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可悲的小说习作中,《金牧场》一书又是个尤为可悲的例子。这本书写于浮躁的一九八七年。设计了两个时间,四条线索。企图对逝去的六十年代做出自己的总结。但是写作中总感觉到一丝说不出的滋味,它扰乱着心,引诱自己对每一笔都抬杠质疑。我写小说总是这样。自我抬杠的最终,小说的后半部分渐渐矛盾,混乱的末了,往往是强行捆住的一束尾巴。
当然写作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不是描写出的激情而是自己对激情的向往,鼓舞着笔一股劲跑到了尽头。唯有一丝难以捕捉的不安,它隐现缥缈,时而横在视野,刹那携来一阵烦躁。书成之后,无法满足,于是我在1992年的《<荒芜英雄路,作者自白》中写道:“没准,我会重写一遍《金牧场》。那是一本被我写坏了的作品。重写一遍吗?我正在想。”两年以后,这个念头已经成了一个决意。我拿出这本唯一的长篇小说,开始动刀做手术。无奈唯有一张白纸才好画图,对写成的书东挖西补,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已经忘了怎样就干脆删了起来——大砍大删的快感,至今还点滴清晰。也就是说,我最终绷不住劲儿,再不是若有所思的修改,而是破坏式的撕纸抡斧头。到了最后我才看见自己的删砍原则——凡日本文化的描写,删;凡理想主义的设计,删;凡虚构的小说人物,删;凡古文献、空议论、生命云云,删!
留下的是什么呢?
蒙古草原的一条长线,以及记忆中的红卫兵长征。此外,若说还剩下了什么,那就是几首我翻译的冈林信康的歌词。
原来是四轨并行的摩登结构,让我狠砍一番以后,四轨剩下大约两条;原来的四重奏四弦琴被拆散之后残余的,被我排队编组,成了五章八十六小节。这就是删节本的《金牧场》,即《金草地》的缘起。自其时起,“牧场”已经宣告不在,代之以一小块“草地”。用我的话来说是:“放弃三十万字造作的辽阔牧场,为自己保留一小片心灵的草地。”我以为这笔宿债就此了结,以后可以再也不想它的事了。谁知道,被宣告了不存在的,硬是不退出历史舞台!
时隔十年,出版社们并不在意我曾经发表过关于“牧场”退役的庄严宣告。为了赢利——这唯一的终极关怀:他们的扫描仪探照灯般的视野,也时不时掠过我这一隅死角。我虽强力推荐,但谁也不对薄本《金草地》感兴趣。也就是说,我家能代父从军如花木兰的,并非打工的老二草地,而是退休的老大牧场。而我自从八九年退职,种得沧海十七年,笔墨便是打渔船。一般来说——就像太平岁月里阮家兄弟卖鱼度日——作为卖书谋生的职业作家,不能拒绝出版社送下来的柴米油钱。除非那不是出版企划而是诈骗戏胡日鬼。在如此笔耕生涯中,我悄然地明白了:老二这条鱼没有人爱,还是把肢解了的老大推出去,送上战胜生活的火线。就这样,《金牧场》在宣布死亡之后复活,旧貌换新颜,不断在出版社里重生。不知究竟是该哭笑不得,还是该感谢生活。至少对我一九九四年煞有介事地“重写一个金牧场”的行动,眼前的现实是不以为然的。
我不再犹豫,牵出老大牧场正式备战,同时命令老二草地继续巡逻。我仿佛初次相识一般,仔细地把老大金牧场打量了一番。没想到,我看出了破绽!导致我重写,使得我不安、弄得我别扭的《金牧场》一书的内伤,不在别处。就在四铁轨里的组关于日本的故事。也就是讨厌的学者死扣那本古文献《黄金牧地》的情节里!我心里升起一丝野心,盘算是否把它付诸笔端,重新把这个故事重构一遍。一边又寻思。那可就成了重写两遍金牧场啦,合适吗?或者别再划分什么小说家和读者。干脆把这个构思写成传单撒出去!我终于探到了自己内心的最深处:不是金牧场也不是金草地,我渴望做的是动员有志者,动员我的读者大家动手,都来按照这个思路——即走上支援世界人民反帝火线的构思——写自己的一本青春盘点。
在一派为金钱和富人,为资本主义秩序帮腔的号叫中,我们心中小小的理想愈发珍贵。如果“金牧场”确是一个公正的真理的代号,如果它真是值得让人一世追求的意义,如果它真是一种九死不悔的存在方式的动力——人生百年,重写十遍又有什么不可呢?当然,这只是一个话题,没有谁会真的再写。可惜的是当年的我没有把握好机会,如蹩脚的前锋,射门时一脚踢偏。
严肃总结的话,我琢磨的是——自己缺乏的是一种锐利透视力。我在一九八七年构思时,没有看见茫茫视野里的这条轨迹。只是一个起点,如火车站的铁轨,可以抵达指示的远方。如今写在这儿已然太晚。所以我不愿写得直露,不想涉及得太具体。
最后,我没有说,那样写小说就会获得成功。我不过想接续以前那没有结论的思索。在不肯屈服和衰老的、遍及全球的六十年代的人之中。这思索不会终止。“叫兽”们终止了,是因为他们出局了。或者他们从未被纳入。这个命题牵扯着人类的命运,它将不断地与我们发生碰撞,不断挑起那些似旧还新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