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巅峰，但唐代文人的处境，却普遍悲凉。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大部分身世坎坷，英年早逝。
　　“初唐四杰”中，王勃做过几任小官，但都被革职了，26岁溺水而亡；杨炯开始只做了一个校书郎，是一种主管典籍整理的工作，最后死于县令任上。
　　“初唐四杰”中，骆宾王名气最盛，7岁时就写出了《咏鹅》这样的名篇，但一生跌宕。唐高宗李治末年，他曾任长安主簿，却因故下狱。《在狱咏蝉》是他的代表作，他以蝉的高洁自比，对自己被诬陷表达愤懑之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唐中宗元年（648），骆宾王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写下闻名千古的檄文——《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罗列了武则天一系列罪状。据《新唐书》载，当武则天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时，叹为惊世奇才。后徐敬业兵败，骆宾王逃亡，下落不明（一说被杀）。
　　陈子昂24岁考取进士，在唐代文学中具有重要意义，他反对唐初靡丽的诗风，主张作品注重内容，表现形式要刚健质朴，对后人的散文、诗歌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唐代文人中，他算是较为幸运的——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曾任右遗拾，主要职责是劝谏皇帝。但陈子昂有文人的清高，眼里不糅沙子，在政治观点上与武则天存在分歧，后被冷落，38岁辞职，41岁被县令段简害死在狱中。
　　陈子昂的代表作《感遇》共38首，对自己不受重用以及当时社会埋没人才表达了强烈不满，有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在《登幽州台歌》中，表达了封建知识分子的苦闷——空有抱负，却无法施展。
　　张九龄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官至宰相，是唐代诗人在官场较为成功的一个典例。因为人磊落，他得罪了不少权贵，最后遭奸臣李林甫陷害，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与骆宾王借蝉自喻相似，张九龄在《感遇》中以丹橘自喻，借物感怀，表明自己的高贵品德，也从侧面对唐玄宗不辨忠奸感到叹息：“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意思是说，皇帝不要随意听信一些大臣的话，我也可以对国家做出贡献。
　　山水诗人孟浩然，一生存留了200多首诗作，去世时年仅51岁。他大部分时间隐居，或在吴、越、湘、闽等地周游。在外人看来，孟浩然纵情山水，过得潇洒肆意。事实上，孟浩然一直没有泯灭谋取功名之心，晚年与张九龄走得很近。《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就是他赠送给张九龄的，希望张九龄能向朝廷推荐自己：“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诗抒发了他求官不得，无人引荐的苦闷。
　　以草书和七绝见长的张旭，职位更低，任金吾长史，负责京城的巡逻，相当于今天的巡警。
　　王昌龄身处唐朝由盛转衰时，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不问国事，政治黑暗，战事不断，民不聊生。王昌龄42岁时被贬官岭南，后又贬为江宁县尉、龙标县尉。安史之乱时，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他的诗作对社会现实作了很全面的反映，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就是在感叹当时将领之无能。
　　李白、杜甫也不例外，他们两人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峰，但都郁郁不得志。
　　文人的悲苦从诗人李贺的诗中也可反映出来，他在《南园》（其一）中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纵使李贺这样的才子，也觉得书生是很少成为万户侯的，李贺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也希望弃笔从戎，这也是当时社会所有文人的现实处境。
　　李贺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号称诗鬼，只活了26岁。他际遇坎坷，常受排斥，做过几年九品小官奉礼郎。李贺若不是执意追求文字，或许不至于那么短命。他经常骑在驴背上，背一个竹篓，一有奇思妙想，就记录下来，回家再将散句整理成篇，诗句“呕心沥血乃成”。
　　翻开唐诗，发现很多诗人年仅2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如王勃、李贺等，柳宗元46岁卒于任上，杜甫、韩愈、孟浩然都没活过60岁。他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文人喜欢用笔去揭露黑暗，统治阶级则需要掩盖问题，如果文人坚持自己的意志，不肯屈从与妥协，就会遭遇各种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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