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蕙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年届80，已从教学岗位上退休多年。她的平凡的人生，给同事和学子的印象是朴实、正直，为人处世不事张扬，信守着做人的本份。她于1955年从华师中文本科毕业后，即留校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直至退休，这30多个治学、教学的春秋，她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信守着为学的本份。而她坚守的这两个“本份”，是做人与为学之本原的职责和性情，其实质是一种现代的人性和真挚的情感。正是这种真情与至性贯串于她的人品和学品（文品）之中，成就了她的独特的人品、学品。下面我们所力图摭记的是她的独特的学品（文学教育与学术研究）。
　　一
　　田蕙兰老师读小学时受一位语文老师的影响而神往教师生涯。这位女教师讲课情感投入、声情并茂，清晰地讲出课文的至情至性；对学生平等相待、和蔼可亲。这些都给田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她自觉地阅读文学书刊，沉潜于作品的境界之中，养成了探究文学作品情理的阅读、欣赏习惯；还积极参与班级和校级间的演讲活动及作文比赛，极力锻炼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
　　田老师大学毕业留校后，被分在中文专业“名著选读与写作”教研室，给大一学生讲授现当代文学名著，并批阅学生的作文。她的讲课和作文批改都受到同事和学生的好评。以后又调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专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任务，包括必修课中国现代文学史及选修课《茅盾小说研究》等。
　　田老师的课讲得好是众所周知的，凡听过其课的老师和学生无不交口称赞。许多学生毕业离校多年后，还眉飞色舞地回顾田老师讲课的神韵和风采。
　　田老师讲课好的表现与成因，既有方式方法层面的，也有思维层面的。从思维层面来看，田老师的教学之好就在于——
　　以人为本原、以情为基础、以生（学生）为目的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
　　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是作家用美学的、艺术的思维和手法，通过自己的独特体验，演绎着人的至情至性——人性。文学教育就是引导受教者（学生）探索这个“演绎”过程即文学文本的审美内涵，并注入自己的艺术想像和再创造。这就是文学教育和教学的“以人为本原”的表现。
　　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社会政治风云急剧变幻的中国现代社会，与中国现代的社会政治斗争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而田蕙兰老师留校任教的初始阶段、也是她的教学体系和教学习惯形成的重要阶段——上世纪50至70年代，是政治运动频繁、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政治、阶级和阶级斗争统领一切，自然也成为观照和讲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唯一的视角；至于“人性”之类的观念和词语，则被界定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观念而遭全面的批判与禁忌。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主流话语中，从事与现代政治及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田蕙兰老师在备课和课堂讲授中，既不忽视阶级的、政治的观照视角，又常常超越这一视角而放眼于人的复杂的情与性，探索和揭示文学创作中作家独特的情感体验。她之所以能如此，则得力于自幼开始逐渐养成的沉潜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境界，探索作品的至情至性的阅读、鉴赏习惯与能力，以及她对人的本份的坚守。例如，在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处理上，田老师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倾向和创作倾向的作家作品（即所谓“民主主义作家群”）置于与“左翼”作家作品同等的教学地位，甚至划拨给较多的教学时间；不以是否写出了具有强烈社会意识及鲜明政治色彩的人物和作品，来评判他们的创作成就。对于他们笔下的一些重要人物形象，如巴金小说中的高老太爷，曹禺话剧中的周朴园等，不是简单地贴上诸如“封建家长”、“反动资本家”这些具有阶级色彩的标签，而是细致深入地分析他们的灵魂深处、情感漩涡中的矛盾冲突及不同层面的对立统一。对于左翼作家笔下的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和鲜明社会色彩的作品与人物，田老师的观照与讲述，也不停留在阶级的、政治的视角。例如茅盾笔下的吴荪甫形象，一般人所关注的是此人物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办企业为振兴民族工业）。仅止于此，则未能揭示这一形象的复杂内涵。田老师则着力分析这一形象在人性和性格上的突出特点——强悍的个性意识，既显示了这一人物的独特性，又“向内”开掘了这一形象的美学悲剧色彩。另外，对于茅盾这样的左翼作家重镇，对其创作上的不足与缺陷（如其小说对人物性心理、性行为的过于直露的描写），也是给予美学的、艺术的观照，认为这些描写不免流于粗俗，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也暴露了作者美学情趣的欠缺。
　　田老师的这种“以人为本原”的教学视角和文学教育的终极视点，在学生中获得广泛的好评，认为她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人物形象的分析评论新颖深刻、细致入微、合情合理，对他们有着示范引路的意义。
