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散文创作来说，最要命的是。一拿起笔，传统散文的老面孔就浮现出来，熟络的老词句就不请自来，雨中登山呀，海上日出呀，流连苍松云海呀，怜惜小猫小狗呀……经典散文已经形成的固定视角，有其顽固性，生活被它们分解成条条块块，以至我们身在生活中，却麻木不仁，只知循着它们提供的角度去收捡素材，剪辑生活，与它们符合的东西，我们能感应。对埋在水面之下八分之七的东西，我们无动于衷。这是多么荒谬的迷误啊。于是，生活的完整性、丰富性、原生性、流动性全都不见了。我们好像拿着一张网，鲜活的水和鲜活的鱼全漏掉了，最后还是只剩下了手中的这张网。
　　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是胡适先生的名言。也许，为了把大量被漏掉的鲜活还原回来，这种极端的提示，或笨办法，很能解决问题。难道不是吗?难道强颜欢笑，故作豪语、温柔敦厚、曲终奏雅之类，没有给我们的散文涂够浓厚的新古典主义颜色吗?一个个像是穿着笔挺的中山服正襟危坐，好像从来不放屁也从不上厕所似的，连跌跤也要讲究姿势的优雅。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什么可以入散文，什么不可以人散文，好像都有隐形规定似的。这怎能不使散文露出死气沉沉、病病恹恹的委靡相呢?不来点自然主义的恣肆，不光着泥腿子踏进散文的殿堂，是不可能唤起散文的活力的。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意味着不顾原先说话的姿态、腔调、规范，只遵从心灵的呼喊，这就有可能说出新话、真话、惊世骇俗的话，“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实话，以及人人皆领受到了，却只有很少的人可以揭穿其底蕴的深刻的话。任何文学、任何文体，都在“质文互变”中走着自己的路程，现在我们的散文也到了以“新质”冲破“旧文”的关头了，从而建设新一代的质文平衡。
　　看贾平凹的《说话》，至少要让你一愣：连“说话”这样习焉不察的事也可写成一篇散文，而且全然不顾散文的体式，不顾开端呀，照应呀，结尾的升华呀，有无意义呀，真是太大胆也太放纵了。真是只讲过程，不问意义。到处有生活，捡到篮里都是菜。据说，《说话》是平凹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期间接受约稿，在一张信纸上随手一气写下来的。为什么想到说话问题了?大约一到北京，八面应酬，拙于言辞的贾氏发现说话成了大问题，才有感而发的吧。这篇东西是天籁之音，人籁之声，极自然的流露，完全泯绝了硬做的痕迹，里面的幽默、机智、无奈，都是生活与心灵自身就有的，无须外加，浑然天成，可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最佳实践。
　　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非漫无边际的胡侃。大街流氓的爆粗口和小巷泼妇的海骂，倒也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那能成为好散文吗?冬烘先生的喃喃，满嘴套话的豪言，那能成为好散文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精义。全在于自由、本真、诚挚、无畏。我一向认为，精于权术，城府深藏，把自己包得严严的，面部肌肉擅长阿谀，却丧失了大笑的功能，“成熟”得滴水不漏的人，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散文的。他经商，会财源滚滚；他从政，会扶摇直上；他整人，会口蜜腹剑；他恋爱，会巧舌如簧；他治学，会偷梁换柱；他偶尔也会“幽默”一下，结果弄得大家鸦雀无声。他在很多领域都会成功。唯独写不出一篇好散文。这是不是天道不公，或反过来说天道毕竟公正?
　　提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排斥开搌、提炼、升华的重要。我们常说散文要有真情实感，原本不错的，但关键要看是什么水准的真情实感，从怎样的主体生发出来的怎样的真情实感。牛汉的《父亲、树林和鸟》，不是饱经忧患且充满悲剧感者，断然写不出来。感情浓到化不开，重到承受不起时，才产生了这样简洁、饱满、幽咽、滞涩的声音。父亲说了：“鸟最快活的时刻，向天空飞离树枝的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为什么呢?因为“黎明时的鸟，翅膀湿重，飞起来沉重”。作者庆幸于“父亲不是猎人”。可是猎人却大有人在啊。作者对生命的美丽和因其美丽而带来的脆弱，满怀忧伤。那意思是说，纯真的生命是快活的，纯真的生命是不设防的，唯其纯真，唯其快活，就特别容易遭到践踏、伤害和暗算。作者其实是在为天真、善良、单纯的美唱一支忧心的歌啊。多么质朴的画面，多么深沉的感怀!

• 雷达：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　语文教学与研究(读写天地) 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