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艾芜 叙事 隐秘 眼睛 怪异风格
　　 摘 要：艾芜的《山峡中》具有神秘怪异的风格，具体体现于边远化的叙事状态、隐秘的结构原则以及怪异的“眼睛”，这几种要素的凝合显现，又决定艾芜这篇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情趣。
　　 每读艾芜《南行记》中的名篇《山峡中》这篇小说，总感觉有一种怪异的东西渗透于文本之中，神秘幽诡而又俊逸美好，它犹如一颗神奇耀眼的明珠，熠熠闪光，又如高山之巅盛开的一枝鲜美异常的雪莲，馨香沁脾，令人神往遐想。文学似乎总是在猎奇，而不去表现那些人们熟识常见的人和事，这样才能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和文化需求。因而在小说内部，往往有一种诡异神秘的色彩蕴涵其中。《山峡中》这篇小说就具有怪异的风格，具体体现于边远化的叙事状态、隐秘的结构原则以及怪异的“眼睛”。
　　
　　一、边远化的叙事状态
　　
　　 所谓边远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指在一特定范围内，某事物或人远离于非中心的区域，或非主导地位的存在状态。艾芜的《山峡中》这篇小说的叙事就有着边远化的状态。即小说的行为者、叙事空间以及叙事时间等故事素材都处于边远化的状态。
　　 行为者，即小说的人物，他们是小说的灵魂，是作家致力于经营的核心。文学就是人的文学，小说中的人物总是特定时代下作家融入的审美感知、审美判断和审美理想的自觉。《山峡中》的人物就是一群被那个世界抛弃到世界边远地区的山贼。他们凶恶、歹毒、强悍、蛮野，被挤出那个世界后，又以邪恶的方式对抗着邪恶的社会。所以，这个特殊的群体本身就是属于边远化的人物。而在这个边远化的人物系统内部，野猫子、小黑牛又是边远化的边缘人物。尽管野猫子是作品中最具艺术魅力的一个形象，但作为这个山贼中唯一的一个女性，就性别而言，在“这个世界里”，她的怪异的行为、举止和“那个世界”的女性是迥异的。她是山贼首领魏大爷的女儿，由于长时间生活在山贼群体中，少女的原本那颗柔软妩媚的心渐渐变得硬了起来，性格逐渐被异化。她一出场就显示了泼辣和蛮野的性情；偷盗中，她扮相地道，言辞泼辣粗俗；而后来野猫子又在夜里无动于衷地看着众人把小黑牛抛入汹涌的江水之中。由于女性个体生理的原因，一般来说少女是柔弱的，胆小的，但野猫子却具有男性山贼所特有的勇力和强悍。她在砍树时，刀能没入树身三四寸，而且“毫不费力地拔了出来”，令“我”这个男子汉都感到汗颜，再加上作家对其“木头人”的“道具”的巧妙配置，既表现了其主体性格的边远化特质，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对人性美回归的呼唤与期待，其形象塑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小黑牛的行为也是怪异的，具有非群体化的特征。他是山贼中的一员，但缺少一般山贼所具有的雄强、毒辣，相反他懦弱、憨厚。他在那个世界，被张太爷霸占了田地、房屋和女人，为了躲避张太爷的拳击，他只身来到“这个世界”，但多年来形成的固有性格并没有迅速被异化，而仍然保留小生产者狭隘胆怯的心理意识。向往过去的生活，怀念他的山地和牛。行窃过程中，他表现得笨拙愚讷，事情败露后，被打成重伤。受伤后的小黑牛又不堪忍受痛苦，而最终和山贼首领“不怕和扯谎”的人生哲学相悖离，被抛入了汹涌的江水之中，跌入了一个更加黑暗和恐怖的世界。诚然，小黑牛“边远化”性格和行为决定了他最终悲剧的形成。
　　 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也离不开叙事空间的营建。黑格尔说过：“人要有现实客观存在，就必须有一个周围的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没有一座庙宇来安顿一样。”艾芜《山峡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南的边境地区山野峡谷中的半山腰的神祠内外，那里崇山峻岭，急流峡谷，树木蓊郁，单从叙事场所上来说，则不太为内地人所熟识。因此，其小说的叙述空间具有非中心的地域特征。作家致力于这一叙事空间的营建。他们暂时的家是“破败而荒凉”的神祠，四周的环境气氛却是阴森恐怖的：江上有“巨蟒似的”、“顽强古怪的”索桥，桥下是“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崖石”的凶恶的江水，两岸又是蛮野、奇异的峰峦。而居于这个活动空间的“中心”的则是神祠，它是被人遗弃的，残破而危危欲坠，只有江流送着它的余年。作家令这些类似于异度空间的摄入，使得作品烙上了离奇神秘的印痕。但在这飘渺冷涩的空间背后，作家给我们提供了更有价值的理性内涵：对神祠残败冷落的有关描写，暗示了这帮山贼的悲惨命运，而对神祠周围索桥、江水、山峰等的刻意描写，其实正是山贼人性的具体物化，即凸现了他们的蛮、野、凶。空间景物离奇的特点与人物的怪异特性交融到一起，浑然天成，别具一格。
