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医学体验 余华小说 品格 冷峻 热切
　　 摘 要：出身医生家庭、医院中成长经历以及五年的牙医生活，使余华和医学发生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经思想与审美转化，对于“弃医从文”的余华之小说叙事具有深层规约和发展机制。小说叙事的内容、方式与品格因作家的医学体验而深刻有力、自成一家。
　　 中外文学史当中，许多诗人、作家都直接从事过医学活动，他们挪移医学知识的科学动力，依凭深广的医学体验，描摹表现社会与人的诸种复杂性，从而留下了不朽的文学篇章。如拉伯雷、席勒、济慈、福楼拜、契诃夫、显克微支、弗洛伊德、荣格、福柯、渡边淳一等；又如陶渊明、王勃、白居易、陆游、苏轼、元好问、汤显祖、关汉卿、蒲松龄、鲁迅、郭沫若、陶晶孙等。可以看出，医学与文学结缘的历史是深远的，文学源于医学的冲积沉淀是深刻的。而所谓“医学体验”，是指个人在医学知识/治疗(学医/行医，包括医学家世的耳濡目染)或因病就医求治的科学经验基础上累积生成的关于人的肉体/精神的认识感受。作为新时期以来极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余华医生家庭的出身、学医与行医的背景经历直接建构了其相对丰富的“医学体验”。本文旨在考察这种医学体验使“弃医从文”的余华之小说叙事呈现出作家和医生的双重视角视景，规约了作家创作的内容与品格，从而使余华发展成为一位相当成功的诊断社会人生的“思想医生”与“生命医生”。
　　
　　冷峻：暴力与死亡的事实言说
　　
　　 余华与医学的结缘是很深的。父母皆为医务工作者，从小在医院环境里长大。医院里有关鲜血、疾病和死亡的常态存在，不容选择地让余华体验到生命的伤害与治疗的暴力感、生存的恐惧感与绝望感，当然，也为后来成为作家的余华提供了表现诸如暴力、死亡等关乎生命存在本性内容的超敏感力和冷峻品质。“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小时候我和哥哥两个人没有事做，就整天在手术室外面玩，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提着一桶血肉模糊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当时我们家的后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里死去，我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被哭声吵醒。”早期创作的《朋友》里面，涉及一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表面懦弱的石刚在愤怒与绝望中，用手里的一条毛巾打败貌似强悍的流氓昆山。这是心灵深处高度敏感的余华对于生存暴力内容的最初试笔，冷静之态已露端倪。
　　 后来，余华在五年的牙医生涯期间曾比较系统地学习生理课，能够熟练地掌握肌肉、神经、器官等所有人体的组成部分。即使他说过“我实在不喜欢牙医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黑暗”一类的话，但是拔牙行医所目睹的“血淋淋”的手术过程与身心体验，已经封存在记忆之中。这种“医学体验”一旦被相关题材内容触动，就会被作家复活提取，成为极具活力的叙事资源。而过于暴力血腥的浓度书写，是余华医学体验带来的必然特征与结果。“我觉得拔牙这个工作对我写小说影响很大，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我前期小说的血腥气比较重，也于那个有点关系。而且，当了牙医之后，我还曾经去继续那个血淋淋的事业。”余华第一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都动了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于是他不像刚才那样喊叫，而是微微地摇头晃脑，嘴里相应地发出沙沙的声音。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
　　同样是对颠覆历史理性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a的书写，余华对于革命暴力的解释不是简单的反思或口号的记录，而是用一段录像般医学切割过程让一位迫害致疯的历史老师以自虐与自残完成一次关于“文革”的隐喻式展览，从而揭露“文革”暴力压榨下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单薄与伦理脆弱。余华在这里以超乎寻常的医生手术的冷漠感叙述了一位历史老师娴熟运用自己所了解的中国历史中的各种酷刑完成自戕的过程。余华以有似医学“表演”的暴力行刑场面把暴力之罪深深?a入到历史的悲剧深处。
　　 在八十年代中期，上述这般源于医学体验的“他者”式的冷静、冷漠，已经把暴力叙事推到了非同一般的地步。然而，余华好像还不满足。在《现实一种》里面，作家把暴力书写推向了冷酷的极致境地，那就是，看似荒诞的血缘家族内部一连串仇杀死亡的递演。这一次，呈现的是“一种”令人惊悚的“现实”：山峰逼迫四岁的侄子皮皮趴在地上一口一口舔干自己儿子的血迹，又飞起一脚踢死皮皮；山岗把肉骨头汤刷在山峰的脚底心，让狗一口一口地舔吃，使山峰在狂笑中崩溃；山峰的妻子想象着山岗被挖心剥皮、掏眼取肾，心里有无尽的复仇后的快感……
　　 她（按：指文中那个三十来岁的女医生）拿起解剖刀，从山岗颈下的胸骨一刀切进去，然后往下切一直切到腹下。这一刀切得笔直……那长长的切口像是瓜一样裂了开来，里面的脂肪便炫耀出了金黄的色彩，脂肪里均匀地分布着小红点。接着她拿起像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用力地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山岗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像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她又拿起解剖刀去取山岗两条胳膊的皮了。她从肩峰下刀一直切到手背。随后去切腿，从腹下……切到脚背。切完后再用尸体解剖刀插入切口上下游离……
