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梁宗岱 纯诗 艺术 象征 形式
摘 要:梁宗岱是三十年代重要的诗歌理论家,他从中西诗学融会的角度阐释了“纯诗”理论,引领中国现代诗歌走向纯正化道路。本文从文体、艺术层面和诗人的艺术修养三个角度进行探讨,进一步理解梁氏的“纯诗”理论体系。
梁宗岱在中国的现代诗坛上,犹如一朵不染污泥的菡萏,濯濯静雅地展示着他的风采。他以诗人敏锐的感受力和满腹的才情,书写了一篇篇优美、隽永的诗歌理论批评;以一种高度现代性的诗学建构方式,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在中国发展了“纯诗”理论。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对中国初期白话诗粗糙、泛滥的状况进行了反拨、扭转,对中国现代诗歌走向纯正化道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之光。
以往的评论家一般都把梁宗岱归入象征主义的流派中,其实,梁宗岱的诗歌理论创作并非是象征主义可以囊括的。客观地说,他更是在孜孜不倦地为中国新诗的发展走向做着探索与努力。在中国诗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倡导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已经得到广泛的响应,白话诗创作呈现出粗糙、泛滥的状况。针对这一现象,许多有识之士努力促使诗歌返回到艺术的轨道。闻一多等新月派诗人理论家提出的重视诗歌的格律,提倡“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主张,虽然在诗歌形式方面做到了合乎规范,但对诗歌内容的探索还显得有些匮乏。梁氏诗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登上诗坛。梁宗岱具有中国古典诗学的深厚修养,又受到西方诗学的深刻浸染,他在吸收了波特莱尔、马拉美、梵乐希(瓦雷里)的“纯诗”理论后,幻化为自己的瑰宝,从而成为上世纪30年代“纯诗”理论的重要倡导者。
“纯诗”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他在1920年为柳西斯·法布尔的诗集《认识女神》作序时,首先提出了“纯诗”的概念,并进行了理论阐释。他认为,“纯诗”是创作一部完全排除非诗情成分的作品。不提纯诗,用绝对的诗的说法也许更正确。但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任何诗歌只是一种企图接近这一纯理想境界的尝试。梁宗岱的“纯诗”理论,继承了瓦雷里的思想,并结合中国二三十年代的诗坛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①梁宗岱认为,纯诗是诗的最高境界,是一般大诗人所必须达到的。关于梁宗岱的“纯诗”理论,本人拟从文体、艺术层面和诗人的艺术修养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尊崇形式,纯诗的外形美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高度评价了形式的重要性。“形式是一切艺术底生命,所以诗,最高的艺术,更不能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②;“形式是一切文艺品永生的原理,只有形式能够保存精神底经营,因为只有形式能够抵抗时间底侵蚀。”③“空灵的诗思亦只有凭附在最完美最坚固的形体才能达到最大的丰满和最高的强烈。”④梁宗岱全神贯注地注意形式的营造,这和浪漫主义主张的“灵感说”相距甚远。他认为,兴奋不是作家的境界。而主张以极端的忍耐,刹那的灵感,把诗人头脑中的思想化成溶溶的流晶呈现出来。诗歌深沉的意义随诗歌表达出来,并和形式紧密相连,完全浸润和溶解在诗歌的形体里面。
梁宗岱重视诗歌形式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诗的音乐性的极端提倡。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一文中,梁宗岱通过赞赏梵乐希的诗,表达了音乐是最纯粹,最高的艺术境界。并认为,一般象征诗人在殊途中共同的倾向,就是把诗提到音乐的纯粹的境界。诗歌音乐性的倡导者马拉美和坡都有相关论述。爱伦·坡认为,诗的感情尤其可以在音乐中发展自己,音乐通过格律、节奏、韵的种种方式,成为诗中的重要契机,正是在音乐中,诗的感情才被激动,从而更能创造诗歌的神圣美。在诗与通常意义的音乐相结合中,我们寻到发展诗的最最宽广的领域。梁宗岱极其赞同坡的理论,他在观察了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后说:“一切要保存而且值得保存的必然地是容纳在节奏分明,音调铿锵的语言里的。”⑤梁氏诗论对诗歌音乐性的倡导包括格律、音节、音韵和节奏几个方面。
