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伴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吕叔湘先生的倡议下，由叶圣陶先生亲笔题写刊名的《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与读者见面了。自创刊以来，真诚、热情地为广大语文教师服务，始终是我们工作的宗旨。高品位、学术性、求真求实。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30年来，无论您是杂志的读者还是作者，都是我们的朋友，和我们同舟共济，一起亲历或见证了她的成长与壮大，其中也凝聚着您的智慧和心血。回顾往昔，相信杂志在您心中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她或许帮助您解决了教学中的困惑，或许是您事业走向辉煌的起始地，或许为您展示才华提供了舞台……2009年，《中学语文教学》迎来了她30岁生日，为此，我们特开辟“我与《中学语文教学》”栏目以纪念与庆祝。
　　
　　我这一辈子，如果说还算有点成就的话，首先应当感谢《中学语文教学》杂志，是它给我机遇，带我成长，给我荣誉。
　　1978年，筹建《中学语文教学》时，领导把我调到编辑部，主持写作教学专栏，1982年又任我做杂志主编，直到1998年退休。我在《中学语文教学》整整工作了20年。这20年是我加速学习的20年，开阔眼界的20年，不断成长的20年。
　　一到编辑部，就让我有幸见到许多仰慕已久的大专家，他们的学识和人品都让我倾倒。他们对我工作和专业上的指导多得难以数说。这里只回忆几件小事。
　　我第一次见叶圣陶先生，是到他家取校样。张寿康先生代我向叶老约了一篇谈文风的稿子。我们在看校样时，觉得还有几个地方不大合乎现在的语言习惯(是叶老讲话，别人记录整理的)，要不要改，我拿不定主意。张先生说，用铅笔改上，送叶老过目。送校样时叶老身体欠安，是他的长子叶至善先生接待的。两天后去取校样，叶老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告辞时，他坚持要送我，叶至善先生扶他走到门口，他突然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我毫无思想准备，慌慌张张地还了一礼。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对一个无名晚辈竟这样尊重，这样从善如流，礼贤下士，这太让我感动了。我想，我们的编辑人员如果都能这样对待每一位作者，每一位读者，我们的杂志能办不好吗?
　　我最早接触吴伯箫先生，是陪他去上海出席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在文学研究所初次见到他，他是一身旧棉衣。就像一个看大门或者烧茶炉的老大爷。一个所长级的干部这身打扮让我惊讶。那天下着小雪，道路泥泞，我想他这穿着也许是天气的原因。可是第二天去上海，他还是这身打扮。直到大会开幕那天。要上主席台了，他才换上一件毛料风衣。
　　接触多了，感到吴老的艰苦朴素作风随处可见。他是我们杂志的顾问，当我们给他送去编辑情况《简报》时，他批评我们说：不要用这么好的纸。国家纸张短缺，省下来，多印几份杂志不好吗?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饭店开座谈会，打算用车去接他，他说不用。我们以为，凭他的地位。他可以让单位派车。谁知他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因为是星期天，他不愿麻烦司机。当时公交车拥挤，他怕迟到，竟早到了一个小时，我们办会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到。又一次，我去他家，他正在伏案给一个中学生写回信。一位名家，老前辈，竟亲自给一个中学生回信，这让我没有想到。谈话便从这里开始。他说：你们要体谅作者。稿子收到后，要先回封信，说稿子收到了。审读过之后，用与不用都要对作者有个交代。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能按吴老的要求去做。每每看到稿约上“来搞一律不退”这句话，我就深感内疚。
　　张志公先生对《中学语文教学》更是厚爱有加。他认为，《中学语文教学》就是他当年主编的那份《语文学习》的继续。因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打算复刊《语文学习》时，这个刊名已经被上海的同行使用了，才决定另名《中学语文教学》。张先生虽然只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顾问，却像编辑部的一名成员一样，出主意，拉稿子，处处替杂志着想。领导决定让我做主编时，我有点胆怯。《中学语文教学》地处京城，又是教育部直属的中央级刊物，起点很高。刘国盈、刘国正两位先生担任正副主编3年多的时间，这份杂志已经享誉全国，在杂志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语言界、文学界、教育界乃至艺术界的专家名流。我作为一个无名晚辈，能不能被人接受，如何开展工作，心里实在没有底。张志公先生就鼓励我。他说：“你不要怕，我当《语文学习》主编时，才30岁……”每当他和我同时出席学界的会议，他都向与会的前辈推荐我，这让我很是感动。
