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代表之作和不朽之作的《呐喊》与《彷徨》，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呈现着“不具名”现象。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十余个人物中，竟无一具名；鲁迅最重要的小说《阿Q正传》的十多个人物中，仅一个小配角“王胡”算是有姓有名，然而“王癞胡”这个绰号又是对他“学名”的消解。据笔者统计，鲁迅现代白话小说的人物共有160余个，其中姓名兼备的仅占十分之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具名”已经成为鲁迅小说人物的常态。这甚至包括鲁迅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如狂人、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这些人物虽然面影清晰，却难辨姓甚名谁。“不名而名”，究竟是鲁迅兴之所至、信手拈来，还是匠心独运、有意为之?
　　鲁迅曾感叹过：“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为什么“不易”?只是因为鲁迅不肯率性而为。鲁迅发表文章所采用的笔名有140多个，足见他有为自己取笔名的嗜好。而且从鲁迅对自己笔名所隐含的“深意”的重视程度，也能推知他不可能随意地对待笔下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的命名。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序言部分的第一句话就涉及了主人公的名字：“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于是一个既有现实依托，又具象征意味的“狂人”形象自然而然地从下文的“日记”中走出来。鲁迅的得意之作《孔乙己》才两千几百个字，却不忘介绍主人公名字的由来，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更是用了第一章的一半篇幅“考证”了阿Q“姓”与“名”的渊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多么重视为自己的小说人物取个内涵丰富而又耐人寻味的名字。
　　有关为小说人物起名的原则，鲁迅说：“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答(戏)周刊编者信》)其实我们只要仔细琢磨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名字，就不难发现，它们绝不仅仅是为了排除“消息家”或“谣言家”穿凿附会，而是另有深意的。
　　鲁迅小说人物的“不具名”，有一类传递了历史文化遗留的信息。旧中国下层人民生活艰辛，其取名往往只图方便而已。鲁迅小说《风波》中说：“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使用斤数当作小名。”这是江浙一带旧俗，《风波》中的“九斤老太”“七斤嫂子”“六斤”等便是这样命名的。这些名字极其俚俗，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
　　除了“旧俗”的残留之外，鲁迅的小说人物命名还有“旧制”的残留。晚清学者俞樾在《春在堂随笔》卷五中说：“先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者为名……见在绍兴乡间，颇有以数目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名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 这实际上突显了平民百姓在政治上遭受压迫，人格上遭受侮辱的低下的社会地位。《社戏》中的“六一公公”、《风波》中的“八一嫂”、《离婚》中的“八三”等的取名也都是循此例。这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文化信息的残留。
　　鲁迅小说中的另一类“无名氏”是采用借代或起绰号的方式形神兼备地勾勒出人物形象。如《药》中的“花白胡子”、《示众》中的“白背心”、《长明灯》中的“三角脸”、《离婚》中的“蟹壳脸”等是“借代”。《阿Q正传》中的“赵自眼”和“假洋鬼子”、《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是绰号。甚至于像“阿Q”这样的名字就直接具有漫画的形象性，怪趣横生：从外形看，阿Q头上长了几块癞头疮，还有一条黄辫子。这个“Q”字正像一个光秃秃的大头后面，拖着一根小辫子。这些无名氏的“名”，不仅极其省俭地画出了人物的外形特点，也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比如“狂入”的“狂”，正是其最主要的精神特征；“细脚伶仃”的“圆规”，更是人物尖酸刻薄的市侩像的活写真。这些高度个性化的名字像绘画一样鲜明、生动，读着这些名字就仿佛见到它们的主人，真是“人如其名”。鲁迅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便传达出其精神实质。
　　鲁迅小说的人物“不具名”，更多的是打上了时代与社会的鲜明印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所以取名也“与时俱进”，被涂抹上时代色彩，从一个简单的名字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一般生活情形。
　　鲁迅小说的人名中有一批“爷”字辈的，这些个“爷”们读起来颇为响亮而雄壮。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孝”这个伦理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赋予了政治内涵，这意味着晚辈要自觉自愿地、无条件地服从长辈，长辈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于是无论年龄是否够上“爷”字辈，只要有权有势，都会以“爷”名之。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钱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风波》中的“赵七爷”。他们都是当地的权贵，既处在家族关系的顶端，又处在权力关系的顶端。比如赵七爷就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他们有自己的姓氏、排行，而尤为可“贵”的是，其后缀都带了个庄严的“爷”字，这是当时对有身份、有特权的人的称呼。鲁迅通过对这群“爷”的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其所代表的封建王朝必将被时代风暴摧毁的命运。
