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杨彬教授的专著《新时期小说发展论》(人民出版社)时,我以为又是一部新时期小说线性发展史之类的专著,也就没有上心看。因为,时至今日,当代文学的研究已颇具规模,在学科内部,论争纷起,研究范式已被操演得条分理顺、枝繁叶茂。新的研究热点如何才能备受瞩目才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一大挑战。等到国庆期间静心研读后,才发现此著非同一般,它不是流水帐式地实录新时期小说发生及演变,也不是复制他人之作来充实厚度,而是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呕心泣血之著。
先浏览整本专著,后细读,再深思,发现其内容的组织上透出一种立高望远的学术视野,推倒了许多陈旧的思想樊篱,坚守本土立场的同时,巧妙地借取西方文学话语。它不再以文学社会政治性质为依据划分章节,而是严格从新时期小说的性质、特点入手,分门别类,结构清晰。
此著虽并没有明确指出何谓“新时期”,再说,“新时期”本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但是通过细读文本,我却可以感受到它即是指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2008年这一段时间。因为绪论部分标明是《新时期小说30年来发展的双重格局》。此书却不是从历时性来论述,而是从共时性来分述,并在章节的整体格局上下功夫,仅这一点,就有些新了。杨彬教授把新时期小说分为两大块,即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和新时期非现实主义小说,也就是书中所说的“上篇”和“下篇”。姑且不论杨教授这种分法是否科学,至少是一种很超前、很大胆的研究理路。在这后现代社会,价值观趋向多元,研究方法多样,现实主义也可走向多元。因此,现实主义小说二分法行得通。
传统的当代小说创作潮流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类(参见李逸涛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潮流》),杨彬教授却把它仅归为两类,大有“叛逆”之嫌。在这世俗化的年代,印家厚式人物多矣,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浑浑噩噩的人也不少矣,作为社会精英代表的知识分子因缺乏坚定信念,也随波逐流。可是,脊梁式的知识分子犹在,杨彬就是其中之一,其大作《新时期小说发展论》就是佐证。
论著上篇《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恢复和深化》计8章,第一章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百年嬗变》,提纲契领,具有综述价值,对后面的第2章至第8章起统领作用。第2章是《伤痕小说对现实主义本质的恢复》、第3章《反思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第4章《改革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第5章《军旅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拓展》、第6章《流派纷呈后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第7章《“反腐小说”的现实主义品质》、第8章《底层写作:现实主义小说在新世纪的发展》。其中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底层写作等已经成了当代文学约定俗成之语,可是,“反腐小说”这一称谓还是颇新的。至于它能否得到学界承认还需时间来检验。
在我看来,第6章《流派纷呈后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部分小说也可划归“反腐小说”小说之列,还有“反腐小说”列举得不够完全,至少公安作家的部分小说没有包括进去,譬如朱维坚的“反腐”题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杨彬教授“一个人张灯结彩”已经十分不易,我怎么还说三道四呢,还是多说说这本书的优点吧!
专著下篇《新时期非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又分几个章节,从第9章至第16章。第9章《突破现实主义束缚的“意识流”小说》、第10章《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现代派小说》、第11章《新写实小说对现实主义经典的解构》、第12章《先锋派小说的兴起、发展与转型》、第13章《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新言说》、第14章《浪漫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的超越》、第15章《私人写作与新生代小说》、第16章《解构男权话语霸权的女性小说》。在这一篇中,杨彬教授竟把新写实小说纳入,这是需要勇气的。在我的印象中,新写实小说刚问世是9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读书,就听老师说新写实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变种,其特征是叙述的客观化、冷漠化、去典型化等,也就是说当时老师是把新写实小说纳入现实主义之列。如今,《新时期小说发展论》却将其划入非现实主义,谁对谁错?在此,我不能评判。只能说他们各个言说的立场不一。