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阎连科 恶魔性 历史现实原因
摘 要:阎连科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恶魔性现象,本文试图立足于阎连科的小说,放眼历史、现实和现代文学艺术领域,挖掘其小说恶魔性因素大量涌现的原因和意义。
恶魔性,是在环境的诱逼下,从人性深处产生的一种异常强大的神秘的非理性的原始本能力量,该力量能够将个人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表现出来的过度的破坏欲和攻击性使其具有超常态的毁灭倾向(包括自我毁灭和毁灭他人)。恶魔性,源自原始欲望,具有强大的非理性力量,但是由于缺乏理性的必要控制,又往往过犹不及,导致毁灭性结果。因此,一般地认为恶魔性其实就是人性阴暗面的统称,它作为人性,自然具有合理的存在理由,但是它的原始本能和非理性往往导致毁灭性的结果。以人为核心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人的恶魔性,以引起人们对恶魔性的思索和警惕。阎连科就是善写恶魔性的作家之一。
阎连科是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一位作家,也是中国当代一位具有自觉的恶魔性意识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说以触目惊心的情节和细节,夸张而真实地突出了恶魔性产生的固有渊源和复杂的历史、现实背景,从而给人以深刻而久远的思索余韵。他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恶魔性可分为三类:恶魔性物欲、恶魔性性欲、恶魔性权欲。
物欲是一切生命的最基本的原始欲望,当物质的欲望过于强大,以至于开始作恶于社会的时候,那么这种过分的物欲就成了一种恶魔性。
阎连科1996年发表的《黄金洞》是一个展示恶魔性物欲和性欲的大舞台。为了黄金和女人,亲情变得如此淡漠,以至于相互猜忌、暗算和阴谋残杀。为了独吞金矿,桃要砸死老大;为了独霸黄金和桃,老大几乎杀了他爹;为寻金矿,老大和桃百般殷勤,老大竟“大度”地将桃让给爹享用。却谁知爹帮老大和桃寻找金矿是为了置其于死地,果然老大被埋在了金矿里。而村里人只忙着去抢金子,毫不顾老大性命。直到桃说,谁救了老大金矿就归谁,才有人出手相救。文中桃这个人物很特殊,她为了黄金,可以和爹睡,也可以和老大睡,又不惜去以身引诱二憨这个傻子。恶魔性物欲毁掉了亲情,犹如无底黑洞,无情的吞噬着人正常的理性和情感,酿成了残酷的人伦悲剧。无限膨胀的物欲,必然置人于万劫不复之地。
其《受活》也把人的物欲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圆全人,忘恩负义,疯狂地抢残疾人赖以生存的粮食和耕牛,以至于害死了很多残疾人。他将受活庄的人关起来,不给吃喝,却在外面叫卖,一碗水竟然涨到五百块钱,一个馍要到一千二百元。作者如此张扬的描述,让人对恶魔性切齿痛恨,从而启迪人们对其深刻思索。
性欲是有性繁殖型生物的基本原始欲望,也是最强有力的欲望。当压抑的性欲喷薄而出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时,性欲便成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恶魔性。
2001年发表的《坚硬如水》中,极具恶魔性的性欲与权欲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双重唱,可谓是如痴如狂,主人公真如着魔一般,变得疯狂和畸形。主人公在坟墓、在地道里做爱,在革命的乐曲声中做爱,疯狂而热烈。高爱军和夏红梅的奸情暴露后,高爱军残忍地杀害了程庆东。他们抓住了程天民,把他捆绑起来,然后在他面前疯狂地媾和,还用程天民最心爱的书铺床,直至把程天民活活气死。于是他们内心觉得无限舒畅和愉悦。虽然在特殊的现实背景下,他们的爱情和性欲洋溢着高扬的生命力,但是其恶魔性性欲表现得确令人发指,发人深省。
按理来说,权欲并不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始欲望,可是,权欲又往往是最重要的原型欲望,其锋芒常常可以与物欲和性欲相提并论,阎连科的小说就最能体现这一点。
在《坚硬如水》中,高爱军为了能够入伍,然后回来当个村干部,而毅然娶了又丑又蠢的村长程天青的女儿。可是当高爱军退伍回来后,他岳父并没有兑现他当初的承诺。在公然要求程天青让出村长宝座不成之后,于是政变堂而皇之地进行。老婆气得上吊自杀还落了个现行反革命,老丈人也被气疯了,而他革命也成功了。但是高爱军的欲望并不仅仅是当个村长,他要当镇长、县长、专员、省长乃至革命领袖,他要成为全国人敬仰的精神偶像。而他的第一个崇拜者就是他的恋人及最亲密的革命战友夏红梅同志。于是经典的一幕出现了:
夏:你把那土粒给我弄掉。
高:你是叫镇长去把那土粒弄掉吗?
