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叙事视角 创作意图
　　 摘 要：《?竹山房》设置了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作为主要的叙事视角，同时，第一人称叙事者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巧妙地进行了视角转换，用少年家等次要人物角色的眼光取代叙事者自己的眼光，主人公二姑姑自己的视角在“我”、少年家等视角下发生了变形，这显然是作者创作意图指导下有意识的创作视角选择。
　　托多罗夫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我们面前。……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求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件。”“视点”即通常所说的“视角”。视角代表了某种意识形态或实际的人生方向，它有一个具体的载体，即持有某种意识形态或实际人生方向的人，在小说当中，则是一个或几个虚构的人。一部小说叙述视角的载体分成了两大类：叙事者视角和人物角色视角。
　　 《?竹山房》的作者吴组缃先生在叙述故事时，设置了第一人称的“我”作为叙事者视角，以“我”和妻子阿圆去看望抱着灵牌做了新娘的二姑姑为线索，来写“我”和阿圆所听到、看到的主人公二姑姑的故事。同时，第一人称叙事者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巧妙地进行了视角转换，呈现出叔祖、少年家等次要人物角色视角。分析同一个故事在叙事者、主人公二姑姑、次要人物角色几类视角类型下呈现的不同状态，有助于我们认识文章的主题，理解文章中看似矛盾的地方，为作者虽不宏大却够精湛、够完美的叙事艺术称奇。
　　
　　 一、《?竹山房》的叙事艺术：不同视角下的同一个故事
　　
　　 1.主人公二姑姑的视角
　　 文章一开始，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以二姑姑故事的不在场者，在限知视角下向读者讲述了二姑姑的故事：“多年以前，叔祖的学塾中有个聪明年少的门生，是个三代孤子。因为看见叔祖房里的幛幔，笔套，与一幅大云锦上的刺绣，绣的都是各种姿态的美丽蝴蝶，心里对这绣蝴蝶的人起了羡慕之情：而这绣蝴蝶的姑娘因为听叔祖常常夸说这人，心里自然也早就有了这人。这故事中的主人以后是乘一个怎样的机缘相见相识，我不知道，长辈们恐怕也少知道。”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二姑姑和少年之间有一段美丽的爱情，在二姑姑自己的视角下，她的故事是一个爱情故事。
　　 但是，在“一个三春天气的午间，冷清的后园的太湖石洞中，祖母因看牡丹花，拿住了一对仓皇失措的系裤带的顽皮孩子”以后，二姑姑自己眼中的爱情在别人眼中变形了：“人人夸说的绣蝴蝶的小姐一时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在故事的核心处，作者明确写了次要人物角色的视角，主人公二姑姑却只有行为，没有了心理，没有了视角，因此留下了本文最有意义、最需要读者填充的空白：少年身亡后，二姑姑为什么自缢？——为殉情，为守节，为没有活下去的希望？自缢未遂后，二姑姑为什么结婚？——为爱情，为守节，为没有其他选择？
　　 文章的后半部分，叙事者“我”和阿圆去看望姑姑，剥离开叙事者“我”和阿圆视角下的二姑姑的生活，我们看一下姑姑自己的视角。当兰花对着蝙蝠呓语着似的念了一套怪话后，阿圆显出惊惶不安的样子时，二姑姑说：“不要紧。——这些房子，每年你姑爹回家时都打扫一次。停会，叫兰花再好好来收拾。福公公虎爷爷都会让出去的。”又说：“这间避月庐是你姑爹最喜欢的地方；去年你姑爹回来，叫我把它修葺一下。你看看，里面全是新崭崭的。”
　　 二姑姑说起姑爹时是如此的自然，好像姑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她，而是暂时出门而已，他是她生活中真实的一部分，兰花的话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爷爷灵验得很啦！三朝两天来给奶奶托梦。我也常看见的，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就连屋子里的陈设也是到处充满了姑爹的影子。
　　 在二姑姑的心目中，她和已亡人之间是人鬼情未了似的爱情。
　　
　　 2.次要人物角色的视角
