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性 浙西作家 个案
　　 摘 要：本文以茅盾和郁达夫为个案，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西文学中的“现代性”因素，认为不论是茅盾的“先锋”，还是郁达夫的“颓废”，他们都艺术地传达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现时性”。与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冲突不同，在他们的小说中，这两种现代性立场并没有形成对立，而且在很多时候还取得了一致，这在某种层面上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特点，同时对于了解整个浙江文学的丰富性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从此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放置在了“现代性”的视域之中。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指出了“现代性”的两个层面——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可以说，整个中国20世纪的文学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的“现代性”的相互缠绕之下展开的。本文拟在这一背景下做浙西文学中的“现代性”解读。
　　
　　一、现代性：从西方到中国
　　
　　 “现代性”最初起源于西方，是基于“对不可重复性时间的一种感觉”。根据卡林内斯库的研究，在19世纪前半期，在西方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出现了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前者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一种自浪漫派开端即倾向于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并通过极端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抗衡，导致了西方现代性的矛盾和危机。
　　 现代性问题虽发轫于西方，但它必然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当历史进入19世纪后半叶，中国便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现代化”的漩涡之中，并同时获得了特定语境下的独特内涵。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中，中国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烙印。从洋务到维新，从辛亥到“五四”，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与民族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始终把追求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富强作为最终目标，“启蒙”、“民主”、“解放”、“独立”、“自由”、“富强”等成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追索的目标，也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这是中国现代性的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这个现代性更多地包容了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甚至革命暴力等社会政治内涵，它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这种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相呼应，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种种感受和体验则构成了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的独特内涵。当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倒塌之后，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踏上了以“启蒙”为核心的意义重构之路，是“民主”、“科学”也好，是“个性解放”、“批判理性”也好，都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现代人”对这一历史巨变的特定体验，这里既有失落与彷徨，苦闷与感伤，也有进步与展望，激进与豪情。
　　 下面就以茅盾和郁达夫为个案，对浙西文学中的现代性因子做一描述。
　　
　　二、茅盾：具有先锋意味的未来报信人
　　
　　 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曾说道：“《呐喊》所表现的，确是现代中国的人生”，不过只是“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难得变动”的“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的心的跳动”。显然茅盾希望有一种能与时代的发展同步的、“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处于急剧变动中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都市生活”的文学。他以社会学家的敏锐和分析学家的精细，首先捕捉到了发生在中国的变动，并以他的小说实践传达了这一时代的最强烈的现时感。
　　 创作于1942年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虽然只写出了“五四”前后的一部分，但文中以王伯申为代表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和以赵守义为代表的传统旧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以钱良材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的温和斡旋，却体现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冲突，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遇到的情况。《子夜》的创作虽然早于《霜叶红似二月花》，但它却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全方面的立体展示，同时，茅盾也以此对1930年前后文化界就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做出了回答——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而这种“不可能性”在唐子嘉的破产（《多角关系》）和林老板的逃离（《林家铺子》）中得到了最终的体现，由此完成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颓败的风景线”的写生。
　　 当民族资本家们经历着现代化过程中的痛苦与挣扎之时，广大的农民同样面临着失去土地经历城市化的惶惑，这在《子夜》中已初见端倪，到了《农村三部曲》，则对农村经济危机的前因后果有了新的彻底的认识，从而赋予这一类农村题材小说以新的意义。《春蚕》以一幅丰收成灾的艺术画面勾画出中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秋收》和《残冬》则进一步展示了农村的破败，并以老通宝的死象征着中国农村旧的经济形态的崩溃，而以多多头的反抗道路预示着新的前景和出路。这不但显示着茅盾对于社会生活的广泛观察和理解，而且显示了他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和预测。
　　 茅盾以对历史的跟踪和预设完成了对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现代性的描述，同时，他又以“现代人”感性至上的精神气质完成了对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现代性的透视。从传统走向现代，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更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这种转化在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系列形象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文学作品中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自身、女性与社会的关系，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最为敏感的区域。这一敏感区域在茅盾笔下最终集中在“恋爱” 和“革命”这两个维度上。他笔下的时代女性，无一例外地纠结在“革命”与“恋爱”的漩涡之中：静女士虽然充满幻想，追求光明，但命运却跟她开了个无情的玩笑，始而失身于暗探抱素，继而又感到革命事业的无聊和空虚，最后跌进了恋爱又因爱人的离去而再度陷入痛苦的幻灭，表现了革命和恋爱的双重失意；慧女士历经“风雨”从国外回来，把爱情当做了报复不无邪念的世俗男子的外衣，而在面对革命时，却采取了旁观者的姿态；孙舞阳更是集革命和恋爱于一身，成了“动摇”的根源；章秋柳则在“光明的艰苦”和“堕落的狂欢”的选择面前流于颓废和浪漫，即便最终走向革命的梅女士，也经历了恋爱和革命的曲折道路……显然，“恋爱”和“革命”是她们所面临的最典型的人生处境，“革命”作为谋求政治层面上的解放的途径和“恋爱”作为谋求个性层面上的解放的手段，在她们身上得到了紧密的结合，但由于革命进程的曲折性和她们自身性格的复杂性，使她们的人生充满了亢奋和热情、痛苦和焦灼、颓废和堕落，她们无法在这种人生处境中获得双赢，由此出现了如《追求》中张曼青所说的“时代病”：“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纪末的苦闷。自然这是中国式的世纪末的苦闷。……我到处见到了这个病。”茅盾正是紧紧抓住了时代的作用力，写出了时代女性与时代共存的欢欣、痛苦、伤痕和沉思，在文化心理层面上写出了她们的“灵魂和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和蜕变。
