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体生存经验的复述和对生存状态的摹写，是大多数作家自觉的选择。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了在生活中寻找可以把握的素材，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以往生活进行挖掘和改造，他们将个体的生命经验与人类的普遍经验相结合，并内化为独特的艺术世界，展现给读者一个个浓缩的人生境遇和内在现实。余华的创作与其亲身经历及生命体验有很大关系，他曾多次强调童年生活与其小说创作的紧密关系：“应该说我过去的写作，也包括我现在的和以后的写作，都和我的童年和少年紧密相关……我在那个时期经历了‘文革’，经历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同时也经历了压抑和胆战心惊的岁月。”…“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在童年时期所遭遇的初始情境会对他后天的心理成长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会决定一个人的成长模式和人格类型……抛弃它的泛性论外壳，初始情境所表达的内涵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作些微的翻译和修正，可以表述为，人生起步时所逢遇的一种典型的生活情境对人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作为一种生活经验被深刻地记取，而且会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经验范型和规约，指导后天的心理定向、思维特征与行为模式。”余华正是在这种初始情境的观照下展开了早期的文学创作，童年生活中独特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其创作的影响，在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展示。
　　余华总是在其小说的创作中构建着孩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对立，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兄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对立的存在。这种对成人世界的不信任与其童年的家庭情境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对于儿童来说，家庭意味着依赖、信任、认同和关爱，而在余华的记忆中，家庭则总是被父母的忙碌和哥哥的压制所充斥，那种寂寞、乏味、孤单的童年生活，影响了他对家庭的信赖和依靠程度。“有关我出生时的情境，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境。”幼年的余华渴望被父母重视，渴望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所以他佯装肚子疼，希望能借此换来父母的些许关注。而多次的谎言换来的只是父亲毫不客气的“教训”，父母将余华强行绑在了手术台上，对他做了切除阑尾的手术，以此作为惩罚。父母没能了解余华谎言背后深藏的孤独，余华也不能理解父母极端教育的苦衷，反而因为父母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他而伤心欲绝，对父母亲近的渴望从此消失，与父母的隔阂也由此形成。因为父母的繁忙，余华总是跟自己年纪相差不大的哥哥待在一起。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的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这是我最疲倦的时候，我哭得声音都沙哑后，我的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睡着了……”在兄弟大战中余华经常处在劣势和被压制的地位，这种孤独、挫败感使他心中升起失望与怨恨，对亲情的信赖程度不断下降，成为余华对成人世界不信任的直接诱因。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一文中，余华塑造了一个孱弱、孤独而且单纯的少年形象——“我”。“我”怀揣着美好“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冲出家门，孤独地行走在找寻栖身之地的道路上，友善并信任地面对旅途中出现的一切人和事。“我”以为所做的努力得到了成人世界的认可，但换来的却是被愚弄、被揍和全部家当被抢。这种成人世界的难以理解和拒绝接纳成为“我”内心最大的危机，由此而产生的焦虑和绝望情绪造成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困惑和迷茫。这种成长的困惑和余华那种既渴望温暖亲情又怀疑亲情的可靠性的心理感受有着很多的契合之处，揭示了余华在家庭情境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于成人世界甚至人生的悲观认识。
　　细读余华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他充满着暴力和混乱的先锋作品中，还是在充满着温情与苦难的民间风格的作品中，血腥的场面总是会反复出现。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余华便表现出他对血非同一般的体验：“我闻到了一股漏出来的汽油味，那气味像是我身内流出的血液的气味。”余华用血液的气味来比喻汽油的气味，将人的身体等同于冰冷无生命的铁的装置。鲜血稀释了情节，血及人的身体都非生命化了。当“我”拼尽全力，为了维护这个世界的道义秩序而被五个抢苹果的农民揍翻在地后，“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余华用十分平静柔和的语言有条不紊地描绘着似乎再正常不过的流血场面，在这里，鲜血失去了疼痛感的表征，不被作者的情感所濡染，不被作品的人物所同化，而只是一种自身的表演，这种以温和手法表达出来的残酷显得更具震撼力。余华在作品中对待鲜血出奇冷静的态度与他童年生活的医院情境是分不开的。余华的父母都是医生，医院是他儿童时期消磨时间的地方。一般孩子对血都有种难以化解的恐惧，而余华则因为生活中有许多与血正面接触的机会，而对血有了与一般孩子不同的感受。这样对“鲜血”“死亡”的日常化接触，给童年余华带来的一个明显影响就是恐惧感的消失：鲜血失去了其惊悸的效果，各种鲜血横流的景象不仅丧失了令人恐惧的意味，反而成为～种审美的对象而不停地被作者把玩于股掌之中。
　　现实的暴力和冷漠是余华对这个世界本质的基本指正，也是贯穿余华小说始终的一个主词。《十八岁出门远行》一文中，“我”先是遭遇了事不关己的路人和第一个“看都没看我”的汽车司机的冷暴力，而后在乞求运苹果的司机让“我”搭车时遭遇了“滚开”的口头暴力，接着在保护苹果不被抢走时遭遇了村民对“我”拳打脚踢的身体暴力，最后遭遇了运苹果的司机趁火打劫的精神暴力。“我”一路上遇见的尽是冷漠、势力、残忍、贪婪的人，这些人以暴力的方式惩罚了“我”眼中的正义与理性。暴力成了疯狂的现实世界奉献给这位少年的第一份礼物，成了他初历人生的宝贵经验。
　　余华也像小说中的少年一样，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获得过许多的暴力经验，这些暴力经验大部分来自他童年记忆中的社会情境，来自“文革”。余华说：“那个时候我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比较阴暗，我觉得‘文革’的经历跟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读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中学毕业。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感受到对于孩子的那种恐怖。到了少年时期，我没有书看，整天在大街上看大字报，到了7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字报都是人身攻击，有些是很下流、黄色的，很好看，里面有故事，我的最早的文学启蒙是从那来的。”在这段“文革”的记忆中，大量的暴力景象在余华幼小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余华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感受到成人之间恶毒谩骂、造谣中伤的粗暴关系，在连续不断的批斗中直视了人被侮辱和被伤害的残酷画面，在特殊时期与家庭亲人的相处中感受到血缘亲情的冷漠和虚伪。通过“文革”中的所见所闻，余华愈发感到世界是荒诞杂乱的，社会是残暴无情的，家庭是冷漠无望的，个体生命是绝望孤单的，人类的理性在历史和社会的暴力面前彻底瓦解，一种悲观的生命意识在余华的心底形成。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欺诈、暴力、血腥的意象和冷漠、悲观的叙述风格给了阅读者当头棒喝之感，文学常态的表述方式被撕裂，反常、悖理的生命体验使读者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突然变得异常陌生。小说中的“我”从开篇孤独地走在山区公路上找寻栖身之地开始，到篇末遍体鳞伤地独自躺在驾驶室中结束，其间经历了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冲击，一切喧嚣的人事如梦境般横冲直撞地闯进“我”的旅途而后又毫不留情地消失殆尽。“我”在茫然无措中又重回一个人的状态，重回孤独。在“我”对温暖的急切呼唤未果之后，想起那个“晴朗温和的中午”，父亲像一个故意推“我”去感受人生陷阱与欺骗的阴谋家，不动声色地将“我”推离天真烂漫的年代，给“我”上了人生哲学的残酷一课。这种对待人际关系及叙写方式的冷漠态度，真实地传达了余华对这个世界的最初感受，这种悲观生命意识也成了一种叙述背景和情感基调不断地出现在其作品中。

• 张 琼： 滞重的记忆: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　/　语文建设 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