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明代妓女词人在词学领域创造了妓女作词的高潮。然而进入清代,特别是晚清时期,官妓制的废除、明清文化阶层的差异以及社会习尚的变化等原因,使得妓女词人不再复往日的风采,而且走向了极度的衰落。
关键词:明代 清代 妓女词人 衰落
明代是产生名妓的时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名妓如马湘兰、顾媚、董小宛、寇白门、柳如是、李香君等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那个时代的名妓,闪发出异乎寻常的奇情异彩。也是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批青楼才人为文坛增辉抹彩,其中不乏柳如是、王微、杨宛、李因等作品丰盛的诗词家,更是形成了一个斐声词坛的妓女词人群体,在词学领域创造了妓女作词的高潮,秦淮河岸亦因词妓的繁盛而著名。
较唐宋以来妓女词人而言,明代妓女词人较多富有独立人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已不仅仅是士大夫文学的附庸,不仅仅以士大夫的审美意趣为圭臬。她们也较前代更自觉地投入到文化的积累与文学创作中,创作出抒发自己真情实感的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没有正当权利下的妓女的生活和遭遇,展示了她们丰富的心灵世界,展现了妓女的神情意态所思所想。她们真正是“以我手写我心”,她们至少向我们揭示了“妓女”作为人之一类所存在的深层真实状况。她们的作品,与明代闺秀词一起汇聚成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之一支,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男性文学平分秋色,却也别具风姿,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时代在发展,与之相应之文学自然也该沿着其轨道在前进。妓女填词,自敦煌曲子词始,经唐宋、元,至明代达其繁盛,正印证了这一点。我们有理由期待会看到更多的妓女词人,我们相信,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该可看到妓女更加辉煌的作品,不然,也将会顺延其风。然而,这一节历史却只是留下,而没有得到继续发展。恰如龚斌先生所说:“正如好诗到唐代已作完一样,青楼名妓、烟花奇女,到明代中叶后已全部出现。”“那才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1]无论是名妓的文化品味,还是她们的文学声望,都于清早期开始下降。甚至可以说,明代妓女词人之品貌才情在词坛上宛如昙花一现,之后竟再也无从寻觅踪迹,变成了依稀旧梦。于此,后人曾多有诗吊,如周雪客《秦淮古迹诗》云:“风流南曲已烟销,剩得西风长板桥。却忆玉人桥上坐,月明相对教吹箫。”赵开雍《次山东门怀古》诗:“歌舞台空迹已更,莫愁湖水尚盈盈。英雄消歇知多少,红粉犹传身后名。”让人唏嘘!
察其因,首先是官妓制的废除。
官妓是指隶属于各级官府的妓女队伍。自唐代崛起后,其主要职责便是在官府送往迎来、宴宾典礼,或是官员们聚会吟诗、游山玩水中予以助兴,承担着为士大夫消愁遣兴的义务。因此,妓女们就必须要努力使自己富有文学修养,以迎合那些从科举制道路上走出来的士大夫们的雅趣。而这一发展至明代可谓是登峰造极。余怀《板桥杂记》说:“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译来宾,称一时之盛事。”[2]而这些官妓多为“罪犯”、“俘虏”二种女子,后成为惯例。不少的官妓来自因为犯事而被消籍抄检的诗礼大家,富于文学遗传或修养,锦心乡口,长于诗文书画。章学诚《妇学篇》便云:“前朝(即明代)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之家,多沦北里。”于是,青楼才人大大增加,常常作诗填词,而以抒情表意为主,抒情性更强更浓厚且易于传唱的词体更是获得了她们的青睐。
至1673年,清廷正式废止了几世纪之长的首都和各省保有官妓的传统。雍正元年(1723年),实行了“除贱为民”政策,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否定和废除了延续实施达一千多年之久的官妓乐籍制度。[3]官妓制革除之后,青楼就不再承担为士大夫消愁遣兴的义务,其女子也不必再费尽心力学习才艺去迎合士大夫们的雅趣了。在取缔官妓的同时,清初统治者还下令禁止以良为娼。而此时,清律还禁止官吏士人狎妓,这样,“士夫恐罹不测,少眠妓者”[4]。青楼的私营性质大大增强,妓女们大多是因为贫困所迫而走上这条道路上的,文化素养都比较低劣。她们人前卖笑、卖身,只求的是一时的温饱,已是由卖艺为主完全转到出卖肉体和色相;往日妓女拨弄丝竹管弦、呤唱莺歌燕语的景象已经荡然无存,妓院真正成为腐败、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5],自然地,妓女中的词客已是难得一见了。
其次,是明清两代文化阶层的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讲,妓女的才性、文化、技艺是适应文人士大夫的需要而培养出来的。之所以会在明代妓女中产生如此众多的词家与词,关键也在于社会上有着那么一批品味上乘的文化人群。这些晚明文人的士大夫气质直接影响了妓女的价值取向。名妓在与文人的交往中不断受其喜好的影响,亦好做诗填词、习画作字,这些已不仅仅是求生的手段,而且内化为一种情绪的表达方式。所以晚明作为女性文学的一个高峰期,妓女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寅恪论云:
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流,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6]
