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来强调以文立国，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偃武修文，四方来朝”，“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要了解中国的政治，中国人的人生，你就得了解中国的文学。正因为对文有这样异乎寻常的尊崇，日本人甚至给中国取过一个讥讽性的外号，就叫“文学国度”。这是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说的。确实，中国是一个对文有特殊癖好的民族，历史上也不乏一封信吓退敌国（李白）、一封信气死了人（诸葛亮）、一篇文章吓退鳄鱼（韩愈的《祭鳄鱼文》）的神奇传说。可见，文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近乎是一种宗教。
　　而文的核心，正是诗。所以，在古代，官员中有诗人，隐士中有诗人，皇帝、僧人、侠客中也都不乏诗人。但哪个文人若是写小说或编戏曲，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都不敢留下自己真实的姓名——所以四大名著的真实作者，至今争议不断。因此，你别看现在小说横行，可在一百年前，它还只是被贬为“小道”的文体，那时真正令文人骄傲的是诗。胡适当年发动白话文革命，阻力最大的也是诗，所以他说，如果把新诗的堡垒攻克下来，白话文学的革命就彻底胜利了。何以诗有如此深厚的传统，并在民众心目中有如此神圣的地位？这令我想起林语堂说过的另一句话，他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国一直以来缺乏那种恒定的、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许多人的心灵都处于无所信、也无从信的状态，即便有人说中国是偏重于信佛教的国家，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佛教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这点，我们比较中西方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一事就可看出：在西方，笃信基督教的家庭，经常把孩子的名字取为摩西、约翰、彼得、以诺等，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和圣徒同名是好事，也希望孩子生来就是相信神的人；但在中国，即便是最虔诚的信佛家庭，我也没见过有哪个父母愿意用本尘、了因、空相之类的作为小孩的名字，他们不仅不这样取名，甚至还会觉得取这种名有不祥之兆，而像张恨水、谢冰心等人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称为好，参考的标准正是诗歌，因为这些名字有诗意，有一种特殊的美——这说明，许多中国人并没有把他的宗教信仰带到日常生活中来，真正影响、塑造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是诗的力量。
　　正如西方人常常把人生的终极看作是神圣的，救赎的，而中国人常常把人生的最高境界看作是诗意的，审美的，艺术的，二者之间有根本的不同。诗意、审美、艺术的人生由什么来承载？诗。在中国人的人生构想中，诗意的人生是比庸俗的、充满铜臭味的人生，甚至比遁入空门的人生都高级的——即便是和尚，中国人也更尊崇那些会作诗的和尚。正如一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吟诗、写字、画画、刻章、遛鸟、养花，总比在家数钱要高级一样。你看金庸的小说便会知道，何以他的主人公，绝大多数最后都归隐了，陈家洛归隐于回疆，张承志归隐于一海岛，杨过归隐于古墓，郭襄归隐于峨眉，张无忌归隐于为赵敏画眉，令狐冲归隐于江湖的无名之地，韦小宝这样的混世魔王，也归隐于扬州一带，甚至连萧峰这样的为国为民之大侠，也曾梦想和阿朱一起到雁门关外打猎放牧，度过余生……这样的人生充满诗意，有乌托邦色彩，令人向往，相反，多数读者不会羡慕金庸笔下的僧人生活，更不会羡慕萧远山、慕容博最终皈依于少林，原因就在于归隐的生活、田园的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更富诗意，而它的价值参照也正是按诗的精神来设计的。
　　诗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宗教，或者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力量。西方人从小就让孩子背诵圣经，中国人则让孩子背诵唐诗；美国人遇见“9·11”，首先想到的是去教堂，向神祷告，倾诉，而中国人遭遇汶川大地震，首先想到的是写诗，举行诗歌朗诵会，所以，“5·12”以后，中国的诗歌有一次热潮，就因为那时的诗歌起到了抚慰人心、安妥灵魂的宗教性作用。
　　我们不要藐视诗歌的力量，它在关键时刻，能唤醒一个人内心柔软的部分，甚至能让人热泪盈眶。诗歌的意义一旦深入人心，一种和诗有关的价值观，那种审美的、艺术的思想，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设计，因此，提倡“诗教”，其实就是提倡一种美育，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就主张打通科学和人文的界限，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他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瑟无聊的状态”。对孩子们那些还未被过度污染的心灵进行诗歌教育，这是一种使命。诗歌教育这种审美教育，因为诗的感性，学生容易领悟，也因为诗的优美，易让学生产生向往，激发想象。诗是一种结晶的语言，也深藏着许多精致的心灵，所以，“诗教”决非一句空话，而是有其传统，也有其现实意义的。
　　
　　※ 谢有顺，著名学者，代表作有《中国散文二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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