　　除了专家学者，工作中我们接触更多的是广大教师。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数以万计的语文教师中藏龙卧虎，经常和我们打交道的又多是他们中的精英。他们时时都在给我们上课，无论是在语文知识上，还是教学理论、教学实践上，他们都用最新成果不断充实我们的头脑。我们整天生活在稿件堆里和电话声中，有时也会心烦。但是如果有几天和他们失去联系，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出差几天回来，常常是家还没有回，就往编辑部跑，急着去看信件和电话留言。我在担任主编的十几年间，之所以仍兼编作文教学专栏，看原始来稿，就是不肯割舍与读者、作者的这种血肉联系。他们是我知识的宝库，力量的源泉。我原以为，自己虽然底子浅薄，但毕竟是科班出身，在学校学过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也带过几届实习生，对中学语文教学应当略知一二。可真正一深入，才知道教学的复杂性、多样性。教学中，由于教师、学生、教材等诸多因素的不确定性，实践中真是“教无定法”。许多成功的经验，初看起来甚至是相反的。例如，通常人们都强调预习，认为学生预习后听课才便于理解；可是一位成功的老师却反对预习，一上课先让学生听她声情并茂的朗诵，让学生对课文产生兴趣后，再让他们接触课文，因为这位老师自身的特长是朗诵。教阅读，通常都是先让学生了解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这样便于理解课文；有的老师则主张一开始就读课文，认为这更符合平时阅读的实际，读书要的是客观感受，没有必要也很难弄清作者的主观意图。教写作，有的强调一开始要随便写，这样才便于培养兴趣：有的则强调一开始就要有规矩，认为开头乱了规矩，以后就不好收拾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做法尽管不同，教学效果却真的都很突出。
　　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和教诲，还使我们懂得：编杂志决不能有门户之见，要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当时全国正在拨乱反正，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学语文教学》也把教学效果放在第一位。虽然我们重视理论高度，但是审稿用稿，却决不带任何理论框框，只要是确有成效的经验，就都予以介绍。这里举几个我直接经手的例子。
　　在征集“我是怎样爱上作文的”稿件时，有两份来稿有悖传统观念。两位作者当年爱上作文的契机都是抄袭，一位抄的是报纸上的文章，一位抄的是他姐姐的作文，老师不知道真相，表扬了他们，因此对作文产生了兴趣。发表这样的文章，会不会助长抄袭之风呢?这是大家担心的。但是， 这两位作者并没有因此走上说谎偷窃的邪路，而是文章越写越好，成了成功人士。我想读者会明白，我们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然不是提倡抄袭，而是要让人们看到模仿的重要，表扬的重要。
　　有人说：好的语文老师应当是“半疯”。对这种意见自然会有人反对。可是作家从维熙最佩服的，也可以说是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田秀峰老师，当年就有点“半疯”。据从维熙回忆，田老师上头一堂课就对学生说：“中国的大作家有‘三峰’：胡风、冯雪峰、田秀峰。我就是田秀峰。”这话在我们看来真有点“半疯”，可是却让年幼的从维熙对老师倾倒了。尽管后来知道田老师也只是写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还是非常佩服他，并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后来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发表这样的文章，难道不能引人深思吗?
　　湖南有一位杨初春老师，搞速成作文教学很有名。有人认为这不可能。我心里也怀疑：作文的三要素是思想、材料、语言，哪一方面都需要日积月累，怎么可能速成呢?可是我跟随他一考察，原来他是教给学生如何从现有的积累中迅速提取材料，并按照一定的文章模式组织成文。他的做法，确实能让中下水平的学生尽快上路。这种做法难道不好吗?
　　许多老师的敬业精神也让我们大受教育。陕西的梁积耀老师，热心教改，他组织学生写“童年故事”，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学生的作文水平明显提高。他的经验被《中学语文教学》介绍后，在全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可是我后来去陕西才得知，他还是一位民办教师，生活非常困难。福建有位刘连元老师，早就退休了，而且身体多病，可是因为学校缺教师，他仍然坚守在教学第一线，还经常给我们写稿子。有一次校样没有按时寄回，我想他可能又病了。过几天，回信来了，已不再是刘老师的手笔，原来刘老师已经过世，是从外地奔丧回家的女儿代校的。这样的事例还很多。这些老师的敬业精神不断教育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我在《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了20年，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见识，编辑工作让我受益良多。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前辈、我的同仁和千千万万的读者。
　　我退休以后，又到深圳发挥余热，先后在高级中学和皇御苑学校做了10年顾问和校监。这余热仍然是《中学语文教学》带给我的。是《中学语文教学》放大了我的影响，在我退休之后，才会有那么多朋友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工作。校监本来是个得罪人的工作，我却与大家相处得很和谐。我记得作家王蒙说过：“决不要以自己的孤陋寡闻，去评价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王蒙能说出这样的人生箴言，是因为他见过大世面，他当过右派，做过部长，走访过70多个国家。我没有见过大世面，可是在编辑《中学语文教学》的20年里，也到过许多地方，听过许多课，了解过各种各样的教学经验，更听到过不少外行领导粗暴干涉教学活动的情况。我深知教学实践的复杂性，多样性，才不会以一孔之见武断地否定别人。在可能的情况下，还会以帮代监，帮助别人。
　　《中学语文教学》已经创刊30年了。她是一架播种机，30年来她向祖国大地播撒过许多先进教学的种子。她又是一所大学校，她发现并培养过许许多多的人才。祝愿《中学语文教学》越办越好，在新形势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 孙移山： 《中学语文教学》带我成长　/　中学语文教学 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