　　 显然，茅盾的作品让我们最先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他“重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指示了未来的途径”，也正是在这点上，使他的创作带上了一种明显的先锋意味。
　　 所谓“先锋”，是对现代性的某些方面的强调。“现代性”本身同时间的结盟，使它包含着对过去的激进批评，也包含着对变化和未来(未来是即将到来的现时)的无限推崇，正是“它对进步概念的恒久信赖，使得一种为未来奋斗的自觉而英勇的先锋派神话成为可能”。在“先锋”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即它由最初的暗示性的风格比喻而变为一种艺术家的角色定位。“先锋派是或者说应该是有意识走在时代前面。这种意识不仅给先锋派的代表人物加上了一种使命感，而且赋予他们以领导者的特权与责任。”这种使命、特权和责任，使“先锋”具有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积极的政治内涵，被赋予先锋使命的艺术家，不仅要能最迅捷地传递这个时代的变化，而且还要做未来的报信人，而这，恰恰也是我们从茅盾的小说中所能体会到的一种强烈的感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茅盾的小说承担了一种带有先锋意味的未来报信人的历史使命，他以他的小说文本完成了利奥塔所说的“元叙事”，建构了一个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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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郁达夫：文化世纪末的颓废者
　　
　　 如果说茅盾是以一种先锋的姿态“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并做出了未来的预测，那么郁达夫则是以个体的敏感传递了面对这一“客观历史巨变”时的体验和感受。在对传统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强烈反叛中，“人的解放”成了这一时期的时代共鸣，这种氛围营造了一个“五四”的启蒙神话。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地成了这个神话的讲述者和演绎者，特别是受启蒙理性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人们相信，通过启蒙将带来一个进步、民主、自由的国家，将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最终到达理想境界。但神话毕竟是神话，当它遭遇现实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之中。因此，当“五四”的高潮消退之后，原本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的知识分子，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困境：随着时代的进步所带来的并不一定是欢欣鼓舞，其中也有感伤和颓废，这是“五四”时期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意识，这种意识在郁达夫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颓废是郁达夫小说的主要审美特征，但这种颓废并不具有贬义，它是“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在西方，“颓废”这一概念的出现与基督教末世论对历史终结的信仰和对末日的信仰密不可分，“颓废因而成为世界终结的序曲”，它使得时间和进步并不成为一种必然，或者说，“颓废之反进步恰恰是从同一个时间前进的轨辙上看到世界终结的来临”。郁达夫虽然没有基督教的终结观念，但“五四”这一特定的中国式的“文化世纪末”却使他小说中的“颓废”更多地类似于西方基督教颓废观中的“一种敏锐而不安的紧迫感”，或者说，这是一种危机感。“这种感觉前所未有地强烈”，它“导致内心不安，导致一种自我审察、全力以赴和做出重大放弃的需要”。这一方面是由于郁达夫敏感而柔弱的心性和气质所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方面是来自于他对“五四”时期剧烈的文化转型的一种反思和体验。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以“在”而“不属于”来论述文明解体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特征，这种特质，是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的典型特质，也是形成郁达夫小说中“颓废”（“一种敏锐而不安的紧迫感”、危机感）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郁达夫笔下最能体现这种“颓废”的无疑是那些“零余者”形象，作为“五四”转型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传统和现代这两种文化因子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了特有的复杂性，他们是时代的骄子，也是时代的弃儿；他们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现代文明所给予他们的知识理性和人道主义意识，相比于养育他们的母文化，他们无疑走在了前面，这是代表着历史的进步的，但也正是因为他们走在了前面，所以他们比世人多了一点清醒，多了一分敏感孤傲和愤世嫉俗，这使他们在世人的眼中显得“无恒性”，“心思太活”，他们与这个曾经养育他们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那么换一个文化环境，远渡东洋求学日本又会怎样呢？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曾经以为，“前途好像有许多欢乐在那里等他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普遍地感受经历了空虚、孤独、忧郁。《沉沦》中的“他”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时时感受到来自日本同学的隔阂、孤独和恶意；《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也常常处于一文不名、酩酊大醉的生活状态中；《茫茫夜》中的于质夫也是被苦闷和孤独死死地纠缠着……可以说，“孤独”是他们在脱离了传统文化之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异质文化体系中所体验到的一种关键情绪。作为青年人，他们有才华、有热情，热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强大起来，但他们却缺少深刻，还没有从本质上完成自身的文化转型，所以身处异国他乡，在一种异质文化的氛围中，传统的民族之情、国家之爱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深重的焦虑感与危机感。因此，郁达夫在《沉沦》中借“他”的感觉写道：“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这是一道文化的屏障，正是这道屏障，使他们成了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零余者”，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由文化“激变”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唯一能给他们安慰的，似乎也只有爱情了，于是《沉沦》中的“他”呼喊：“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郁达夫笔下留日学生的共同心声，他们希望获得一种异性之爱来舒缓、释放在文化屏障挤压之下的“敏锐而不安的紧迫感”、危机感。虽然时代的车轮总是向前的，但当“未来”还没有成为“现在”之时，谁又能保证它一定是个“黄金世界”呢？郁达夫以他作品中“零余者”的颓废展示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分离与断裂，表现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四、结语
　　
　　 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浪漫抒情小说和茅盾的现实主义小说虽然主题、风格迥异，但他们都处于“现代性”的视域之中。“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化’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的一切。”不管是茅盾的“先锋”，还是郁达夫的“颓废”，都艺术地表达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现时性”。与西方现代性的矛盾与危机不同，在茅盾和郁达夫的小说中，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立场并没有形成对立，而且在很多时候还取得了一致。茅盾以艺术家的先锋使命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真实状况，郁达夫则以颓废的浪漫呼唤着进步的真正到来。作为浙西文学中的领军人物，对他们作品中的“现代性”进行解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凌伟荣，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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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伟荣： 浙西文学中的现代性解读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