　　田老师讲课之好，从方式方法的层面考量，也有许多值得总结和借鉴之处。如她认真备课，深入钻研教材，注重材料的丰富性和充实性。她的讲稿常常在教学内容的主线两边批注了密密麻麻的材料——有鲜活的背景材料，有纵、横方向的同类型事例或论述，甚至一段生动、精辟的话语，等等。这些材料在备课时大都烂熟于心，因此在讲课中，她基本不看讲稿，将教学内容置于相应的背景和艺术境界之中，横向关联着同类的论题和现象，纵向牵连着文学史的发展及当下的表现，纵横捭阖，挥洒自如。例如，上世纪80年代，她在一个课堂上分析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时，首先简介了2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初入中国，国内文坛兴起了一股小小的现代派潮流和创作；在这一背景下，鲁迅尝试并成功地将现代派文学的一些手法与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长期观察和深入思考、探索结合起来，创作了《狂人日记》与现代狂人形象；田老师还与中国当代文坛上重新高扬的现代主义创作思潮作比较分析，从而显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成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源头。如此讲述，既讲清了教学内容，又大大拓宽了学生的文学视野。
　　田老师教学中的“以情为基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文学的情感观照与分析，上文已谈及有关的具体内容。下文简介另一表现，即教学中强烈的情感投入。
　　文学是人的情感的艺术外化，离开了情感，也就没有文学创作。因此，文学教育就必须既关注、观照文学作品的情感，也需要施教者（授课教师）有充沛的情感投入。很难想像，一个客观冷漠的教师能够上好文学课（尤其是文学批评与鉴赏课）。
　　田老师是怎样注重文学教学中的情感投入呢？她总结说：“我在讲授重要作家时，爱把他们作品中最深刻、最精辟的语句、段落，重点突出，反复诵读。如鲁迅小说中狂人那振聋发聩的大段独白，郭沫若诗歌中狂飙突进的高亢气势，‘擂鼓诗人’田间那如战鼓、如号角怒吼的诗句等等，我在备课时首先受到了感动，心灵为之震撼，于是便把这些读透背熟，讲课时脱口而出，长段长句抑扬顿挫，一气呵成，课堂上常常出现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这既加深了学生对这些作品内在含义的深入理解，也提高了听课的兴趣，还为学生重视白话文的背诵作出了示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认为教师不是演员，讲课也不是戏剧表演，切勿虚张声势，故作卖弄，必须是真情的流露，否则，其效果会适得其反。”
　　田老师的课讲得好还有一个成因与表现，就是“以生（学生）为基本的教学目的”。这本是一个最普通、最基本的事理。因为教师的“教”（施教）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学生的“学”（接受）。但这个极普通的事理却有重新大力倡导的必要。因为当下常听人诟病说：大学教师上课时匆匆而来，在讲台上自顾自地滔滔不绝，下课后即夹着讲义急急而去，从不关心学生的听课感受，也不了解学生的学习收获。而田老师却把“以生为目的”当作自觉的追求。
　　首先，田老师在课前、课中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学生的学习现状和诉求。田老师的那个教学时代，我们中文系/文学院有一个好的做法和传统（包括函授教学、培训班等），即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必须定期（每周一、二次）到学生中（教室甚至寝室）搞答疑解难的辅导。田老师便充分利用这一时机（还有课间休息的短暂时间等）与学生交流，将所得到的情况用以调整自己的课堂教学。例如上文所提到的上世纪80年代的《狂人日记》的教学，她针对在辅导时所了解的学生对文坛上重起的现代派文学的神秘感，以及一知半解，调整教学重点——认真地、较具体地分析《狂人日记》怎样将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而关于现代派的一般知识，则推荐一、二篇参考文献，要求学生课后阅读。
　　其次，在课堂教学中，田老师注重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交流互动，以利学生对正确知识的接受及思路的拓展，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改进教学。
　　她说：“古先贤早有‘教学相长’的理念，是说师生之间是平等的，是应该互相学习的。在学生面前，我不摆架子，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敢于承认自己的失误。”她举出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一次在一个大教室上课，我正在黑板上板书一个大标题，听到下面学生窃窃私语，并有轻轻的笑声，我于是转身问道，‘怎么？这个标题不妥吗？’同学们还是笑，这时我没有板起脸，没有发脾气，而是心平气和地说，‘是的，这个标题的逻辑性是不够严密。’接着又说，‘同学们及时发现，说明大家都在认真听课，并且积极思考，我很高兴’，‘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对这一标题画个问号，课后好好思考再写上自己的意见。’我看到同学们都露出理解、信任的表情。这样我自己并没有丢面子，而是与学生在思想感情上更接近了。这也提醒我，备课切不可稍有疏忽，即使一个标题，也要周密思考。当然，教师在学生面前要保持应有的尊严，但尊严绝不是摆架子。由于我态度比较谦和，所以与学生的关系比较友好，课堂上有交流互动，课后辅导时学生愿意向我询问，哪怕是极小的问题，他们都能敞开心扉。”
　　总之，田蕙兰老师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实践是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的。也许有人说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作为一个文学教师谁人不知何人不晓呢？问题恰在于有的人不以为然，或知而不行。而田老师却默默地、执著地探寻和实践着，无论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是后来一切恢复正常的时期，她都如此。正如其自述，“我的教学生涯经历了30多个春秋，其中虽也有风风雨雨，倍尝了辛酸苦辣，但我却‘衣带渐宽终不悔’，从来不曾动摇过”。她的这种坚守，一如她对做人本份的坚守，朴实自然，不跟风，慎“追星”，秉神圣的“蜡烛”精神，无狭隘的功利追求，立实事求是之心，弃哗众取宠之意，几十年如一日，终于为大学的文学教育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