夏:高县长,你把我奶上的土粒弄掉吧。
高:天呀,你能动用县长了?
夏:高专员,你用舌头把那土粒舔掉吧。
夏:高省长,用你的舌尖尖把我奶头儿上的土粒舔掉吧。
高:你唤我革命家。
夏:天才的革命家,你是中国大地上冉冉升起的灿烂之星,你舌尖上的泉水滋润着干渴的人民和大地,请用你的泉水把我乳头上的那粒黄土冲掉吧。①
正是在这样具有恶魔性的权欲和性欲的支配下,这对“革命”情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清除一切挡在他们前面的人。于是他们不但残忍地杀害了程庆东,而且用极其卑鄙的手段将为老百姓办好事的王镇长拉下马,使之锒铛入狱。
《受活》中塑造了柳县长这一经典人物形象。他渴望众人给他磕头感恩,想像全县人民像喊毛主席万岁一样喊他万岁,像挂领袖像一样把他的像挂在各家正屋的墙上。他甚至提前在列宁纪念堂为自己准备好了金字墓碑: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他的最终定位是“第三世界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丁庄梦》里,老村长李三仁十年竟然没有离开过公章,有一天丢了,着急之下,病情加重,一命呜呼。死了之后,他家人怎么也合不上他的眼睛和嘴巴,直到新刻了一枚公章放在他手里,这样才合上了眼。
总之,阎连科的小说大量涉及恶魔性描写,笔者初步统计,多达一百余处。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一一赘述。那么,阎连科小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关于恶魔性的描写?作品的意义何在呢?这些恶魔性缘起有其历史现实因素。
首先,恶魔性的存在是必然而客观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也是历史性的现实。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残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种族灭绝政策,殖民行为,侵略行为,报复行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革命,镇压,毁灭,法西斯,冷战,核讹诈,经济封锁,恐怖袭击,反恐战争……无不都是恶魔性的表现。
翻开历史,正视现实,恶魔无处不在。人类世界充斥着非理性的暴力,充斥着以神的名义进行的恶魔性行为。对于人类来说,似乎理性总是那么脆弱,或者说理性总是难免沦为非理性的奴隶,理性的光辉只是恶魔性头上装饰的光环。从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屠杀,到法西斯的灭绝人性,到各种起义和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人间悲剧,多少生灵涂炭,多少文明被毁?不管起因是如何的合理,最后都演变成了恶魔的舞台。人类一旦失去理性的控制,恶魔性便会控制人类的灵魂,使人干出丧尽天良的惨绝人寰的事。自上而下的高压统治,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无不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对于我们来说,最可悲也是最可怕的一点是,历史表明恶魔有时常常是胜利者。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具有恶魔性的人或民族抑或国家往往都是最后的胜利者,胜利之后他们自己标榜为神,而爱好和平的种族或者被驱赶到天涯海角,或者逐渐消亡,或为其他民族所同化。“可悲的是,那些最擅长战争工具的社会成了最成功的社会。”②西方有学者曾经不无悲伤地写道:“文明产生于好战的民族,而和平的狩猎采集部落则被驱赶到天涯海角,或逐渐消亡,或为其他民族所同化,唯一能使他们感到些许满足的是:那些过去有效地运用战争工具摧毁了本民族而日益强大的好战族,如今也沦为战争工具的牺牲品。”③从这里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的悲痛:能活到今天的人,不是贵族的后代,就是罪犯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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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往往只是弱者的一厢情愿。强者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攫取更多的利益,旺盛的恶魔性欲望是其源源不绝的动力。因此,具有强烈的欲望和攻击性的人或民族容易生存,而那些爱好和平,却安于现状的人或民族容易被淘汰。而且事实的残酷性有时在于要生存就必须伤害甚至毁灭别人,也就是说必须具有恶魔性,就像《角斗士》里所表现的那样,虽然马西莫斯不想杀人,但是为了生存,为了罗马的共和,他必须杀人,并且要杀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视之为神圣的事物,诸如上帝、神、英雄、救世主、革命、人民、明星、某种理想和主义,往往本身含有一定的恶魔性因素,如果其恶魔性经过了理性过滤,给予一定的理性控制,就可能给予理性的利用;但是如果缺乏理性的控制,缺乏必要的尊重和宽容,那么恶魔性因素就会占据上风,最终害人害己。
