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被划进“第一流小说作家”①是有道理的。有人认为，他创作的小说数量很少，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尤其是《?竹山房》，是“吴氏最富诗味的小说”②。但长期以来，我们对《?竹山房》的艺术价值认识不足，甚至流于浮泛，出现了与其主题深度相反的结论。这篇小说主要使用了精神分析的手法。如果我们透过其精巧的表层结构，沿着精神分析的象征破译和人物性格的“症候分析”的方法，进行“因果溯源”，我们会发现：“我”和“阿圆”的?竹山房探亲之旅，其实是在一个正常人性被长期压抑的妇女的潜意识迷宫里探险过程的象征。而“二姑姑”也不仅仅是一个“怨妇”，她潜意识深处，有着难以排遣的恶毒和对现实的怨恨，正是中国传统观念里“最毒妇人心”的注脚。揭开温情脉脉的探亲面纱，直面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畸形、怨毒人性，小说既解答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命题，也加大了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力度。
　　
　　一、看与被看：三种人生的隔膜与窥视
　　
　　 《?竹山房》讲述的是一对青年夫妇回家乡探亲的故事。这次探亲内容，包括“我”和阿圆与家人的团聚、与乡邻的相处，主要是去金燕村?竹山房二姑姑家探亲的“历险”。小说以“我”和阿圆为中心，引出三种不同的人生。这三种人生彼此隔膜，又充满好奇，相互窥视。
　　 生活在都市世界、接受文明熏陶的“我”和阿圆，自然代表着一种正常、健康的生活形态（包括夫妻生活）。“我”的家族算得上书香门第，家人包括母亲、长辈、丫头、乡邻老太太等，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常态之中。由于和“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是两个世界，他们代表着一种“正统”即符合传统礼教规范的生活。而二姑姑，在“红颜时代”就违背了这个群体的规则，闹出了“才子佳人的喜剧”，“连丫头也要加以鄙夷”，遭到放逐。但由于自己的及时“补过”，在少年船翻身亡后自缢，被认为“尚有稍些可风之处”，博得一个虚假婚姻，总算以牺牲生命的危险和失去正常夫妻生活为代价，过上一种礼教规范允许之下的另类生活。
　　 这三种生活形态相互隔膜。首先是两个家族对二姑姑正常人性和幸福生活的压制和漠视，礼教观念、封建意识形态扭曲和异化了家族亲情，转而合情合理、习焉不察地制造了一幕人间惨剧。其次是都市生活、文明世界对家乡生活常态的不适应、厌烦，“阿圆有点怕我们家乡的老太太”；再次，由于封建正统话语对二姑姑真实生活的遮蔽，“我”和阿圆对二姑姑的生活有着明显的“误读”，在“我们”眼里，“二姑姑的故事好似一个旧传奇的仿本”，“有趣得如从线装书中看下来的一样”。在去?竹山房的路上，“欣跃之情自然难言”。隔膜使“我”和阿圆对二姑姑的悲剧采取了审美的、消费式的态度。
　　 三种生活都有着了解对方的兴趣，均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窥探。基于对自己生活现状残缺性的体认，对别样人生的好奇，老太太们对“我”和阿圆提出了种种非分要求，而二姑姑和兰花在暴雨之夜对我们夫妻生活进行窥视。“我”和阿圆对?竹山房的造访，表面上出于亲戚之间的道义、人际交往规则需要，实际也包含有对一个真实生命生活状况探究的欲望。这种探究，既是针对二姑姑的、现实的，也是针对“才子佳人”的、文化的。这三种生活根本的不同，真正引起对方兴趣、激起三方相互窥探的动力，小说将之归结为是人性存在状态，即性本能如何得到释放。如果说，老太太们对“我们”提出非分要求和二姑姑、兰花窥探“我”和阿圆的夫妻生活，是出于了解夫妻生活应有之义和变态满足的话，那么，“我”与阿圆则以人道主义同情心和现代文明视角去探询二姑姑和兰花残缺的生活状况。这次“历险”，使“我们”发现了二姑姑的“本我”如何躁动不安，如何导致自己人格的畸变。这样看来，“我”与阿圆的?竹山房之旅，其实是走近和走进二姑姑阴暗的“本我”迷宫的象征。在这个迷宫里，处处可见性本能探头探脑。
　　
