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莫言 平民文学观 本体论 审美建构 民族精神
　　 摘 要：在莫言众多的文学主张中，“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平民文学观最值得关注。它不仅突破了以往知识分子工具论的平民文学观的局限，完成了本体论平民文学的理论建构，而且深入到了平民文学的内在结构，总结出了以平民视角、平民语言、平民故事等为核心内容的平民文学的创作规律，从而完成了对平民文学的审美建构。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能够不断给读者带来新作并持续产生影响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也基本上为读者所认可。但他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体验与感悟中潜隐起来的文学意识和观念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这多少会影响到我们对其作品的全面深入的理解，更可能遮蔽其创作的意义与价值。
　　 莫言虽自称“理论知识太多，就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反面影响”，表现出对理论的偏见。但事实上，莫言在文学创作中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思考及其观念的建构，他对文学个性化的探讨，对小说艺术性的张扬，及对作家创作态度的关注等，都显示出明确的文学立场和理论倾向。不过，如果从当代的文学语境来看，莫言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是其“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平民文学主张。
　　
　　平民情怀与人类关切
　　
　　 莫言第一次正面标举其平民文学观是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一次关于《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的演讲。此文中，莫言首先将民间写作归结为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并以自己独到的理解创造性地进行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和“为老百姓写作”两种写作方式的区分和界定。莫言指出：“‘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很卑微的口号，听起来有为人民做马牛的意思，但深究起来，这其实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为老百姓写作”是一种高姿态的知识分子写作，创作主体凌驾在老百姓之上，而老百姓处于描述和接受的被动状态。因此在莫言看来，“为老百姓写作”不能算作“民间写作”，而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这种心态下，作家根本体验不到老百姓真实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只有把自己视为老百姓，才能感同身受，真切地触摸到他们的脉搏，写出他们的灵魂。这样一来，真正的民间写作只能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它要求丢掉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换句话说，真正的民间写作必须具有真实的民间体验和纯朴的平民情怀，它就像民间工匠的劳作一样，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其间并没有丝毫的精神指导性和道德优越感。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莫言一再申说的民间写作究其实质是平民写作，即“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他的民间文学观也就是他的平民文学观。只是“民间文学”这一概念无法概括莫言的文学特色，如果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还容易造成文学类型方面理解的偏差，因此本文采用了“平民文学”这一传统的观念表述。
　　 不过，从莫言把民间写作与平民文学相提并论这一思想动向来看，莫言的平民文学观实在是对传统文学中具有民间性的平民精神（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造性继承，而与由政治文化精英所主导的平民文学观念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后者所珍视的并非平民文学自身的规律与价值，而是对平民文学的揭露、鞭挞、宣传、教化等功能的文化利用，用莫言自己的话说，“总是带着浓重的功利色彩”；而真正的民间写作（平民写作），实际是“写自我的自我写作”，较少有功利色彩，它往往是作为平民百姓的艺术家们生命历程中苦乐悲欢的真诚吟唱，是“命运的使然”。显然在莫言的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平民文学：一种是工具论的平民文学，一种是本体论的平民文学。20世纪以来的“为革命写作，为工农兵写作”，后来又发展成“为人民写作”的文学是工具论的平民文学的代表，而载入文艺史册的盲人艺术家阿炳的音乐作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本体论的平民文学的经典案例。工具论的平民文学是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于精神贵族的产物，是“图解别人思想的工具”和对体制的适应，是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想”的表现；本体论的平民文学则是摆脱了知识分子高贵性的作家以对平民世界感同身受的体贴方式而达到的艺术境界，它是作家与普通百姓建立在情感同一性基础上的灵魂共鸣，因此它又具有超越作家个体抒写的人类情怀，莫言之所以把《红楼梦》也奉为平民文学的经典，原因正在于此。