可以说,明代妓女词人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产物。正是晚明特殊的文化环境培育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名妓。诚如王书奴先生所言:“乃知娼妓,不但为当时文人墨客之腻友,且为赞助时代文化学术之功臣。”[7]
我们可知妓女的文学素养与文人的耳濡目染、与文人之倡和大有关系。而进入清代日久,文人大多已安于现状,失去昔日家国兴亡之感,且在清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压制下,渐趋以享乐为风,在性情与气质上日趋鄙俗。青楼一旦失去另一个辅助的、高雅的文化群体,也就日益向市侩一面靠拢。清代大学问家龚自珍曾将明清两朝士人的气质作比较:
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风气渊雅,……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习气,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8]
的确,清代的文化阶层是不能和明代相提并论的,当时整个社会风尚都极其萎靡,而处于这社会风尚极致体现之地的青楼,更是充满了颓废与绮靡。
第三,是社会的习尚。
晚明文化的变革,带来了文士交游的变化。一般文士交游,启齿便诗,举手即文,诗词书画,成了最流行的交际语言。而且士人们喜欢在青楼里头举办诗画之局,邀一些名姬参加,甚至和她们一道结社,这是当日文人惯常的活动方式之一。妓女也成为了士人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士人所到之处,必有妓女的身影。他们不仅在平日需要妓女陪衬,甚至每逢大型文酒之会,也有大量的妓女参与其中。《秦淮画舫录》里说到“亦见时际升平,士大夫得以优游艺事,与曲中诸姬作文字之饮,而诸姬亦藉是涵濡气质,相得益彰”。在这样的风气的渲染下,青楼女子不知不觉地和这潮流相融合。受个性自由思潮的影响,再与社会风气的这种变化相对应,女性自身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主体意识大大增强。如编纂《古今女史》的妓女梁玉姬在该书自序中就讲到“夫无才便是德,似矫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论”。李因更是“耽读书,耻事铅粉”。因此,妓女们越来越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将之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对待。
而到清代以后,“青楼自古无情地,所恋恋者阿堵物耳。人情翻覆,鸨态炎凉”却是对青楼的最好写照。青楼中重歌舞而轻文墨,以往像马守真、王微、寇白门似的人物,再也难得一见了。
唐代北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妓女陪侍宴会,绝不能沾染赌风。明代的青楼也大都是如此,到清代却有大的改变。这个时代,赌博已流行娼门,游客以此为唯一消遣品。娼妓也凭籍此来博取小费,几乎成为她们的第二副业。《画舫余谈》里就说到当时曲中习尚的叶子戏有“成坎玉”、“碰十壶”等等,又有“投琼”、“赶洋”、“跳猴”、“掷八叉”、“夺状元”诸名色。不久又改兴“压宝”、“摇摊法”,“一日之间,输赢无算”。至于宴席间,也以酒量及拇战之能事来定妓女们的身份地位。到了乾隆时候,沿江沿海青楼之中,已渐渐拿鸦片烟来供给嫖客。许多青楼中人亦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则根本谈不上文化素养的养成了,鸦片、好赌迷漫了整个妓业。社会上文人结社竞诗之风流韵事,已是难之又难有了。
到了晚清,社会风气更是崇尚奢侈。青楼里女子艺术修养较低,往往也以豪奢来标榜。所以越到后来,即使上等的娼馆也几乎只剩豪奢,而不知风雅为何物。娼门以豪奢相尚,文学艺术也就与娼妓分离,青楼文化便快要走近它的终点。[9]
挥金、用鸦片、好赌、豪奢,这是清代整个社会的风气,青楼作为社会风气的最集中展现者,这种气候更是突出。在这种气候下,真可谓“扫眉才子难寻”,青楼的文化至此已臻寿终正寝,词客已失去了高雅的诞生地,留下的是后人“六朝遗事剩秦淮,话到秦淮事最哀。金粉香销明月缺,玉楼歌罢美人埋”[10]的哀怨。
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诗,使黄鹤楼的遐想延续至今。而昔日秦淮泛舟者亦“芳影杳落无所觅”,轻歌笑语者已遍寻不至,“只余昙香绕秦淮”,让人齿颊生香的词章在河波上荡漾,在暗夜里,灯火摇曳中,散发着阵阵淡淡而又隽永的芳香……
参考文献:
[1][9]龚斌.北里琐话[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86;105.
[2][清]余怀.板桥杂记[M].南通: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15.
[3][5]徐君 杨海.妓女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80;81.
[4]王韬.燕台评春录[M].转引自萧国亮.中国娼妓史[M].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国八十五年(1996):87.
[6]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5.
[7]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192.
[8][10]剑奴.秦淮粉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152;160.
欧阳珍,河池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吴怀民,河池学院艺术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