　　 在出事之前，二姑姑是“人人夸说的绣蝴蝶的小姐”，之后，“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这里，“鄙夷”显然是包括丫头在内的“人人”的视角，叙述者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巧妙地进行了视角转换，读者能直接通过“人人”的特定眼光来看事，但这一“眼光”并不单纯，而是蕴涵着“人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二姑姑故事的态度，这种态度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里是可想而知的。
　　 “放佚风流的叔祖虽从中尽力撮合周旋，但当时究未成功。”“放佚风流”既是叙事者对叔祖的评判，更是巧妙地呈现出叔祖的视角：二姑姑和少年之间的故事是一则风流佳话。但是，叔祖的视角显然是淹没在“人人”之下的：“虽尽力撮合周旋，但当时究未成功。”作者再一次在关键地方留下了空白：为什么不成功？从女方家庭看，祖母虽然拿了双，但在从一而终的社会里，女方家庭包括二姑姑都是同意的，这从同意姑姑的冥婚就可看出。问题全出在少年书生家里，有论者认为，按传宗接代的封建传统看，男方家庭是应该首先考虑给儿子成家，生子续后的，但由于科举功名的毒害，又不允许书生先成家后立业，故而在拆散蝴蝶姻缘中充当了无情棒。把原因推到科举身上，离开文章本身看，似有理由，但是联系后文，这种推论就站不住脚了，当二姑姑自杀未遂之后，“少年家觉得这小姐尚有稍些可风之处”，原来，作品本身展示出来的婚姻不成功的原因很明确：少年家觉得二姑姑伤风败俗。所以，男子出事后其家庭之所以提出冥婚的请求，原因并不单纯在于男子去世后要成为列祖列宗，讲究有家有室见子见孙，而是对二姑姑自杀的褒奖和恩赐，在少年家眼里，二姑姑自杀显然是“从一而终”的节烈表现。
　　 二姑姑在被祖母捉双事发后，之所以没有自杀，主要是她心中还有着最后一线希望，希望书生金榜题名，两人爱情大团圆。书生去世后，她的希望也破灭了，在那个由“人人”组成的社会里，姑姑的后半生又能怎样呢？当年二姑姑为什么自缢、为什么同意结婚的空白也不言自明。
　　 在次要人物角色的视角下，二姑姑和少年之间演绎的是“伤风败俗”的故事。
　　
　　 3.叙事者的视角
　　 “在我所摭拾的零碎资料中，这以后便是这悲惨故事的顶峰：一个三春天气的午间，冷清的后园的太湖石洞中，祖母因看牡丹花，拿住了一对仓皇失措的系裤带的顽皮孩子。”
　　 “悲惨”显然是叙事者“我”视角之下的二姑姑故事的性质。“顽皮孩子”是谁的视角呢？是祖母等人的吗？“顽皮孩子”一词具有明显的爱怜色彩，这与“拿”字所反映的祖母决不姑息的态度不符；“顽皮孩子”显然是叙事者“我”对二姑姑故事性质的另一种界定：“顽皮孩子”是不知爱情的，叙事者否定了二姑姑和姑爹之间的爱情，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做是一出孩子的闹剧。所以，下文中，又出现了一个“闹”字：“这幕才子佳人的喜剧闹了出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才子佳人的典型叙事模式为：才子巧遇佳人，并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然后是遇到阻碍生出差池，才子与佳人难以团聚；最后必然是才子一举及第，得以与佳人结合，皆大欢喜，其情节的核心部分是才子科举及第。但是在二姑姑的故事里，才子佳人典型叙事模式的核心情节发生了变异：“少年赴南京应考，船翻身亡。”“喜剧”变成了悲剧，十九岁的小姐闻耗自缢未遂，“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从全文来看，做了新娘，恰恰是二姑姑真正悲剧的开始，因此，“喜剧”一词具有强烈的反讽性，它与二姑姑悲剧的一生形成强大的张力，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是，本文语言的魔力就在于它无处不在的张力，“喜剧”一词后紧接着的“闹”字，似乎一下了冲淡了“喜剧”一词的反讽性，叙事者对二姑姑故事的态度变得戏谑、调侃。这个“闹”字所蕴含的感情色彩正好和前面的“顽皮孩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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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故事要不是二姑姑的，并不多么有趣；二姑姑要没这故事，我们这次也就不至于急于要去”。这句话不仅在结构上是叙事者从二姑姑故事的不在场者变为在场者的过渡，同时呈现出叙事者视角之下的二姑姑的故事：有趣。当阿圆因为怕我们家乡的老太太而不愿去二姑姑家时，叙事者“照二姑姑原来的故事又编上了许多动人的穿插，说得阿圆感动得红了眼睛叹长气”，在叙事者的视角下，二姑姑原来的故事只够“有趣”而不够“动人”。
　　 文章的后半部分，叙事者变成了二姑姑故事的在场者、见证人。可是，由于叙事者“我”不仅是主人公的侄子，关系亲密；还是男性，心理承受能力较强，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对?竹山房的阴森气氛的敏感反应。而且，“我”还承担了文章中比较容易惹人生疑的第一人称叙事者角色，因此，小说后半部分主要通过“我”的新婚妻子阿圆的视点来看二姑姑的生活：二姑姑亲切地称为福公公虎爷爷的壁虎和蝙蝠让阿圆惊惶不安；二姑姑珍藏多年的姑爹用的玻璃纱制的帐在阿圆眼里也有可怕之处……二姑姑心目中不朽的爱情在阿圆的眼里变成了可怕的鬼故事。