　　
　　平民视角与民间立场
　　
　　 在莫言的理论建构中，一定的文学观念始终是与一定的文学视角联系在一起。莫言认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平民文学应当以与之相应的平民视角来展开叙述。所谓平民视角也就是老百姓的视角，用老百姓的眼睛来观察，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来思索，通过老百姓的思想与言行来展示生活。如《透明的红萝卜》中以瘦弱的黑孩为视点，以黑孩的意识来感知周围的世界；《红高粱》以父亲——一个普通人为视点，通过“父亲”的叙事来表现平民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曾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鲁迅认为平民文学要让平民开口，让平民自己叙述自己。如果抛开鲁迅在平民文学上所持的阶级论观点，而代之以纯艺术眼光来审视，这一论述的确指出了当时平民文学的症结。在这一点上，莫言与鲁迅不谋而合。莫言指出，所谓的民间写作，就是要“保持真正的民间的立场和视角”，“就要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当然，莫言的平民视角和鲁迅的平民叙述并不完全一致。莫言要求写作者摒弃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跟着人物的脚步走”，而鲁迅一方面要求“开平民之口”，一方面要“谴责落后，揭示国民性中的病态”，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启蒙介入和道德评判必不可免。因此莫言对鲁迅的平民叙述没有做出很高的评价，而是把青睐的目光投向了现代乡土作家沈从文。莫言认为，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保持了真正的民间立场和视角。他写的那些江边吊脚楼里的妓女，既没有被批判性地丑化，也没有写成节妇烈女式的道德典型，而是以“船上水手”的眼光写出了她们在职业范围内的真情。同样，他笔下的那些所谓的“嫖客”，也没有丝毫的“流氓”气息，反而被描绘得“爽朗、粗野和有趣”。而这一切都要归之于作家对平民立场的坚守和平民视角的运用，因为在平民百姓看来，无论妓女、嫖客，他们都无高低贵贱之别，也没有是非曲直的道德负担，他们的情感欲望和普通百姓没有差异。当然，这并不意味莫言是一个艺术上的非道德论者，而是说他反对用凌驾于作品中人物身份的超然的旁观者对作品人物进行道德干预和价值评判，而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写作的通病。
　　
　　平民语言、平民故事与民族传统
　　
　　 莫言是一位非常重视民族传统的作家，他的平民文学观虽然主要是针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普遍存在着的“知识分子”代言式的写作倾向而提出的，但其中也明显包含了作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思考。莫言清醒地意识到包括自身在内的当代作家所受到的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及其局限。他客观地指出，在文化建设与文学创作相对落后的特定时期，学习、借鉴甚至是模仿西方都是正常而且是必要的。但是从民族文学发展的高度来看，一味地模仿并没有出路。他认为各民族文学应当在相互借鉴、共同阐扬“文学是人学”的精神内核的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特质，彰显出鲜明的民族风格。而语言和故事则可以担当此任。莫言所讲的语言与故事主要指的是平民的语言和平民的故事，因为在他看来平民的语言和故事是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和文化积淀的产物，同时它又因其与民间社会和平民生活的紧密接触而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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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莫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小说正是在对平民语言的运用和平民故事的叙述中显示出了独特的价值。如《红高粱》中对深秋阳光下“红成汪洋血海”的高粱的描绘就是一种独特的感性的民间语言，作者结合心理的跳跃、流动、联想以及奔涌而来的大量感官意象，创造出一个复杂的、色彩斑斓的平民式的感觉世界。《檀香刑》则利用“猫腔”那委婉凄切的唱腔，达到了对高密东北乡人民苦难生活的写照，极大地拉近了与平民生活的距离。
　　 莫言要求用平民的语言叙述平民的历史，这种历史当然不同于任何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叙说中的历史，它只是平民的故事和平民的传奇；它虽有浪漫虚幻的外表，但却真实、深刻。如《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不拘礼法，轰轰烈烈的爱情；《白狗秋千架》中“暖姑”只要一个健全儿子而萌动的原始欲望都是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真实反映，更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呐喊。莫言在谈到《红高粱家族》时说，“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传奇对于事实可能夸大，但也是一种脱离功利目的的纯朴的想象，最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和民间的真相。“历史”则是一种语言叙述，常因叙述者的不同立场而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因此它与真实的历史可能距离更远。莫言对知识分子笔下“伪民间”的警惕及对平民传奇的不断书写应当都与上述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明确这一点，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硬将莫言的写作与新历史主义混在一起，莫言自己对此的“惶惶不安”也不再难以理解。