　　二、象征破译：在潜意识迷宫里探险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部分。潜意识是人心理的基本部分和原始动力，它遵循快乐原则，受利比多即性本能支配，但由于和现实原则相冲突，而处于压抑、潜伏状态。人格结构也相应地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无论是治疗（精神）病人，还是分析人格，仅仅停留在“自我”和“超我”层面是不够的，因为那只是“我”的冰山一角，甚至是虚假的一角。因此，精神分析无论之于医学的治疗还是之于文艺的创作都是有用的。“精神分析的目的，仅仅在于发现心灵内的潜意识”③。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究二姑姑的生活现状，了无痕迹地融进人性挖掘、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同时又并没有因为使用精神分析的手法，成为弗洛伊德学说在文学上的“双影人”，这是《?竹山房》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
　　 实际上，有人早就发现了这点。《?竹山房》“没有长篇大论的弗洛伊德式的说教，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震撼人心的心灵解剖，却把现代心理学知识和《红楼梦》式的清隽才华结合起来——”“以神来之笔，在一个被礼教牢笼禁锢成鬼的躯壳中，剖露出埋在心灵深处的灼热的人欲来”④。但这个小说史上有价值的论断并未被相关研究者充分展开和继续深入，沿着精神分析方法逆向开掘，因而这篇小说的两个重点部分，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只停留在“风俗画”、“风景画”和“怨妇”结论上。
　　 在漫长的守寡岁月中，二姑姑（包括兰花）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与性本能展开惊心动魄的战争，而不是谋生。她们在意识层面已经完全不与封建礼教、现实意识形态争辩，但潜意识没有也不可能臣服。小说题目已经用象征的方法揭示了她们的主要心理内容：性压抑。在精神分析语境里，杆状物和容器类往往代表着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官。小说写道：“那座白屋分外大；梅花墙上面探露着一丛竹子；竹子一半是绿色的，一半已开了花，变成槁色。”这里，“?竹山房”象征着二姑姑的潜意识，而“?竹”和“山房”构成性本能的双方。它告诉我们，“屋”和“竹”的比例严重失调，而“竹”的一半实际已经死亡。这暗示，二姑姑（包括兰花）潜意识中，虽然对性的渴望已经严重受挫，但依旧存在。文中十六段继续写道，“屋子高大，阴森，也是和姑姑的人相谐调的”。由此看，我和阿圆在?竹山房的历险，其实就构成了探询二姑姑潜意识的整体象征。与之相辅相成，有关金燕村的景物描写和山房内部的环境和氛围刻画，同时具有了象征功能。如，“响潭的两岸，槐树柳树榆树更多更老更葱茏，两面缝合，荫罩着乱喷白色水沫的河面，一缕太阳光也晒不下来”。这些阿圆“从前只在中国山水画上见过的影子”也是二姑姑心理状况的写照。在山房里面，不仅有“?竹”，还生活有“福公公”、“虎爷爷”、“青姑娘”⑤，它们具有相同的象征功能。
　　 二姑姑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家族开馆设帐，她自然对伦理道德、礼教大防了然于胸。她被“人人夸说”，一则她知书达理，二则她善于绣蝶。这是一组矛盾而危险的品质。蝴蝶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本身就具有性的意味。绣蝶是艺术活动，而精神分析学说认为，艺术是性本能的象征和升华。她在叔祖书房的帐幔上绣满美丽的蝴蝶，似乎是某种暗示和挑逗。果然，一个聪明的门生心领神会，“破译”了这个象征符码。“才子佳人”，一拍即合，野合于后花园石洞中。性本能战胜了礼教大防，后者也让二姑姑声名狼藉。在成为?竹山房女主人的日子里，她依然绣蝶，并且教兰花绣蝶，这已经成为转移自己性本能的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也是拉拢兰花与自己同各自的性本能共同战斗的一个重要的绥靖策略。
　　
