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的一位草根学者刘炳银，多年收集顺口溜达一万余则，并将用心研究撰写的《顺口溜初探》书稿送给我征询意见。我正好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怀着不胜欣喜的心情读完书稿，特写下一点读后感。
　　 本书以顺口溜的起源及流行来开宗明义，其实顺口溜本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样式之一，一点也不陌生，只是尚未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学理上须加说明就是了。中国民间文学中有民间歌谣这一大类，其下又分有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历史传说歌、儿歌等。在时政歌或时政谣里就有“顺口溜”。《中国歌谣集成·湖北卷》中的“时政歌”中，收录当今时政歌65首，其中的“早上坐着小车飞，中午席前碰酒杯，下午酒醉呼呼睡，晚上起来画乌龟”，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首顺口溜。《中国歌谣集成》的总主编贾芝在《总序》中对这类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说“时政歌(或时政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评论，有褒有贬，实际上属于政治批评的较多”。
　　 《顺口溜初探》一书非一般书斋作者之作，它是作者多年来以业余时间和精力，满怀兴趣地采录当代顺口溜，并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着精神，从方方面面寻根求源、思索探究而成书的。既有专章论述顺口溜的起源及流行，顺口溜与民谣、打油诗、快板、谚语等体裁的异同，也有专章论及顺口溜的社会价值。对顺口溜的五个基本特征：时效性、匿名性、广泛性、随意性、边缘化以及真、直、精、辣四项艺术特色更着力开掘，时露新见。所有这些内容，他都不是依据现成的学术著作演绎套用，而是从搜求得来的丰富素材中引申而出。例如就报纸上引用顺口溜的首例，他就考定是1949年6月14日刚刚创刊23天的《长江日报》；而首次将出自农民之口的顺口溜写进小说的则是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的初版中作“顺口流”，到1953年3月作了“多达几千处的较大修改”，才按照人们的流行口语改为“顺口溜”了。书中论及顺口溜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刘炳银在书中写道：“顺口溜本来就受普通老百姓的喜爱，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正确评价顺口溜，重视顺口溜，它的命运将会越过越好。”以来自社会生活前沿丰富素材为依据而引申的这些论断，不能不使读者深受吸引。
　　 刘炳银本是原襄阳县一位退休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却十分热爱民间文化。他醉心于采集顺口溜，还参阅了有关文学理论书，下定决心撰写一部关于顺口溜的专著，对其进行学术探讨。在民间文艺学领域中关于歌谣学的论著虽然不少，但对顺口溜这一新时代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评论却基本上是一个空白点。刘炳银在汇集琢磨大量素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终于从它们本体特征等诸方面进行横向剖析，又联系其文化语境与社会影响，作历史演变的纵向考察；他不仅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还有意识地运用了民间文艺学的方法。书中将顺口溜的艺术特色概括为真、直、精、辣四个字就颇有新意；将它代表民众心声，表达直率、短小精悍、大胆泼辣的鲜明特色有力地凸现出来。可以说对中国现有的民间文艺学学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充实作用，值得民间文艺学界认真借鉴吸收。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将中国民间文学区分为三种形态，即原生态民间文学、采录书写成文的再生态民间文学以及新生态民间文学。顺口溜作为新民谣，可以说是真正的新生态民间文学，可惜研究评论者不多，尚未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中山大学的青年学人刘晓春在2002年第4期《新东方》杂志刊出的《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一文是颇有见地的难得佳作，他写道：“正如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所证明的，社会的变迁越来越复杂，普通民众对社会生活的阐释就越来越显出其草根智慧。当下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民谣，正是民众智慧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当下民谣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代表了当下的民间声音，因为民谣不仅仅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民间的意识形态，一种政治的表征。在口头文学总体趋于没落的时代，民谣以其短小精悍、易于记诵、针砭时弊和高超的讽刺艺术等特点，在民间不胫而走。”
　　 我是作为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老园丁来评论《顺口溜初探》这部书稿的，但它的价值决不仅仅在民间文学方面。《汉书·艺文志》中的这段话是流传很广的：“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古代的采风或采诗，原本是国家当政者为了倾听民众心声，考察政治得失，以便兴利去弊而兴起的优良文化传统。20世纪改革开放热潮中，顺口溜的流行和诸多政府领导人引述顺口溜以议政施政，再次验证了这一中华文化传统的不朽生命力。由此我相信《顺口溜初探》这部平中见奇的小书将受到读者的喜爱，顺口溜这一草根文学的价值也将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刘守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校：晓 苏

• 刘守华： 草根学者刘炳银　/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