　　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没有专业学术研究的成果，就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多年来，田老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也重视专业学术研究。
　　1978年，田老师参予编写中南七院校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1979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撰写的章节有《鲁迅的散文诗及散文》、《茅盾的短篇小说》、《茅盾的文学评论及散文》。另外，结合教学评介中体会较深的作品，写出了一些长短不一的评析文章，先后发表在《华中师大学报》、《语文教学与研究》、《写作》、《湖北电大学刊》等刊物上。如关于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以及冰心的小诗《繁星》、《春水》的赏析；关于巴金《家》的思想意义和人物形象的评说；关于爱国诗人闻一多、“七月诗派”和街头诗的评介，都颇受读者的欢迎。
　　1985年，与他人合作，选编了《古今诗粹》、《短文精华》两本文学读物，每篇加以注释和简析，点出其最突出的艺术特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田老师撰写了其中的35篇。由于选目精当，解析简明，在社会上受到广泛欢迎，《中国青年报》发专文予以肯定，获中南地区优秀教育图书奖一等奖。
　　1983年，为参加全国第一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田老师提交了长篇论文《论茅盾早期小说中“时代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特色》，后刊载于《华中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并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集《茅盾研究》1984年收录。本文着重指出：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在创作小说的开始，就十分注重塑造人物，其作品正是通过广阔的描写社会，大规模地反映时代生活，出现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画廊里，鲁迅创造了阿Q、闰土、祥林嫂等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民形象系列；叶圣陶描绘了20年代军阀混战下一群苟且偷安的小学教员的形象，而茅盾则提供了“时代女性”和民族资本家两组鲜明的人物形象系列。其中“时代女性”人物系列，是出现得最早的。茅盾笔下的人物之所以鲜明生动，是因为他塑造人物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最重要的是他善于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和激烈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从人物与社会现实、客观环境的复杂关系中表现人物的思想，刻画人物的性格。再就是茅盾善于心理描写的手法，特别对于女性，写得极为真实感人。还有，作者常常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自我剖析、自我争辩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如此多种手法的运用，就使得他的作品中“时代女性”群，如《幻灭》中的静女士、慧女士，《动摇》中的孙舞阳、陆梅丽，《追求》中的章秋柳，《虹》中的梅行素等等，都给人以立体感，鲜明地留在读者记忆中。
　　1986年，为纪念茅盾诞辰90周年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田老师送交了长篇论文《在一大漩涡中搏击——北伐时期茅盾在武汉》，发掘了一些过去少为人注意的资料，评论了大革命时期茅盾在武汉的一些革命活动的意义，对茅盾研究领域的拓展，也有积极作用。此文后来登载于《华中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
　　1990年，为适应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田老师会同另两位同志编辑了《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全书56万字，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本书问世后，引起社会较大的反响，先后有《书刊导报》、《文摘报》、《长江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或发书讯、或发评论、或提建议等，热情给予肯定，一致认为“这是当前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钱·杨研究资料汇编，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等等。此书获1989—1990年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2010年3月，这个专集又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之中。
　　田老师对自己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常抱遗憾和愧疚之情，认为成绩不大，水平不高，不足挂齿。
　　她信奉“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训诫。
　　她还认为人的天资有高低，能力有大小，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份内工作，不偷懒，不取巧，就会问心无愧，自得其乐。如果目标太大，追求太高，脱离了自己的实际，则徒添烦恼，对公对私都没有什么好处。
　　目前，她由于健康状况而深居斗室，少与外界联系，与老伴相依依，二人有时各自在书海里漫游，有时携手在素雅的房间里信步。低调的生活，使这两老活得很舒坦、很自在。
　　
　　李又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 李又天： 真情至性的田蕙兰教授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2期
• 李又天： 《真情至性的田蕙兰教授》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