　　 引入新婚妻子阿圆的视点来看二姑姑的生活是文章中一个巧妙的设计：一、由于阿圆相对于叙事者“我”来说是二姑姑故事的绝对“局外人”，因此，阿圆的感受相对于读者来说更加可靠；二、阿圆和“我”的特殊关系，保证了阿圆的感受真实地传达于“我”并通过“我”表现、传达出来；三、阿圆为女性，对同为女性的二姑姑的生活感受敏感，同时，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的阿圆与二姑姑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性；四、由于阿圆和“我”同是生活在“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另一世界”，两人同是用现代文明的眼光看待事物，因此，阿圆的视角并不与“我”的视角冲突。
　　 直至晚上，随着鬼魅气氛的步步升级，节奏加强，鬼脸出现，最扣人心弦的一幕后，是似乎让人无法置信的轻松：
　　 我抹着额上的冷汗，不禁轻松地笑了。我说：“阿圆，莫怕了，是姑姑。”
　　 读者跟着叙事者舒了一口气以后，产生了需要讨论的问题：
　　 一、二姑姑和兰花来干什么？
　　 二、在叙事者眼里，二姑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二姑姑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性质？叙事者是不是可靠的叙事者？隐藏在叙事者背后的作者的意图是什么？
　　
　　二、作者的意图
　　
　　 二姑姑和兰花来干什么？
　　 深更半夜，偷偷摸摸，她们显然不是关心“我”和阿圆来的，对任何一个成年读者来说，二姑姑和兰花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听房。 二姑姑为什么来听房？
　　 作为长辈，二姑姑在风雨交加的深夜鬼似的听房，显然是有悖于她的身份、年龄的变态行为。
　　 二姑姑为什么变态？
　　 瓦西列夫曾经指出:“爱情的深刻基础是由生物因素(性欲、延续种属的本能)和社会因素(社会关系、两人的审美感受和伦理感受、对亲昵的追求等等)构成的。”在希腊神话与传说中，两性之爱的主宰是爱神厄洛斯，厄洛斯的意译是“爱欲”，罗洛·梅解释说这意味着“爱神”必须是“爱”(情)与“性”(欲)的统一，一旦二者分离，两性之爱将失去活力，变得毫无激情，毫无“生命气息”。性欲是人类的本质欲望，它所激起的压抑能量也是最大的，心理扭曲程度与压抑力量成正比。二姑姑这看似荒唐、无聊、难以理喻的行为，是二姑姑遇到“新婚夫妇”这种情境时长期累积着压抑的一次爆发。
　　 是谁压抑了二姑姑正常的人性欲望？
　　 当初事发后，如果没有连丫头在内的人人的鄙夷，如果在叔祖的尽力撮合周旋下婚事成功，如果女家不同意把自己家的小姐嫁给一个死人，二姑姑就不会有这样变态的人生，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切只能如作品所述，人人鄙夷，婚事不成，嫁给死人，是整个社会压抑了二姑姑正常的人性，这显然是文章所要揭示的主题。
　　 明白了文章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出，本文的叙事者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
　　 作者从小说开头逐步树立起叙事者“我”的不可信性。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在本质特征上就是有限的，叙述的材料限于叙事人所知道、所经历、所推断，他不知别的人物的想法和感觉，所能提供的仅为对他们语言和行为的阐释，何况，叙事者一再强调，“二姑姑家我只于年小时去过一次，至今十多年了。我连年羁留外乡……我脑中的二姑姑家，到现在更是模糊得如云如烟”。“故事在这里不必说得太多。其实，我所知道的也就有限”；接下来，叙事者话语中充满了矛盾之处,“悲惨”、“顽皮孩子”、“喜剧”、“有趣”等词互相矛盾，叙事者对故事的讲述和议论中肯定与否定的态度交织在一起。在?竹山房里和二姑姑相处的过程中，虽然叙事者“我”对二姑姑知之甚少，但“我”和阿圆还是把二姑姑心目中的人鬼情未了似的爱情看成了可怕的人鬼恋，在着意营造的鬼气中，气氛骤然紧张之后，是叙事者轻松的笑。叙事者以喜剧的嘲弄态度把不守传统妇道的二姑姑鬼化、丑化，二姑姑在叙事者眼里失去了悲剧人物的崇高感。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连受着现代文明洗礼的年轻人、二姑姑的亲侄子都对二姑姑的故事持如上态度，二姑姑的生活中还能有什么光明和希望？在叙事者的调侃后，浓雾般、潮涌般、拼死也逃脱不了的悲剧感迅速在读者心中弥漫开来。