　　“上下游离”的解剖刀制造了一种近乎残忍的场面，一股冷酷彻底的医学暴力令人心悸。然而，谁又能忽视如此精致的解剖细节的展现是源于余华行医进修期间一次令他本人惊悸的记忆呢？一个被枪毙的年轻犯人的尸体搁置在一小学破旧的乒乓球桌上，供从各地赶来的医生各取所需。“什么挖心的，挖眼睛的，那帮人谈笑风生，挖惯了。我回去以后三个月不想吃肉，很难受。这就是现实。”叙事的极度冷酷来自于作家把叙述视点安置在手持解剖刀的医生身上。余华凭借自己内聚的医生的职业体验，科学化地凸现人物复仇快意里面隐现的人性的残忍无情。可以说，这种冷酷书写，如“匕首投枪”，直刺人性的“现实”，丝毫没有“游离”出“人”的生存事实之外。
　　 医学和文学的功能核心都是人。是人都会死亡的。于人而言，死亡是一种暴力，是生命的最大暴力，是人生的大悲剧。面对死亡，医学是束手无策的，而文学也许能够帮助人完成关于死亡的悲剧精神的超越。正因为如此，对于具有丰富医学体验的作家来说，文本当中相对浓烈而深刻地关涉死亡的体验书写，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从演绎两对兄弟相互残杀与死亡的《现实一种》扩视开来，在《死亡叙述》《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难逃劫数》《世事如烟》《往事与惩罚》以及《古典爱情》等文本里面，余华以令人难以承担的压抑沉郁连绵不断地写及死亡，而且往往写及的是人的非正常死亡。于是，一般作品里面涉及正常死亡的感伤情怀与宣泄、净化、美化的积极功能往往不会出现在余华作品里。余华看重的是源于医学体验的关于死亡的个人感受，是非正常死亡事件背后人的生存的“非理性”特征：人对于自身存在的不可把握。可以说，余华不再是传统式的现实写作，而是以极具个性化的“内心真实”展开的“先锋”叙述。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为余华笔下出现的许多“疯子”形象，亦可当做“死亡”来理解。《一九八六年》中被政治动乱折磨成的自虐狂、《河边的错误》里折磨四婆婆的疯子、精神失常的工人许亮、《现实一种》发疯的山峰、《世事如烟》出卖女儿或蹂躏女儿的疯狂市民、《难逃劫数》因为情欲的骚动发狂的东山、露珠、彩蝶等人性的扭曲无常，生存欲望制造的绵绵不绝的疯狂悲剧，这是一个看来有些“荒诞”的“狂人”的世界！但“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返回现实。精神分裂、神情恍惚、痛苦到几乎麻木的人生内涵被奇异怪诞般还原出来。我们说文学是人类心灵的揭秘，在余华这里，隐存于人性精神心理的医学体验，创制了文学作品荒诞表征下的深层理性的冷峻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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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切：生存与命运的悲悯叙述
　　
　　 死亡和生存对人而言，如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作家关注死亡就是关注生存，这一点恰恰是关乎文学对人的根本书写。换言之，关涉生存与死亡的写作绝对是真正的文学写作。如上所述，余华八十年代“先锋”出击阶段，肆意发挥主体的自由意志，其关涉死亡的想象叙事以一种暴力的迭现形态诉说生命的偶然或必然，完成人性潜存欲望的叙述。所以，我们应该把余华的关于暴力与死亡的系列叙事看做是作家就人的理智与生命的深刻挖掘，是对于人类悲剧性历史的思想言说。然而，余华并没有在“暴力”的叙事路途始终不移地走下去。进入九十年代，在开始长篇小说结构之后，余华笔下的暴力变得相对隐藏而浅淡，往往以命运故事的格式背景推动关于孤独苦难的悲剧叙事。医学体验的演绎方式从“诊断”走向“疗救”的企图。因此，这一阶段的余华叙事不再是往常的零度冷峻，而是介入人性的悲凉悲悯以及这悲悯后面的热切关怀。
　　 人总是要生病的，医生行医目的在于“治病救人”；社会总是会“有病”的，作家有“揭示这疾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责任及主动性。行医为文都需要主体以阔大的悲悯情怀注视生存本体，让敏锐的神经和对象客体共颤动。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就显现出医生式的承担意识。主人公的成长史也是一段充满恐惧与战栗的受难史。孙光林从亲生父母身边走向养父母家庭以及返回的过程，是时代政治的外在暴力驱使的结果。然而，更令我们唏嘘的是作家在叙述主人公成长苦难时的温情与同情。孙光林源自两对父母的安全感不容躲避地被政治力量击碎，其借游离时代圈子以自保的努力让他更趋孤独与失望。在缺乏人性启蒙的乡村世界，人生的不可掌控里渗透着命运的不尽悲凉。余华告别血腥与杀戮之后，把自己对命运的关怀呈现置放于人的现实存在当中，而其话语里层荡漾而出的绵绵悲情，使作家完成了对于生存与命运从怀疑到体恤、悲悯的嬗变。
　　 从生存与命运的悲悯角度，我们完全可以把《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一起思考。《活着》里面大部分人都没能够“活着”，许三观“血”的出卖何尝不是一种“活着”皮相下的死亡隐喻。生命的有无，生存的正负，上述两个文本因作家的个性情怀的?a入而相反相成。无论是福贵们还是许三观们，他们都是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里行走。福贵的一生就是以无可奈何的乐观超越人的苦难的过程，在苦难的承担里面，“活着”显得那么温暖而高尚；许三观十二次卖血的几十年同样揭示了生命的受难本质，极致的生存救赎方式里面，鲜血是悲剧和悲悯的流淌。“若曰‘卖血’是另一种‘活着’，那么，《活着》便是另一种‘卖血’。”我们也许不会过多地联想到福贵和许三观的社会集体属性，我们只要把目光集束于人物命运里生与死的最直接端详上面，就能发现余华“刀锋之利”。笔者一直认为，作家可以写尽人间的不幸与苦难，但大作家一定还要在这不幸与苦难里面漾出同情和悲悯来。余华就是于人性最为柔软的地带，以诚实的态度、血淋淋的叙事内容敞示温情与悲悯的。