梁宗岱对诗的格律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客观地评价了旧诗的形式和文字虽精炼纯熟,但毕竟已流于滥腐和空洞,必然要被新诗所取代。但现在新诗又存在贫乏和粗糙的现象,不适于表达精微委婉的诗思。因此,要完全胜任文学表现的工具,必须要经过一番探检,洗练,补充和改善,而继续遵守严密、单调的诗律就是主要的应对方法,这也是作为对过于散漫、放纵的文字的一种抵制。并且遵守严谨的诗律,对于内心生活丰富的人,还反足以增长他的自由与力量;关于新诗的音节问题,梁宗岱认为,新诗的音节,虽然太柔弱,但简直是新诗的一半生命。深厚的西方诗学深造,梁宗岱提出学习西洋诗的跨句。他认为,跨句的长短多寡与作者的气质及作品的内容有密切的关系,跨句的存在是适应音乐上一种迫切的内在的需要;在诗歌的音韵问题方面,梁宗岱说:“要各个韵都在我们心里唤起一个新鲜活泼的境界:这是步韵诗甚或一切诗创作成败的关键。”⑥梁宗岱对当今诗坛的现状提出了忧虑,认为当今新诗许多韵都是排出来给眼看而不是押给耳听的,这和韵的原始功能相距太远了。梁宗岱认为诗歌的节奏也很重要,他说:“艺术底生命是节奏,正如脉搏是宇宙底生命一样。”⑦梁宗岱高度重视诗歌的音乐性,因此,在关于新诗未来的发展问题上,梁宗岱提出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但他也意识到这并非易事,需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努力。在上世纪40年代,梁宗岱在《 试论直觉与表现 》一文中,继续表示诗应该是音乐的,这对于他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二十多年来的诗歌创作目标都是要用文字创造一种富于色彩的圆融的音乐。
关于采用哪种形式,梁宗岱认为,形式的简单朴素,才是作品登峰造极的表示。“一件文艺品登峰造极的时候,它底文字愈浅易,外形愈朴素——浅易与朴素底程度自然又看内容底深浅与繁简为比例——它底真价值亦愈难认辨。”⑧“真正的‘平淡’并非贫血或生命力底缺乏,而是精力弥满到极端”⑨。一个诗人能否达到真正的平淡境界,关键要看他的本质和禀赋如何,只有丰饶的禀赋才能够有平淡的艺术。为此,梁宗岱以陶渊明诗为例。他指出陶渊明的每一句诗,都赋有无量数的生命的震荡,都经得起我们无穷的玩味,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在平易中达到了物我两忘,悠然神往的阅读体验。梁宗岱进而领悟到了欣赏的更高一层境界,即:“有一种浅易是从极端的致密,有一种朴素从过量的丰富与浓郁来的。”⑩梁宗岱在诗论中,还论述了诗的长短的问题,他认为,诗的价值不能以长短来衡量,小诗和长诗各有自己的特殊领域,创作的成功与否,全在于题材的本质和作者的处置是否得当。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注重诗歌形式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把诗歌的形式因素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胡适、郭沫若等人开创的白话诗虽有历史功绩,但当初“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是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11}。从这一观点出发,梁宗岱高度注重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他的“纯诗”理论有力地克服了初期白话诗过于散文化的弊病,引领中国新诗走向了艺术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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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炼情绪,纯诗的内容美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所强调的核心问题就是:诗是纯粹凭借它的形式而成为诗的,诗可以凭借它的“音乐和色彩”的形体因素,而“像音乐一样”,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这么说,是否是排除了诗的情绪和观念了呢?关于这一点,梁宗岱说:“这并非说诗中没有情绪和观念;诗人在这方面的修养显得比平常深一层。因为它得化炼到与音韵色彩不能分辨的程度。”{12}“情绪和观念——题材或内容——底修养,锻炼,选择和结构也就是艺术或形式底一个重要原素。”{13}为此,他从多方面进行阐述。