　　 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文学是一种在时间上展开和完成的艺术。这使小说存在一个“叙述时间”的问题。所以，叙事时间成为作家一种重要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作品中人物的特殊职业决定了叙事时间的边远化。从作品的叙述时间上看，正面叙述的时间，除了我和野猫子遭遇官兵的时间是在午后，其余故事发生的时间段，要么设定在白天和黑夜之交的傍晚，要么限定在一般人都已进入梦乡熟睡时候的寂静中夜。这些叙事时间诚然也是边远化的时间状态。叙事时间的选择与确立，与作品的中心事件——小黑牛的悲剧有直接必然的关系。作家在展示这一悲剧情节时必须把他置之于暗夜里进行，因为把活生生的小黑牛投入汹涌的江水中毕竟是残忍的，而且是不人道的，况且还要掩“我”这个“初来乍到者”的耳目，所以就必须选择在中夜“我”“熟睡”之时。海德格尔说过“世界就是神圣之夜”，把人物的大部分的活动时间限定于神秘夜晚的某个阶段，既符合客观的实际行为需求，也是作者主观情感的渗入，从而使作品发挥更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因为黑夜或暗夜既是自然的属性，又往往是社会属性的特指。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去认识把握那个阴森恐怖的社会本质。
　　
　　二、隐秘的结构原则
　　
　　 《山峡中》的怪异风格，还在于其具有隐秘的结构原则。似乎优秀的作品都应具有神秘性，或设置悬念，或曲折暗示，或侧面展现，或隐瞒情节，这样才能诱发读者的审美激情，使之产生神秘的诱惑而爱不释手，并对作品产生浓厚的探秘意识，进而渴望“能够像密码员破译一种陌生的密码一样解开它”。“隐秘”含有不明显，或不明确的意旨，也可秘而不宣。这种技法常常在小说中零星地出现，但在《山峡中》这种“隐秘”手法的运用却显得既集中、又突出。即作家对人物的命运，叙事的“我”，以及结构方式都采用了隐秘的结构原则。
　　 《山峡中》的人物是在刀上过日子的一群山贼，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他们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活动规律的不固定性，来无踪，去无影。因为他们也必须处处谨慎小心，高度警惕方能保全自己。如魏大爷在向“我”这个新来者卖弄自己的“学问”时，说到第二点时就欲言又止，用笑声，故意岔开了话题，就说明他的警觉和一定的保护意识。因此，他们职业的隐秘性决定了其行为应该是隐秘的，不公开明朗化的。
　　 小黑牛悲剧的发生，或者说魏大爷的对其处置，就带有一定的隐秘性。小黑牛是因为山贼第二号人物野猫子的“出卖”，才导致盗窃失败而被打伤，按理说野猫子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小黑牛却在深夜被抛入汹涌的江流之中，对其无情的处理着实令人惊怵。但山贼首领为何残忍地扼杀了小黑牛，作品并未做具体的、正面的交代说明。在这一层面，作家显然做了隐性的处理。由于小黑牛受伤后不堪忍受痛苦的折磨，被抬回后一个劲儿地呻吟，并发出“害了我了”，“我不干了”的呓语，这应该是他生命终极最直接的原因。但隐含在文字表层以下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层面。小黑牛身负重伤，连翻身都不能，显然，生活上已不能自理。而他们的特殊职业决定了既不能带小黑牛走，又不能一放了之。因为在游走和奔袭过程中，抬着小黑牛走，无疑会带来更大的牺牲。放了他呢？小黑牛知道的又太多了，而且已经对他们产生了怨恨的心理，再加上他懦弱的性格特征，被官兵捉拿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威胁。