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百合花》是当代著名女作家茹志鹃的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经典篇章。该作自1958年春天发表以来歧义纷呈，一时成为文坛的批评焦点，但终以“清新、俊逸”的独特艺术品位得到广泛的认可。本文意在通过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的形象分析入手，深入挖掘作者在特定环境下的潜在写作意图：借战争环境下的纯洁、高尚的同志关系反拨异化社会环境下的异化人际关系。
　　关键词：茹志鹃 百合花 反右 潜在 人际关系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初刊于《延河》1958年第3期，而它的问世受时代思潮的拘囿经历了诸多波折，即使见诸文字后也是歧义纷呈，直到茅盾以“清新、俊逸”[1]，侯金镜以“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2]等风格特点盛赞该文时才算尘埃落定，幸免于难，足见当时文学批评界的左倾偏差已现端倪。“文革”结束后，人们对《百》解读才有了多种可能性，但总体上无外乎庄严的政治主题和人道主义主题：礼赞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关系和美好的人性、人情。如上解读都不无它的合理性，《百》的形象确确实实存在较多可资佐证的这方面的情节走向。不过，如果结合作家创作的时代氛围和具体的成文过程来看，《百》的潜在主题更多地倾向于对战争年代纯洁、高尚的人际关系的怀恋和呼唤，兼有指涉特殊年代人际误区的成分。
　　《百》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讲述故事的。“我”分别叙述通讯员和新媳妇，然后通过借被子一事把二者联系起来。两人接触的物理时间总共不过片刻，但对双方的心理产生的余绪却是终身永难磨灭的。后来茹志鹃在《百》的创作经历中写道：“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3]从中可见作者的写作来由和真实的思想动因：通过通讯员和新媳妇形象的塑造呈现战争年代新型的人际关系。叙述者“我”不仅巧妙地在两个人物之间穿针引线，且通过“我”的见证和感受帮助完善和烘托了通讯员、新媳妇形象的塑造。
　　一.通讯员：奋不顾身救民工
　　通讯员形象的塑造分为前后两段儿。前一段主要是从“我”的视点上展开，即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后一段是通讯员只身去新媳妇家借被子及舍身救民工，主要采取了他人转述的虚笔处理，但前后连贯，虚实相间，意在突出行动效应，人心的变化和灵魂的升腾。在“我”的眼里，通讯员“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来看，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4]，一看就是个结实干练的小战士，还不乏年轻人的浪漫生活情趣。去前沿包扎所的路上，他一直在前面引路，且与“我”总是保持一个恒定的距离，就向后脑勺长了眼睛似的。“我”建议休息一会儿，出其不意地落座在人家对面时，通讯员“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了一颗定时炸弹”。[5]聊来聊去才知道，人家刚好19岁，入伍也刚好一年，家里有爹、娘、弟弟妹妹和一个姑姑，而且尚未婚娶。作为一个淳朴的乡下小伙子，通讯员有可能第一次跟“我”这样的同志姐接触，青春的敏感令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再用毛巾拭汗”。[6]这一切都说明小伙子的脑子里“男女之大防”的封建意识较为浓厚，加上乡下封闭的自然环境更令他保守和拘谨，异性面前显得不知所措。通讯员借被子受挫时还埋怨“老百姓死封建……”[7]，显然是张冠李戴的误用。等新媳妇抱出一床里外全新的结婚被子时，他又心软了，好像做错了事似的，还建议“我”把被子还给人家。一个左右为难、憨态可亲的小伙子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讯员离开前沿包扎所归队的路上为了救被敌方手榴弹吓得手足无措的担架队员，他一边喊卧倒，一边只身扑向手榴弹，结果担架队员获救了，他当场被炸身亡。通讯员生前可能做过胸佩军功章荣归故里的梦，可能做过手牵一个漂亮新娘入洞房的青春梦，谁知，火爆的青春才刚刚开始的他，竟带着太多的人生遗憾匆匆离开了这个令他魂牵梦萦的世界。不过，通讯员却以他年轻的生命铸就了一个战士的光荣和不朽，与他无数个战友们共同殉了未来理想的社会梦！
　　二.新媳妇：深明大义借被子
　　新媳妇的形象也分成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讯员借被子，对方是才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家里唯一的一床新被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在这种情势下，新媳妇不借被子有其充足的理由，借被子的通讯员倒有几分不近情理，误会的存在缘于沟通的无法正常展开。“我”跟通讯员再次去新媳妇家借被子，才发现“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绺蓬松松的刘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8]，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惹人欣羡的一幅农家幸福图。等人家抱出一床新被时，二人顿时傻了眼，才知晓以“革命”的名义做了一件强人所难的事，而且还差一点错怪了人家。第二部分是通讯员归队后，新媳妇来前沿包扎所帮忙，还问“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9]有的不是埋怨，而是自责自己的觉悟不高，为难了通讯员。后来面对通讯员的尸体，新媳妇一改最初的羞怯，“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然后“一针一针地在缝补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对“我”的劝阻置若罔闻，一直坚持到补完。她还不顾卫生员的劝说，“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10]新媳妇没有言语，只通过默默的行动和自己的百合花被子向通讯员传递了一份深情厚谊。正如作者所言：“一位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11]这是一种超越同志，超越同乡和世俗爱情关系的大爱。
　　《百合花》实际上是通过“我”的视点引出通讯员和新媳妇，再通过借被子一事构筑起二者间的对话关系，精省的对话与无言的行动竟然相反相成，达到了此地无声胜有声的境界。通讯员把“我们”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他却未能安全地归队；新媳妇辛苦攒下的嫁妆——百合花被，最终在前沿包扎所发挥了它的最大用场。表面上是看战争的宿命和命运的不可测，深层次看是战争洗礼下的人心和灵魂的走向。那时候的人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彼此是共患难的生死兄弟姐妹，正是这样的军民力量才铸就了今天的共和国大厦。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想起当代著名诗人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能再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唤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12]诗人以自己的诗作诠释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那句名言：“以革命的名义多想想过去，忘记意味着背叛！”不同的文本，却是同样的精神旨趣。茹志鹃的《百》意在反拨因“反右”扩大化弄乱了的人心和民心，却因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形象的丰富性遮掩了其潜在的思想用意。
　　
　　参考文献：
　　[1]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2]侯金镜：《读茹志鹃小说有感》，《文艺报》1961年第3期。
　　[3]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年第11期。
　　[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5]同上。
　　[6]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7]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8]同上。
　　[9]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1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11]同（3）.
　　[12]《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洪永春，吉林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韩国外国大学博士生。李永求，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 洪永春 李永求： 《百合花》:对战争年代人际关系的一次回眸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