　　 三、症候分析：二姑姑的“怨毒”与中国妇女残缺人性的深度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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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红颜时代”闹出的“喜剧”，还是守寡时期对“我”和阿圆夫妻生活的窥视，都说明一个问题：二姑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生理正常的女性。“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的虚假婚姻，将二姑姑送进了?竹山房的“活死人墓”。从“荡妇”到“节妇”、从“本我”到“超我”过程中，封建礼教规定下的理性起到了压倒性作用，“本我”遭到了超乎寻常的压抑。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潜意识；哪里有潜意识，哪里就有症候。所谓“症候”（Symptom），“实际上是不能获得满足的代替物”⑥，“是被压抑作用所驱回的某些其他历程的代替物”⑦，其实质是潜意识，“因为是潜意识，所以有构成症候的能力”⑧。
　　 哪些行为可以构成“症候”？精神分析学认为，梦、不自觉地说谎、移情、艺术升华、窥视、掩饰等等，都是具有精神创伤的（病）人的症候特征。许多研究者感觉到，也如前文所提到的，二姑姑和兰花在暴雨之夜对我和阿圆夫妻生活的窥视，绣蝶的“艺术创作”，她们一口咬定“姑爹”“三朝两天来托梦”，“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给山房里的小生物以“福公公”、“虎爷爷”、“青姑娘”这些带有强烈性别意识的命名，安排我和阿圆住宿在“姑爹”“最喜欢”的避月楼房间，等等，均可看做二姑姑利比多的转移宣泄和精神创伤的补偿。通过对这些症候的分析，我们似乎把握了二姑姑全部的人格特征，理解了她全部的人生意义。⑨
　　 但我们对二姑姑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怨妇”层面。二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她可以从某个侧面解释我们自相矛盾的传统妇女观。一方面，传统为妇女无数独特的美德，比如，殉情守节、含辛茹苦、逆来顺受等等，而击节赞赏，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另一方面又惊呼“最毒妇人心”。实际上，二姑姑不仅是一个怨妇，还是一个恶毒妇，她潜意识内淤积有太多的仇恨，并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将自己的不幸转嫁给了他人。
　　 在言谈中，“我”和阿圆间接了解到，二姑姑对姑爹一往情深，忠贞不贰。他们的人鬼之恋超越生死，感人至深。但二姑姑真对自己的荒唐行为无怨无悔吗？她的自缢真是出于殉情吗？未必。我们不能忽略?竹山房里的一个细节：钟馗捉鬼图。在姑爹最喜欢的避月楼里（也是二姑姑和兰花所说姑爹常回来的地方），“西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钟馗捉鬼图’”，“钟馗手下按着的那个鬼，披着发，撕开血盆口，露出两枝大獠牙，栩栩欲活。”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不难知道，钟馗的工作是专职杀鬼的，而姑爹无论怎么讲，都是一个鬼。小说进一步提示道，“这时觉得那钟馗，那恶鬼，姑姑和兰花，连同我们自己俩，都成了鬼故事中的人物了”。这无疑揭示了二姑姑的“弑夫情结”。
　　 钱谷融先生告诉我们，千万要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人看。“才子佳人的喜剧”闹出后，少年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也没有采取任何可以挽回过失的措施，甚至“叔祖虽从中尽力撮合周旋，但当时究未成功”。发展才是硬道理，他照样赴南京应考，但船翻人亡。在这种情况下，十九岁的二姑姑在桂花树下自缢，才取得嫁给他灵牌的资格。作为实际的受害者，二姑姑对另一个当事者的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有何看法呢？对封建礼教尤其是丝毫不加掩饰的男权中心主义有何体认呢？可以设想，对礼教规则耳濡目染、熟悉有加的聪慧女子，在人生处境退无可退之时，会不会“合理”利用规则拯救自己。她的自缢行为完全可以看做是一种绝地反击，并一举完成了从“荡妇”到贞女的转变。这时，“丑陋”的“本我”经过“超我”的过正矫枉，又恢复到了“自我”的水平线，这是二难选择中的无奈之举，也是最后选择。很明显，一个人若死意已决，那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与其说二姑姑为那个薄情寡义之徒而去死，不如说因为生存之本能而含羞忍耻地去活。但是她牺牲人欲成就名节，压抑本我维持超我，其中的屈辱、悲愤、痛苦超乎常人想象。巨大的生理折磨和心理压力让二姑姑人格扭曲变态，“钟馗捉鬼”已经显示了她隐秘的弑夫欲望，而对丫头兰花的人生操控，完全出自发泄仇恨、转嫁痛苦、报复他人的阴毒心理。