因此摆在小黑牛命运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可走，那就是被投入大江急流之中。而这些隐秘的内容，也暗示了魏老头子的做法属无奈之举，他残忍的行为也得到些许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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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中既展示了小黑牛的悲剧，但也隐含了山贼整个群体的悲剧。正如魏老头子告诫野猫子时所言“我们原是在刀上过日子哪！迟早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山贼们为了庆贺一次盗窃的得手，竟然在半道上喝得酩酊大醉，老头子被人抬了回来。作品中的有关交代，其实强调暗示的正是他们集体的覆灭，因为偷窃得手后，他们被暂时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丧失了警惕性，不是尽快地脱身，而是人为地给自己制造新的危险，被官兵捉拿也是迟早的事。小黑牛的悲剧着实令人同情，而对山贼集体悲剧的暗示又引起我们心灵的强烈震颤。
　　 另外，在“我”和野猫子巧遇官兵时，作家借用野猫子的心理活动，暂时隐去了“我”将要实施的行为，渲染了险象环生的紧张气氛。在野猫子看来，“我”已看透了他们凶残的本质，特别是这时“我”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处于她的监视之下，是水火不容的“敌我”关系。巧遇官兵对于“我”来说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机会，而野猫子心里也陡然紧张了起来，预见了“我”此时必定出卖她，甚至野猫子心里盘算着在“我”出卖她的时候，就杀掉“我”。作家把“我”的行为故意隐秘了起来，用较大的篇幅去表现野猫子的复杂心理，反复蓄势，大力渲染，设置一个不小的悬念。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野猫子最无助的时刻，“我”又一次充当了她的“小丈夫”，机智周旋，骗过官兵，搭救了野猫子，这对于野猫子来说无疑是山穷水尽后的柳暗花明。至此野猫子才云开雾散真正认识了“我”，并确信“我”是一个可信赖之人。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山贼出于感激“我”的“义举”，才对“我”一放了之。同时这样的处理也暗含了山贼性格的美好一面：讲义气，重感情。
　　 小说的组织形式存在着“进→出”的结构图式，无论是“我”还是山贼的活动都规定了这样的情景模式。而这样的故事结构安排也有隐秘的成分蕴涵其中。“我”是作品的情节线索，“我”的行动轨迹是进→出，即进入山贼内部，最后脱离开山贼集体。作品中“我”究竟怎样地误入歧途，落到山贼之手，以及后来又是怎样脱身离开这个集体，乃至最后如何走出那茫茫崇山峻岭的，作品对这些方面或做了隐性的处理，或故意略去不提，这都给这篇本来就很怪异的作品又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魏大爷等人进入阴森的山中神祠，以及最后倏然离去也可谓是来去无踪，诡秘缥缈，既像梦幻般地变幻莫测，又像浮云一样的飘忽不定，更具有神秘的色彩。
　　
　　三、怪异的“眼睛”
　　
　　 一般来说，作品中的“我”作为叙述人物与叙述主体是分离的。但这篇小说中，“我”既是故事的主角，又是故事的叙述人和故事发展的动力。在叙述过程中既要描述自己的经历，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又要高高在上，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审视周围的一切，捕捉一些有特定价值意义的美学内涵。《山峡中》处处闪动着的是好奇、疑惑、惊恐等怪异的眼神，它仿佛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由眼睛组成的万花筒，诡异神奇而富有变幻。从某种意义上说，“眼睛”是这篇小说独特的视角，也是形成其内容经纬的关键要素。