此前,大型文学剘刊《钟山》打出一旗号,或许可以作为参考:“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然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仍可划归现实主义的大范围,但无疑具有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潮流》明确指出:“‘新写实主义’填补了传统现实主义所忽略或摒弃的那一部分现实生活内容和人生经验,并且中止根据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来对生活作出阐释和判断,因此,不论从思想取向和审美取向上说,它都堪称现实主义的新形态。”杨彬教授却认为“新写实小说已不是现实主义小说”。理由有二:首先,是关于写作方法,新写实小说放弃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最基本的特点,即“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次,新写实小说的美学精神也不同于现实主义,新写实小说普遍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厌弃,对激情主义的拒绝,没有现实主义文学对理想主义的炽烈向往……
以上分析颇有见地,也颇有说服力,充分说明杨彬教授没有被新写实小说的表象所迷惑。新写实小说刚问世不久——还很年幼,没有成年,无法定论,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然后再深入发掘其美学特征才能抓住其实质。因此,新写实小说纳入非现实主义是可行的,也是前卫的,至少在众多的当代文学研究专著中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分法,充分说明理论研究对矫正、澄清一些艺术实践中的极有争论的方式是有所助益的。
窃以为,《新时期小说发展论》最突出的特征是“论”。不管是现实主义小说章节,还是非现实主义小说章节,都是围绕文本展开论述,以文本服人,而不是引经据典,给人一种“掉书袋”之感,这一点非常难得。并且,在论述各类小说时,没有千篇一律,而是各具特色。例如,第3章、第4章、第5章只分三个小章节,而第6章又分6个小章节,也就是说没有平均使力,面面俱到,而是针对各类小说特点,直击“七寸”。
还是接着以专著中的新写实小说为例。杨教授总结出其创作主张是:还原、除幻、世俗化。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论述时,主次分明。首先是论述创作主张的基本观点,即还原,且用新写实小说实力代表作家池莉所言证明之,颇具说服力。
本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9章,即《突破现实主义束缚的“意识流”小说》。意识流作为舶来品是如何一步步“东渐”的呢?此章节从1920年说起,并把鲁迅的《狂人日记》抬了出来,历史不可谓不悠久。然后以西方的《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喧哗与骚动》为蓝本,追根溯源,而不是断章取义地指出“意识流”小说的艺术特征,足见杨彬教授治学态度严谨。
此章节以《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特点》作为重点,以王蒙的作品为论述对象,言之有物。既引证前人成果,又引用各种文本,无论是引证还是引用,都是建立在对文本的充分把握之上。然后,视角不经意地转到《东方意识流》这一部分。杨彬教授在此章节中指出:“新时期意识流小说,或者称作‘东方意识流’文学,虽然借鉴和运用了一些西方意识流的手法,但骨子里仍然是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作品。”也就是说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得出如此结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杨教授不但重视他人的理论成果,如恰到好处地引用石天河、宋耀良、李春林等学者的观点,也重视自己的体验与感悟。
该章节末尾是这样说的:“从其本质来说,新时期的意识流小说形式上是以意识流为特征的,但其内容却可以划归为反思文学范畴。”这一综述结论很到位。如果按内容划分,第9章《突破现实主义束缚的“意识流”小说》就该纳入“现实主义小说”范畴。在此,杨教授辩证地看待新时期的意识流小说,足见杨教授的论述在于理性和感性的交融。
现实中人类道德的缺失是不争的事实,反映到文学上更是如此。第15章《私人写作与新生代小说》中以朱元的《我为美元》作为新生代小说的代表来论述,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类作品不顾及社会道德和规则,过分地展示欲望,对1990年代社会风气的引导应该说有不好的一面”。由此可见,杨彬在文学研究中还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难能可贵。大凡文学研究一般只注重艺术性或文学性,而很少关注意识形态,杨彬教授却对新生代小说的娱乐性成分及欲望化描写持否定的态度,足见其持鲜明的价值立场。
随着章节的演进,第16章《解构男权话语霸权的女性小说》看完后,我个人观点是,第16章和第15章《私人写作与新生代小说》合二为一较好。因为女性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是私人写作。当然,杨彬教授如此分法自有其道理,也许旨在第16章中凸现女性意识。
“问题研究”常常意味着启开一个新的研究维度,真正的“问题研究”常常意味着在一个被忽视的学术模糊地带倾注研究者的勇气、智慧和热情,我还能说什么呢?
回望整本专著,才明白它不是“史”的梳理,而是在文本的基础上论述,理所当然“论”之味很浓,这就不易。尽管此著有些不够完善也不够全面之处,但它是一部具有探索性质的学术文本,这一点毋庸置疑。
张友文,文学评论家,现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