在梁宗岱的“纯诗”理论中,象征占有较重的分量,可以看出,梁宗岱对诗歌的象征特质进行了尤其关注。梁宗岱认为,诗歌就是象征,象征是诗歌的存在方式,也是诗歌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本质特征,剥除了象征,诗也就失去了它的独特性。波特莱尔曾说过:“艺术越想达到哲学的明晰性,便越降低了自己……诗不可同化于科学和伦理,一经同化便是死亡或衰退。诗的目的不是‘真理’,而只是它自己。”{14}马拉美也表示,诗歌就是要暗示,象征和朦胧,他说:“指出对象无异是把诗的乐趣四去其三。诗写出来原就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想,这就是暗示,即梦幻。”{15}梁宗岱对此也持有相同的见解,他认为:“所谓象征主义,在无论任何国度,任何时代底文艺活动和表现里,都是一个不可缺乏的普遍和重要的原素……一切最上乘的文艺品,无论是一首小诗或高耸入云的殿宇,都是象征到一个极高的程度的。”{16}关于象征的特质,梁宗岱认为,象征和《诗经》里的“兴”颇为相似。因为象征的微妙,可以通过《文心雕龙》中对于“兴”的解释:“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义”中的“依微拟义”道出。表面上看来,两者似乎不相连属,但实际上,一而二,二而一,两物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当实现情景交融,物我两忘,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时,就达到了象征的最高境界,这也就是梁宗岱所提出的象征的“契合”境界。
梁宗岱是在翻译了法国波特莱尔一首题为Corre ondances的译文后,提出了象征之道为“契合”二字。梁宗岱高度评价了波特莱尔的这首诗,他认为:“在这短短的十四行诗里,波特莱尔带来了近代美学底福音。后来的诗人,艺术家与美学家,没有一个不多少受他底洗礼,没有一个能逃出他底窠臼的。”{17}而波特莱尔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玄学上的深沉真理,和17世纪大哲学家莱宾尼滋讲的:“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也是一致的。对此,瓦雷里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认为,诗情与人类其他感情的区别在于它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性,它倾向于使我们感觉到一个世界的幻象,在这个世界中,事件、形象、生物和事物,虽然很像普通世界中的那些东西,却与我们的整个感觉有一种和谐,密切的关系。它们互相共鸣,仿佛与我们自己的感觉是合拍的。梁宗岱的契合观念,融汇了波特莱尔、瓦雷里的思想精华,并灌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玄思妙想。他强调心灵与自然的脉搏息息相通,主张物我相契、形神两忘,主客体的交感与互融。梁宗岱在列举了杜甫和陶渊明的诗,又以严沧浪的诗话做辅证后,印证了象征的两个特征,即:融洽或无间,含蓄或无限。此外,他又援引了英国19世纪的批评家卡莱尔的论述,表明了象征是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梁宗岱主要着眼于借助具体有形的意象,烘托和暗示人们的情感。他的这种契合论成为主体世界感知客体世界的主要认知方式,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化炼情绪和观念到与音韵色彩不可分辨程度的目的。
此外,梁宗岱还重视诗歌创作中的“真”,在《诗与真·序》中,他说到:“真是诗底惟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18}因此,梁宗岱强调了诗歌创作要有丰富的生活做背景,有深厚的生活经验做依托。他举了白朗宁夫人、魏尔仑、歌德、梵乐希的创作,甚至引用了里尔克的论述来表达经验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还回忆了自己的阅读体验,证明了“阅历与经验,对于创造和理解一样重要”{19}。
梁宗岱具有中西诗学的渊博知识,他在中西两种诗学相互融通,相互交汇中,对“纯诗”理论进行了独创性的阐释。他发现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和我国诗歌传统“兴”相似的特点,使西方传入的象征主义诗歌具有了中国诗学渊源的依托,也使“纯诗”理论找到了化炼情绪和观念的重要途径。梁宗岱不仅从文体层面阐释了诗歌存在方式的独特性,也从艺术层面揭示了诗歌表达情绪内涵的更高境界,从而,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系统化的“纯诗”理论体系。
三、提高修养,纯诗的主体美