　　 作者设置一个不可靠叙事者的目的，显然是不希望读者从叙事者角度看待二姑姑。这也正是第一人称叙事者带来的“距离控制”的美学效果。第一人称叙事的美学效果即是拉开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叙事者成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中介，这一中介的存在使读者不会把小说中叙事者的观点误认为是作者本人的思想态度。
　　 不仅如此，作者对“我”这个不可靠叙事者的设置把有限的文本内容推到了无限的意义生成。
　　 小说叙述的逻辑起点是“我”与新婚的妻子阿圆归乡探亲，“我”是受到以“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为标志的现代文明洗礼的知识青年，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作家作品中共有的人物模式：“还乡者”。对叙事者“我”的勾勒，使“我”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叙事者，而是构成了小说中独立的人物形象，“我”有“我”的故事：新婚。叙事者“我”似在不经意间描绘着和妻子阿圆的幸福生活。当阿圆因怕家乡的老太太不愿去看望二姑姑之时，“我”会投年轻姑娘之所好……在?竹山房里“我”和阿圆眼里阴森的气氛中，阿圆作为一个现代城市里出来的女子，依然是脆弱的，需要保护的，“阿圆扭着我的袖口”，“她紧紧靠住我，我走一步，她走一步”，“阿圆把头钻在我的腋下”，而“我”也是一个伟岸又柔情的好丈夫，“为要解除阿圆的恐怖，我找了些快乐高兴的话和她谈说。阿圆也就渐渐敢由我的腋下伸出头来了。”这样，“我”和阿圆的故事就与二姑姑的故事形成了潜在的对比性。
　　 因此可以说，作者的写作意图并非单纯地表达传统文化对二姑姑正常人性的压抑，而是参照着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通过传统和现代的对比，提示出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作者的意图决定了其在创作时对视角的选择，二姑姑和少年之间到底是不是爱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故事，在那样的社会里，左右女性命运的不是自己，是他人，是社会，这也正是作者没有把二姑姑的故事处理成人鬼情未了似的爱情故事的原因。所以，在封建政体虽然解体但传统文化中糟粕因素仍然存在的广大农村，不可否认，二姑姑的故事有客观现实的基础，二姑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但在作者现代文化观念的烛照下，相对于作者的意图来说，二姑姑的故事是被主观化、符号化了的。
　　 作者在小说中还设置了两个看似随意实则有着深刻用心的人物：兰花和大伯娘。兰花三十多岁了，自己说不要成家的。兰花为什么自己说不要成家呢？不管是从人最基本的欲望说，还是从兰花和二姑姑一起听房这件事说，兰花并非心如枯木，无情无欲，她本可以选择婚姻，但结婚一定会满足女性的情爱需要吗？大伯娘等一批老太太是最令阿圆头痛的，大伯娘的行为是另一种形式的变态。从大伯娘这个称呼里，我们显然知道她是已婚多年的人，她们在婚姻里得到了什么？有没有最基本的人性满足？如果有，哪还会忘了尊长的地位而如此变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以“我”的幸福生活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城市文明和以二姑姑的悲惨遭遇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乡村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有限的文本内容具有了无限的意义生成。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冬玲（1970— ），文学硕士，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基础部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寅德.叙述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 瓦西列夫.《情爱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3] 罗洛·梅.《爱与意志》[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 张冬玲： 试论《?竹山房》的叙事视角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