　　与那些个“爷”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小人物，他们是鲁迅小说着力表现的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人物也多以无名氏的方式出现。他们社会地位卑微，生活境遇凄惨，精神麻木，思想观念落后。孔乙己把自己的一生都葬送在科考场上，可到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捞着。他读了一辈子书，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却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孔乙己”只是他的绰号而已。阿Q这个生活在未庄最底层的小人物，受尽剥削、凌辱。他有着典型的“沉默的国民灵魂和国民弱点”，靠精神胜利法来缓释生存的压力，最后还是没能走出窘境。
　　尽管孔乙己们、阿Q们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但他们好歹还有一个绰号，而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甚至连一个独立的、属于自己的绰号也没有，她们有的只是一个依附于丈夫的名字。《阿Q正传》中的邹七嫂、吴妈，《祝福》中的祥林嫂、柳妈，《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王九妈等都是如此。旧礼教讲“三从四德”，女人出嫁要从夫，“从夫”的一个外在标志就是女人须随夫姓、从夫名，她们连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名字也不配有。鲁迅曾说：“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 渐发生。”(《我之贞烈观》)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只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因而处在最下层的妇女也就被剥夺了代表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姓名了。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之所以“不具名”，就是为了突显旧中国妇女屈辱的社会地位，唤起读者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与思索。
　　正是因为这些小人物“不具名”，他们才更有象征意义，更具普泛性，也更便于给他们一个“共名”，那就是“奴隶”。当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可见，祥林嫂这一生只能永远属于祥林，尽管她后来改嫁给贺老六，但鲁镇的人们不认可这桩有违于“从一而终”道德观念的婚姻。也就是说从改嫁之日起，祥林嫂就已经被这个社会遗弃。不仅别人会按照个人习惯或社会习惯称呼这些小人物，就是他们自己也习惯了他人对自己的称谓。《阿Q正传》的“革命”一节写到，阿Q得意地大声嚷嚷着：“造反了!”且一路走一路唱地经过赵府门前，赵太爷怯怯地迎上前低声地叫了声“老Q”，这时小说风趣地写道：“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直到赵太爷的儿子直呼其名，“阿Q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这一节在喜剧的外表下，实际上隐藏着悲剧的内核，那就是他骨子里习惯了做奴隶。这些小人物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又是这一制度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者。原因在于他们认可并安于自己的奴隶身份。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永远循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灯下漫笔》)这两个时代在祥林嫂身上有最鲜明的表现。她被抢走后，四婶还提起她，只是因为后雇来的女工“左右不如意”。而当祥林嫂“交了好运”之后，“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可见祥林嫂的唯一“价值”在富人看来就是为他们劳作。祥林嫂二来鲁镇的时候，柳妈竞“诡秘”地对她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柳妈不认为祥林嫂的命比“从一而终”的礼教更重要。于是，她怂恿祥林嫂去庙上“捐门槛”做替身。那条给“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正是祥林嫂奴隶地位的绝佳的象征。
　　鲁迅笔下的这些“不具名”的小人物的命运自然地如同草芥。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折腿后匍行于地，并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可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谁也未必就想知道。“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他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是可有可无的。阿Q被当做抢劫犯随随便便地就给枪毙了，在临刑前的“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喊声中，他完成了最后一次“精神胜利”。而对于看客来说，“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他们觉得，“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祥林嫂最后沦为乞丐，在鲁镇人祝福的爆竹声中凄然死去，而鲁四老爷竟说道：“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在鲁四老爷和周围人心目中，祥林嫂是个不祥之物，尽管她的名字听起来挺“吉祥”的。
　　鲁迅小说中人物的“不具名”，或恭维中隐藏着机锋，或俏皮中透露着辛酸，看似随意却别有深意。细心揣摩鲁迅小说人物命名中所蕴藉的妙趣和匠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品味鲁迅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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