随着文体层面和艺术层面“纯诗”理论体系的建构,梁宗岱的“纯诗”说,呈现出诗歌外在表现形态和诗人内在艺术修养相互融汇的景观。从“纯诗”论的体系出发,梁宗岱开始关注诗人人格的陶冶。他说:“我以为一切最上乘的诗都是最完全的诗,就是说,同时是作者底人生观宇宙观艺术观底明显或隐含的表现,并且能够同时满足读者底感觉和理智,官能和心灵底要求的。”{20}“诗不仅是我们自我底最高的并且是最亲切的表现,所以一切好诗,即使是属于社会性的,必定要经过我们全人格底浸润与陶冶”{21}。梁宗岱着手于诗人艺术修养提高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虔诚”说。在中国新诗发展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胡适等人倡导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使当时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散文化的趋势,诗歌本身应具有的艺术想象力和感悟力随着诗歌创作的粗糙而日渐衰退,诗坛呈现出喧哗和躁动不安的现象,这使具有责任感的现代诗人痛心疾首。梁宗岱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倡诗人对艺术要怀有虔诚的态度,以脚踏实地的精神,专心致志的创作扭转诗坛的现状。他这样表述道:“我们目前的工作,一方面自然要望着远远的天边,一方面只好从最近最卑一步步地走。”{22}“努力是我们底本分,收获是意外。……我们要肯定我们底忠诚,只要为艺术女神,为中国文化奉献了,牺牲了最后一滴血。这奉献便是我们底酬报,这牺牲便是我们底光荣。”{23}在同海粟《论画》的一文中,梁宗岱也表示到,一个艺术家只要创造一件有生命的东西便可以超生死,轻是非。梁宗岱以一名文人的精神,体现着对艺术的忠诚态度,实践着全人格的艺术追求。
其二,“严肃”说。梁宗岱追求艺术的理想、完美境界,他赞赏波特莱尔、马拉美、魏尔仑严肃的艺术态度,钦佩他们追求真美的热诚与恳挚,并且认为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没有与之比肩的。因此,梁宗岱对于我国当时诗坛上浅薄应景的诗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曾说:“一颗具有深入的透视力和广博的理解力的心灵断不能容忍一件粗糙简陋的作品或一些浅薄浮泛的思想。”{24}“所谓‘艺术’,并非傅在‘我’面上的脂粉,而是给它以至高的表现,把它扩大,发展到一个普遍的程度。所以一首好诗必定同时具有‘最永久的普遍’和‘最内在的亲切’;一首坏诗——或因艺术底火候未纯青,或因误以脂粉当艺术——却连‘我’也被淹没或丧失了。”{25}梁宗岱倡导对艺术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对当时文坛粗制滥造的现象,具有很大的针对性和冲击力,也是对“虔诚”说的具体实践。
其三,“宇宙”说。梁宗岱具有深沉的宇宙意识,在他看来,宇宙万物都在向我们透露着宇宙的信息,或重大或幽微的事物都会影响我们的精神生活,并和我们的情绪感受相契合。他极度推崇王维的《辋川集》,认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小诗,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宇宙的精神,感受到对于永恒的迫切的呼唤。而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以川流的榜样证明了宇宙不息的动。梁宗岱指出,我们阅读梵乐希的诗歌,就有一种深入宇宙的隐秘,感到自我与宇宙间的脉搏成严静、深密、停匀的跳动的阅读体验。由此可见,真正的诗人都具有宇宙意识,从眼前有限的事物昭示出浩淼无边的宇宙世界。因此,对于今日的中国诗人,梁宗岱认为具有宇宙意识也很必要。真正一流的诗歌,可以呈现给读者最隐秘和最深沉的灵镜,让诗作的金光照澈着读者灵魂的四隅,使读者的心灵深处也涌现出一个光明的宇宙,读者的心灵之旗随着诗作的展现而摇摇升起,最终实现最为圆满和谐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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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认为,一首诗或一件艺术品的伟大与永久,是和它所蕴含或启示的精神活动的高低,精微,与茂密成正比例的。他说“人性是极复杂的,时代精神更复杂:最明显的不见得是最代表的或最持久的”{26}。梁宗岱举了身历德国两次极强烈的对外战争的歌德始终没有试着去反映当时的抗战情绪,而是毫不动容地歌唱个人的哀乐,却被德国人认为是最能代表德国民族性,也被欧洲人公推为西方近代精神的典型。而与歌德同时的以作战歌为职业的诗人,却早已默默无闻。由此可见,诗歌的理想境界,是那些关怀人性,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精神内容。梁宗岱进而指出:“一切伟大的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底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27}因此,提高诗人的艺术素养,创造具有恒久生命力和表现力的诗作,是诗人锲而不舍的奋斗目标。