　　
　　平民文学观的当代意义
　　
　　 莫言放下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姿态而还原成百姓，提倡平民文学观，在自己的文学园地辛勤耕耘，不断收获，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坛来说既是莫大的惊喜，也是有益的启示。
　　 首先，“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平民文学观是当代作家对自我价值的坚守，也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精英幻觉的破除和对文坛浮躁之风的矫正。莫言说：“我的策略是避开热闹的地方，回到民间、回到传统、回到边缘地带。”在商品经济确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与无数的平民百姓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的广大民间一直处于冷清的边缘地带，但是这确实是一个蕴含着无限生机、活力和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的民间社会，它既是民族文化的渊薮，也是民族精神的土壤，同时往往还见证了民族变迁的历史。莫言不仅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对广大平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给予应有的关注与表现，展示了平民阶层在世纪之交经济文化转型中的得失、苦乐，传达出一种理智的平民意识，而且以“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响亮口号张扬之、鼓动之，真正体现了一个具有长远目光的中国作家对平民社会、民族精神以及民间智慧的充分尊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心价值体系的解体，当代文学在表面的热闹繁荣之后，已经透露出某些令人忧虑的迹象。一方面，浅薄、浮躁、媚俗正在成为创作领域不容忽视的倾向；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在外国各种文学思潮的追赶下，不停地喘息，文学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为追赶潮流，追赶“后现代”，许多作家不断走向对自我的抒写，乃至对个人欲望的毫无节制的表达。如被媒体不断炒作的“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以及对自我情绪的近乎变态的流露等等，都是这种时尚、潮流的集中体现。这些创作无法顾及现实中平民的生活，更缺少对平民群体的关怀与思考，而人类意识等以往作为作家的精神高标则弃之如敝屣，这完全丧失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民族精神和平民情怀。莫言认为，当今文学一方面应从精神贵族式的自我迷恋及人的低级本能的放纵中挣扎出来，另一方面也要摆脱政治工具论的平民意识，扎根民间，充分吸取民间文化的滋养，并以感同身受的平民体验和平民叙述拓展文学的境界，使文学在广阔的民间地带、民族土壤和民族精神的洗礼下走向人类。在经济全球化，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也在逐渐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提醒并非多余。我想这也许就是莫言一再强调“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平民文学观的问题意识及其文化取向。
　　 其次，莫言的平民文学观相比文学史上以往的平民文学观更为彻底，也更为全面和深入。它不仅突破了以往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描写平民生活、揭示平民性格的平民文学观的局限，完成了“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本体论的平民文学的理论建构，而且还以自身特有的创作实践深入到了平民文学的内在结构，总结出了以平民视角、平民语言和平民故事等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大体可行的平民文学的创作规律，从而完成了对平民文学的审美建构。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恐怕并不多见。因此莫言的平民文学观的提出，无疑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左其福，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参考文献：
　　[1] 莫言.作家和他的文学创作[J]. 文史哲,2003,(2).
　　[2] 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J]. 当代作家评论,2002,(1).
　　[3] 莫言.文学个性化刍议[J]. 文艺研究,2004,(4).
　　[4] 王运熙.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C].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519.
　　[5] 莫言.小说的气味[Z].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12-115;103.
　　[6] 转引自王金胜.民间文化与莫言小说的传奇性[J]. 文艺争鸣，2004，(6).
　　[7] 莫言.一碗羊肉烩面与５万元红包[J].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2，（2）.
　　

• 左其福： 英雄现时与古典情怀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5年第8期
• 左其福： 莫言的平民文学观及其当代意义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