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很有一些人说我是“纯情作家”,换言之也就是很“布尔乔亚”的那种,依据是我若干年前写的那些东西。提到我,他们嘴里不说心里也在想,蒋韵嘛,就那个样子了。
　　但我早已不是“那个样子”。他们以为我永远是葫芦,却忽略了我成为一只瓢的可能。这是他们的遗憾,不是我的。
　　在我的城市,我一直游荡着。虽说我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并且还要继续生活下去,虽说除了这个城市我再无其它的家园可言,可我仍旧是那里的一棵无根之草。没有根,自然谈不上“根正”,别人看你,总像在看一个漂泊而来的异端。我的城市我的省份是一个著名文学流派的所在地,但我在它之外。它的麾下没有我。从一开始,我就是轰轰烈烈一群人之外的形单影只的一个。我是我自己的旗帜,尽管被高原的大风撕扯得七零八落,但破碎的旗帜也是旗。它猎猎地飘扬也自有它的一点壮烈之处。
　　据本省评论家说我们这里已经有了新生代——第五代作家群的兴起。第一代第二代就不要说了,他自然指的是我们的前辈。第三代也可以不管。第四代包括了新时期以来崛起的一群,文坛上的“晋军”,大江大河的一支队伍,我当然在它的主流之外。而第五代呢,据说是“后新时期”也就是90年代领风骚的本土作家,从它的阵容从它的罗列的名字,就充分体现了我们所倡导的时代精神——包容性。从年龄上讲,它的跨度在五十至二十之间,从风格上讲,从最写实到最表现的,济济一堂,看着很温暖。我以为这下我终于有了一个存身之处了,不想,“第五代”说,你不是我们家族的人,你去找你的家吧。
　　我的家在哪里?这真是一个问题。
　　在一个特别强调“正名”的国度,在一个特别醉心于狂热的命名的时代,不被命名如果说丝毫没有给你带来失落感的话那是虚伪的。你不在任何群落之中,不在任何关注之中,那么,在有些很难坚持的时刻,你是不是也会接受某些暗示,你是不是也会问自己,你的存在你的创造你的故事是否真的没有意义?
　　读张爱玲的散文,“小饭铺常常在门口卖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人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我想有时我是挺想成为那大锅里煮着的热瓜的。那样我就有了归属感,我知道我家族的名字叫“南瓜”。
　　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想,寻找一个“家族”真的很重要吗?特别是,为了向一个家族靠拢你必须改变你自己的时候?这代价太大,我不干。
　　新时期文学已经不年轻了,就像我们。但它的喧哗与骚动却还是青春期的骚动。这青春期真漫长。也许是因为青春期是可以撤娇的时期,所以我们不愿放弃撒娇的特权。
　　青春期的另一特点就是,追“新”。“新”是我们唯一的标准唯一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新”是使我们和世界汇合的桥梁和捷径。我们宣称我们的一切都已经是新的,除了我们的肤色。“新”是一个裹卷一切的洪流,但非常不幸,我是一个“旧”的。
　　一个旧的古典感伤主义者,一个抒情表现主义者,在今天这个时代,还可能拥有一个“家族”吗?
　　我自己在一篇谈论那个畅销的小书《廊桥遗梦》的文章中这样写:
　　而我们是顾不得回望的。我说的是今天的行色匆忙的中国人。我们都在赶路。我们在一切方面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我们太急于追赶了。在追赶的路上我们不是扮演加缪的“局外人”,就是扮演海明威“迷惘的一代”,我们还扮演嬉皮或者雅皮,我们不是背叛者就是及时行乐的人,我们像甩掉祖父的大抿裆裤一样甩掉了我们古典的情怀,我们路过了烟雨濛濛中无数座廊桥时连看也不看它一眼,它们古老的美丽几乎是我们的羞耻,我们争相传告,古老的美丽死了。我们模仿了尼采的手势,因为我们要赶路。
　　也许,我们太害怕孤独和被抛弃。我们谁也没有勇气独自在廊桥上停留哪怕片刻,看一看落山的太阳,看一看脚下的河水。宁静会使我们恐惧。宁静会使我们感到生不如死。所以,在今天,我们才拥有了成千上万先锋的“局外人”而却没有一个落后的古典感伤主义者。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一把电吉它,摇摇滚滚,一路歌唱,即使在月明如水的夜晚,也永远没有了呜咽的洞箫。
　　理论家告诉我们,世界是多元的。世界应该有很多种声音。可我总觉得他们这话言不由衷。如果你是只唢呐,他们连听也不要听。他们只听交响乐,听爵士或者摇滚,他们是不听“十番锣鼓”的。他们说,什么老掉牙的声音。
　　他们是不懂品味的。他们只有类似“进化论”的关于文学的道理。
　　我能“进化”成一只萨克斯管吗?恐怕不行,如果我是一支箫的话。一支黄平洞箫,拥有着遥远年代的绝响。它永远不会变成西洋管乐这个家族中的一员。话说到这儿,我想,我其实已经给自己命名了。
　　
　　※ 蒋韵,女,当代著名作家,著有《栎树的囚徒》等。

• 蒋 韵： 我给我命名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