朱自清在1941年总结抗战之前中国新诗发展的轨迹时,说道:“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28}他所说的“散文化”是指新诗发展初期的自由诗创作特点,而“纯诗化”是指重视诗歌的艺术特性,逐渐返回诗歌本来面目的创作,即象征诗派,格律诗派和现代派诗。梁宗岱诗歌理论的发生空间,正是中国白话诗已经取得成功,白话创作泛滥,走向末路的时代。他的诗歌主张,是对于中国初期白话诗的衰落,追求自身艺术性的合乎规律的必然追求,是对于当时诗坛“非诗”倾向的有力反拨。穆木天和王独清也在中国提倡纯诗,追求诗的音乐性和暗示性,但在上世纪30年代,穆木天却改弦更张,极力反对当初的诗歌探索。“左联”诗人也极力反对象征诗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梁宗岱对于“纯诗”理论的探讨,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综观梁宗岱的“纯诗”诗学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梁宗岱在面对中西诗学传统上,采取的是一种高度现代性、创造性的诗学建构方式,与“五四”初期白话诗创作对待中西诗学采取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态度不同,梁宗岱在两种文化差异中,采取的是开放性的眼光,不仅汲取了西方的诗学观念,对中国两三千年的文艺传统也进行了学习、接受,从而,对“纯诗”理论进行了独创性的阐释。他从文体层面、艺术层面和诗人艺术修养等角度,建构、完善了“纯诗”理论体系,成为上世纪30年代“纯诗”理论的重要倡导者。他以“纯诗化”的主张引领中国新诗走向了和“散文化”迥异的道路,对中国的“纯诗”诗学理论做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更为中国新诗向现代化纯正方向的迈进,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探索。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华(1968— ),文学硕士,安徽人,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施新佳(1982—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①{12}{13}{19}{27} 梁宗岱:《谈诗》,《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第159页,第156页,第167页,第169页。
②③④⑤{11}{21} 梁宗岱 《新诗底分歧路口》,《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第200页,第201页,第200页,第198页,第198页。
⑥{26} 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第335页。
⑦ 梁宗岱:《保罗·梵乐希先生》,《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⑧⑩ 梁宗岱:《文坛往哪里去——“用什么话”问题》,《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第135页。
⑨ 梁宗岱:《按语和跋》,《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14}{15}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25页,第262页。
{16}{17} 梁宗岱:《象征主义》,《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第145页。
{18} 梁宗岱:《诗与真·序》,《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20} 梁宗岱:《从滥用名词说起》,《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22}{23} 梁宗岱:《论诗》,《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第124页。
{24}{25} 梁宗岱:《诗·诗人·批评家》,《宗岱的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215页,第216页。
{28} 朱自清:《抗战与诗》,《新诗杂话》,作家书屋,1947年版,第55页。
参考文献:
[1] 梁宗岱.《宗岱的世界》[M].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3] 董强.《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M].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
[4] 陈太胜.《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 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6] 瓦雷里.《瓦雷里诗歌全集》葛雷、梁栋 译[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