其次,现代人,包括现代作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恶魔性的认识渐渐深入,作为当代作家的阎连科有着同时代人共有的一些认识和心态,同时也更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恶魔性对当代人的麻痹和戕害,在其小说中充分描写它就不足为怪了,其启示意义丰厚而深远。
对于恶魔性,在历史上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自然是完全的否定,如中世纪基督教所做的那样,另一种则是肯定,或者虽有否定但是更倾向于肯定,如现代哲学下的文学与艺术,卡夫卡、妥斯陀耶夫斯基、乔伊斯、鲁迅等人都有恶魔性倾向。现代艺术就是要以人的自身内心深处的“恶魔性”来抗衡整个世界的荒诞,因为艺术不应再仅仅预言拯救的真理或给人以安慰和希望,艺术必须表现生命的痛苦、社会的不人道和野蛮以及现实的丑恶。现代艺术之所以表现出恶魔性,是因为现代人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的恶魔性,感受到了痛苦和绝望。人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世界的真实面目,也第一次看清了人性的阴暗。于是,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世界病了,艺术也病态化了,于是,丑被公然抬进美学的殿堂。优秀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以恶魔性的方式对抗这个恶魔性的世界,他们要将原来温情脉脉的面纱给揭掉,露出事物那狰狞而真实的面目,于是神的光辉下的崇高被消解了,真实的丑陋代替了虚假的美丽。从某种意义而言,现代性创作基本上是一种恶魔性创作,作家的内心一般充斥的是悲愤、痛苦和难言的抑郁,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下沸腾的是恶魔的怒吼,在自我调侃的语气里隐藏的是绝望,所以现代主义的作品在整体风格上具有地狱般的阴沉气息。在中国当代,余华的创作就具有鲜明的恶魔性特征,这位血管里流着冰渣子的作家,写了一系列本应该在恶魔的地狱世界里才该有的血腥、恶毒和残暴。余华本人的心理也具有恶魔性特征。现代作家都是心灵曾经受过创伤的人,心中一直郁积难以宣泄的愤恨和绝望,在这一点上,余华、阎连科、张炜等等优秀的当代作家几乎是相通的。也正因为这样,这些作家笔下也自然流淌着恶魔性因素。所以,恶魔性现象,绝对不是仅仅限于阎连科的小说。恶魔性现象,是整个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作家反抗黑暗世界的一个必然结果。之所以之前的作家或艺术家很难表现出恶魔性,那是因为之前的艺术家要么并没有认识到世界的真实面目,要么抱着美好的愿望来改造世界,要么拥有足够的自信来改变世界,可是到了现代,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救世主,不但不是救世主,而且还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群体,世界依然如故,于是,失落和绝望产生了,于是恶魔性产生了。20世纪之前的作品往往会站在神的立场上发言,现在便常常只能沦落到或自觉选择恶魔的立场抗争了。这种绝望的反抗,是歇斯底里,是悲壮的,就如《野草》《坚硬如水》《古船》《一九八六年》等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所表现的那样。我们也能看到作家本身也是痛苦的,常常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小说只是他们发泄的一个渠道罢了。“许多时候,你会明显地感觉力不从心,心不从力;另一方面,又看到自己所写的东西迟早都会成为垃圾,不要说百年之后,就是十年之后,都变得一文不值。明明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又不得不继续去写,这就会使人非常无奈,像在月亮里砍树,像西西弗神话中不断往山上滚动的石头。”④
由以上论述可见:恶魔性现象是人类历史、现实世界和现代艺术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而现代艺术中恶魔性的觉醒恰恰是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世界本身的恶魔性,并企图进一步认识、控制人性,让人类生活更宽松、明智和幸福。
一切都表明,阎连科小说的恶魔性现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大海中一朵比较显眼的浪花罢了。恶魔性现象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普遍的现象,也是在现实中必须引人注目、且不断认识和控制的一种现象。人类若重视恶魔性的复杂性和危害性就能减少灾难和痛苦而更好地生活。阎连科小说中恶魔性的意义也在于此。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董颖,新乡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① 阎连科:《坚硬如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72页-第173页。
②③ 爱德华·O·威尔逊:《论人性》,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04页,第105页。
④ 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