　　 作品中的“我”既是“观察者”，又是故事的叙述人。正像作者自己所述“《南行记》里的小说，可以说是在祖国的南方和亚洲的南部，漂泊时候，把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的一些人和事，用小说的体裁，描写出来，而且采取第一人称的形式”。 因而作品中的“我”更接近于作家本人。“我”是一个特别的角色，“我”的怪异思想、行为、情感更容易打动读者。首先作为一个新加入者，“我”还没有真正融入这个山贼集体，正处于被考验和被审察的阶段，无论是首领魏大爷，还是野猫子都对“我”未真正地了解，都对“我”怀有戒心或不信任的情结。尽管，“我”也偶尔参加了一些盗窃的行动，并充演了一个小角色，但“我”并没有真正地“归顺”，而是始终站在这个集体的边缘静观他们的行动所为，似乎也在考察这个团体是否是一个理想的安身所在。“我”身在山贼其中，却和他们若即若离，有时是在静静地观察，有时是在默默思考，有时超脱于自然，游离于人间，像在迷宫一样，又像做着荒诞的梦。
　　 某种意义上说，“我”更像一个探秘者。“我”对于山贼的习惯，思想情感以及他们的活动规律都不甚明了，处处时时感到好奇、疑惑和焦灼。“我”的眼睛就像隐藏于黑暗之中的一架红外线摄像机，抓拍到许多奇异的画面。作品对于小黑牛惨叫、呓语的有关描写以及他与山贼首领魏大爷的人生哲学的冲突或抵触的交代，显然，一般盗贼已经非常清楚小黑牛的命运结局，正像野猫子在小黑牛死后所说过的：“昨夜的事，多着哩，久了就会见惯的。”而这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陌生化的概念。当魏老头子对小黑牛的软弱行为深为不满而大发雷霆时，众人“交闪在在火光上面的眼光，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地，现出不安的神色”时，他们都更加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而这点在“我”看来，小黑牛只是暂时受了伤而已，不会有别的意外发生。但到深夜时分，亲见他们把小黑牛抛入汹涌江水之中时，“我”这才恍然大悟，昭然若揭，并感到“心里禁不住惊跳起来”。当“我”发现这个群体内部阴暗冷漠，而每个人都是命运朝不保夕时，一方面痛恨他们的冷酷、凶残，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怀有深切的同情。所以，“我”还是终于决定脱离开这个集体。
　　 小说中的“我”用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凝溶在南国的下层生活的急流里，把身边一个个传奇式的人物刻写在纸背上，连成了一串串耀眼的文学珍珠。叙述者、角色、作者的三位一体，既活现了一个真实的本我，又展现一个怀抱理想的知识分子堕入生活底层的流浪者心旌，更能激起我们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虽然，艾芜的《山峡中》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但它却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山峡中》以其独特的怪异风格，将永远是中国现代文学万花丛中绽放得最神奇最绚丽的花朵之一。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孙玉生，文学硕士，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2页。
　　[2]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见于《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10页。
　　[3]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15页。
　　[4] 艾芜：《南行记·后记》，见于《南行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8页。
　　

• 孙玉生： 难解的死亡之谜　/　语文建设 2007年第3期
• 孙玉生： 建构与消解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8期
• 孙玉生： 试论艾芜《山峡中》的怪异风格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