　　 文中说，兰花“本是我家的丫头，三十多岁了”，“她陪姑姑住守这所大屋子已二十多年，跟姑姑念诗念经，学姑姑绣蝴蝶”。好一个义仆。推算一下，兰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她参与了暴雨之夜的窥视行动，说明她仍旧是一个生理正常的女人，那么五十多年特别是在?竹山房的二十多年是如何熬过来的呢。她与二姑姑不一样，她没有必要为姑爹“殉葬”，完全可以嫁人，也需要一个正常的生活。但“她自己说不要成家的”。这里面，三十多岁没有嫁人，已经充分说明“我”家的残忍，她作为一个弱者的不幸。弱者之间更需要同情，然而二姑姑教她“念诗念经”、“绣蝴蝶”，给她讲“爷爷——三朝两天来给奶奶托梦”。“念诗念经”是在心理上继续给她灌输封建礼教，麻木她的神经，“绣蝴蝶”是转移她生理上的需要，而“爷爷——三朝两天来给奶奶托梦”则是以鬼魂恐吓她的心灵。她们一块窥视“我”和阿圆的夫妻生活，则说明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性的层面达成了默契，二姑姑完全控制了兰花的人生。如果说，二姑姑因年少轻狂而遭惩罚，那么兰花何罪之有!
　　 二姑姑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生理需要遭到压制，人格心理遭到扭曲，不人不鬼，虽生犹死，这固然激起我们人道主义的同情，但她自虐虐人，将自己的不幸阴毒地转嫁给更弱小者，又让人痛恨。如同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疯狂扼杀自己子女的幸福一样，我们必须把这笔账最终算到封建礼教头上去。封建传统文化的种种巨石和绳索，压迫着个人的天性，禁锢着个人的灵魂，但妇女更加不幸：她们身上还踏着一只男权主义的巨脚。精神分析告诉我们，哪里的压迫更严重，哪里的“症候”更严重，反抗也更强烈。当传统文化抱怨“最毒妇人心”的时候，恰恰忘记了它们对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当我们沿着精神分析的“因果溯源”途径，分析二姑姑人生不幸和性格畸变的原因时，自然对封建礼教、封建传统充满愤怒。但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我”家族的故事，使读者往往被温情脉脉的亲情所迷惑，而忽视了人间习焉不察的悲剧。小说其实在提醒我们，封建礼教不仅是现实制约力量，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方式，它制造了又遮蔽了无数“吃人”事实。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阿圆，固然能够敏锐发现?竹山房的非人生活现状，但若不是偶然，新文明之光芒照样照射不到乡村僻野、亲情内部特别是潜意识深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许道军，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巢湖学院中文系讲师。
　　①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版，第80页。
　　②④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第400页。
　　③⑥⑦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1页-第312页，第236页，第235页，第232页。
　　⑤韩冷：《〈?竹山房〉的生殖文化解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6期。（该文认为“燕子”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
　　⑨徐中玉、齐森华：《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该版本的“提示”部分认为二姑姑和兰花心理畸变、境遇可悲、虽生犹死，显然二姑姑是一个“怨妇”，此结论极具代表性，类似教材或单篇论文均持此结论）`
　　

• 许道军： 谁是丁玲的“影子”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5年第12期
• 许道军： “最毒妇人心”：对《?竹山房》精神分析的分析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