　　 我们也不会忽视上述两种故事的叙述存在相当的典型化特征，而且更像是一种有似荒诞的理性化特征。“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医学经验给余华的是有关血淋淋的影响，而“直面惨淡人生”、荒诞表征下深层理性品格的文学传统正是从“五四”时期鲁迅式作家那里一脉传承而来的。余华，以一个思想者的形象站立在历史和现实面前，直视血淋淋的过去现在、人性内外，从这些个体存在的心灵病症上追溯其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从而把国民精神的苦难、疾病与救治主题升华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的深刻批判，这一点让他靠近了创造中国“狂人”的鲁迅。很明显，他们的文学叙事所表达的国民性批判主题的确融合了精神病理学的思维视角，他们将诊治国民性疾病的精神指向内化为文学作品的深层形式。
　　 应该说，和鲁迅一样，余华成功地将医学和美学整合在一起，以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角度?a入生命本体，作家关于生命世界的哲学思考与审美叙事跨越了悲伤恐惧，进入理性、悲悯又崇高的境界。余华曾“真正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说“鲁迅他一个人构成他自己的文学史”。联系《孔乙己》的阅读经验时，余华称鲁迅“是我们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作家，但是他的细部又是最为丰富的，有很多作家一把小说写单纯就没有细部了”。我们何尝不可以把上述话语用来理解余华本人的创作。姑且不论同源于浙东吴越文化背景，就是从医学体验作用下对于生存命运的悲悯热切来看，笔者不赞同那种认为余华在对人的现存状况感到不满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人能以更好的方式存在的希望的观点。至于比较鲁迅说余华之所以热衷于溢恶，之所以那样冷静、从容地描写着人类之恶，是因为已经把恶当作不可改变的既存事实接受下来了，是因为已经认可了恶的合理性和永久性。而鲁迅在描写人性之恶，对人类未来失去希望的同时，仍坚持拒绝承认人类的现存状况是合理的，即使明知人类无法改良，也要硬着头皮去做，在“绝望中抗争”，这便是鲁迅的伟大之处。笔者认为，余华叙事里面又何尝没有“绝望的抗争”？这一点不是作家本人直接说出或者文本自身怒目金刚般吐露出来的。余华是一位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样是持握社会人性的“解剖刀”，同样因为叙事的深度与力度，余华和鲁迅一起位列现代启蒙的先锋之列。
　　 医学体验型作家的心好像石头一样坚硬冰冷，他们的每一页书写看似都没有乐观愉悦，而是满纸的苦难悲情。他们是依靠想象，依靠强大、精巧的叙事功能，而非依靠经验、情感、宗教来写作的作家。他们小说的主角都是普通人，却个个命运乖蹇。他们总是用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这些可怜人的肉，让一个人活着或者死去、痛苦或者幸福，抑或永远行走在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路上。他们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并且以此为基点，建构起一个又一个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真实的文本世界。他们的创作是来自精神和灵魂的自我反省。他们真实而艰苦的叙述背后深潜着对现实的艰难思考，又细致入微到爱、尊严、良知，甚至救赎。“哈贝马斯从交往障碍方面寻找文化病态的根源，并把疗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在其中，文学艺术家将和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医生等一样担负起共同责任……此种‘合一’式的救治方案是文学在社会交往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得以重新界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其对抗‘个体损害’和‘精神绝望’的疗效究竟如何，理据又何在？”笔者认为，在“疾病”与“疗救”的角度来考察，对这现代乃至后现代人的生存疑难最有可能探索诊断并做出解释的只有作家，而且特别是小说家。因此，我们不会对小说失去信心。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李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第101页.
　　[3] 夏中义.学人本色，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4] 《余华谈鲁迅》，《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
　　[5]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6]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 李　良： 冷峻与热切并存：医学体验与余华小说叙事品格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