哈一所贫民小学听了一堂哲学课。两个老师坐在地毯上,倚着墙,18个二年级的孩子靠着他们俩围成一个极不规则的半圆。不规则是因为,只要在这教室里,你只要听讲和参与,可以随便坐在哪里,也可以不坐,站着,躺着,趴着,也可以走两圈。旁边有课桌椅,但坐在地上更自由,那就坐地上。
我和Y教授到时,课刚刚开始。老师用大签字笔在写字板上写下四个问题,正在统计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数。问题是孩子们自己提出来的,想搞清楚什么,就问什么。问题如下:
1.什么是哲学?
2.大学像什么?
3.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
4.什么东西是有生命力的?
统计的结果是:第一个问题只有1个孩子感兴趣;第二个问题9个孩子感兴趣;第三和第四个问题5个孩子感兴趣。两个老师说,少数服从多数,这节课谈第二个问题:你觉得大学像什么?也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跑题,只要和大学有关就行,说出你知道的一切,说出你好奇、迷惑和想知道的一切。
小学生的发言五花八门。大学像个大城市。大学里什么都有,待在里面世界上哪儿都不用去了。我喜欢大学,因为大学里树多,长得还都好看。我喜欢大学,因为大学里操场大,篮球架也多,我要天天打篮球。我喜欢大学,因为大学里有图书馆,有很多书。念大学才能接受好教育,接受了好教育才能找到好工作,能挣钱了,我就不用整天给我妈妈洗碗了。我爸爸现在天天干重活儿,就是因为没念过大学。我念好了书,我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爸爸要是念了大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天天喝酒了。我外婆说,只要我能考上好大学,就可以买好衣服穿了。念了大学,受了教育,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从大学里出来,你就是个有知识的人,就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对,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有了知识,我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要学法律,告诉别人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我想去大学里看看,听说大学很好,我没看过。
老师问:“必须念大学才能接受教育吗?”
大家一起回答:“不是!”
“必须念大学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吗?”
“不是!”
“那好,为什么?我们继续说。”
又是一堆五花八门的理由,孩子们之间还开始相互争辩。因为记忆的差错,也因为有的孩子的发音我不能一下子把握,我的记录一定有很多误差,但这些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很多表述在我意料之外,不是道理讲得好,而是思考问题的角度极其自由、烂漫。他们说的有中正之言,更多的是偏僻但由衷而可爱的想法。这样的哲学课离我的设想很远。
当哲学系的终身教授Y女士跟我说,她的两个助教在给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开哲学课,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那么小的孩子能上哲学课?谁都知道哲学是门抽象艰深的学问,有一大堆规律、定理和假设。“哲学”两个字让我立刻联想到的是一张沟壑纵横的老人的脸,是皓首穷经,是无数人告诉过我,这个世界如何、这件事如何,你要如何如何才行。
但在这里,哲学不是知识,也不存在结论,没有圣旨和终审判决,而是一种思辨和寻找的过程:首先是自由的、充分的自我表达,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说自己的想法;其次才是逐渐深入世界的方式。多少年里,我在理解哲学时,首先排除掉的就是“人”,几乎是先验地认为这是个没有“人味儿”的学科,只有榨干了血肉的抽象的道理和逻辑推论才堪称“哲”。我只在思辨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思维游戏的意义上喜欢它,其他时候我敬而远之、畏而远之。但是,这些年,我分明感到思辨的过程中拖泥带水地夹杂了很多的个人因素,比如经验和情感;我总以为这和我搞文学有关,同时怀疑自己的思考路径是否可靠——个人的出发点通常是要被否定的,这是集体主义规训的诸多结果之一,要怀疑自我,包括切肤之思、之感。可是,那思、那感偏偏也发自内心,从我们的骨子里头流出来,所以这些年面对“哲学”两个字我一直在自己跟自己打架。
年过而立,突然在一群二年级的小学生身上发现了另外一种“哲学”。多年来,我习惯于把哲学等同于与“人”无关的结论和定理,总觉得要一把抓住那干巴巴的结果才算对,原来不尽然,这一群孩子的带着鲜活体温的自我表达和寻找过程也很“哲学”。如果当年我们像这群孩子那样通过如此方式进入“哲学”,对我们来说,这门板着脸的学问会意味着什么呢?世界又会意味着什么?
(选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