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俗文学 民间文学 俗文学观 历史透视
　　 摘 要：学者杨荫深在20世纪的俗文学研究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历史地透视他的代表性作品，可以看到从《中国民间文学概说》到《中国俗文学概论》再到《俗文学的性质与范围》等作品中体现出的俗文学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俗文学研究前行的一个轨辙，甚或是一个缩影。
　　
　　 20世纪的中国俗文学研究有一个从现代转型到学科确立、繁荣、萧条再到重生的历史流变过程。经王国维、胡适、鲁迅、郑振铎、赵景深等学者提倡和梳理，俗文学成为20世纪最富有活力的学科之一。这中间，作为俗文学研究学者的杨荫深做出了很大贡献。梳理杨荫深俗文学观念不断更新发展的逻辑进程，可以其代表性作品《中国民间文学概说》、《中国俗文学概论》和《俗文学的性质与范围》为标志，将其俗文学观演变分为三个阶段。本文试图结合20世纪俗文学观念的整体逻辑发展进程对杨荫深俗文学观作一历史透视，以期由个别而窥一般。
　　
　　 一、“走向民间”潮流中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
　　
　　 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传统文学结构遭到了彻底颠覆，俗文学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世纪20年代的民间文学、说唱文学与小说、戏曲一并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这样一种特定文化环境和人文背景下，俗文学研究走向平民，走向启蒙，甚而走向“民间崇拜”。这一学术风向的转变彻底性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俗文学、对民众的根本态度。他们认为，公正合理地认识民间文学、俗文学的价值，是重新估价中国文化整体面貌的关键。因此，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俗文学研究深入挖掘民间文化资源，追求“平民效应”，“民间文学视野内的俗文学研究”逐渐成为俗文学研究的主导趋向。杨荫深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说》（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亦在此大潮中应运而生，并深深打上了“俗文学研究民间文学化”的烙印。
　　 在该书《引言》中作者交代了写作对象和目的：“像这种歌谣、谜语、时调、笑话、传说、神话……无论在现在，在过去，在将来，都是这样广泛地流传着。这便是我们所要说的‘民间文学’了。”“中国年来虽也有人提倡研究，然而是不经久，到现在又像云散烟消了。而且关于这种研究的书籍，现在也很少见，——虽有，不过是些民间文学的搜集而已。现在我不揣冒昧，写了这一本小册子，为研究此项文学的人们作一参考。”①从交待的写作目的和全书体例来看，作者有意撰写一部中国民间文学的概论书，有意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俯瞰传统文化中的俗文学、民间文学，因此也就造就了本书浓厚的学科体系色彩。
　　 此前，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与徐蔚南的《民间文学》等论著都套用国外理论，将民间文学分为故事、有韵的歌谣和小曲、片断的材料三大类。②在《中国民间文学概说》一书中，杨荫深先生在研究对象的特性以及分类等问题上，并没有一味地盲从前人的观点，而是充分考虑了中国民间文学自身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点，将其分为三大类，即故事（神话、传说、趣话、寓言）、歌谣（童谣、山歌、时调、谜语）、唱本（唱词、唱曲）。在这中间，所谓“唱词”，包括宝卷、弹词、鼓曲等，实际是指讲唱文学，而“唱曲”，主要指滩簧等地方戏。作者强调，在寓言、唱词这些门类中，有许多文人的介入，比较“中性”，但仍列入，因为它们毕竟不是文人所看重的，而民众却喜欢。③在笔者看来，如此分类更能彰显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性和积淀性特征，这样的分类包含了更多俗文学的观念因素。这既体现出杨荫深本土化俗文学学术理念的独特，也表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俗文学、民间文学极强的驾驭能力和敏锐的判别意识。
　　 在对民间文学与文学（作家文学）的关系问题的论述上，杨荫深显得较为辩证。从学理的层面，他提出“民间文学与文学，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文学有许多地方正是靠着民间文学的”④。“民间文学可以说是文人文学的先进，文人文学是跟着民间文学而来的”⑤。同时，他又提出，“民间文学是旁进的，不是由它自己演进自己，乃是由它受了文人文学的影响而纵横二方面演进的，所以是旁进的。”⑥结论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在文学史上是相等的，二者是相互联系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存在性质和形式上的差别：即1.“口述的与写述的”；2.“群众的与个人的”；3.“平民的与贵族的”；4.“自然的与雕饰的”，“我们现在所要的文学是属于群众的”⑦。这样一种文学观完全推翻了以高雅文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念，但也没有矫枉过正地将民间文学、俗文学推上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是理性客观地进行辨析，得出相得益彰的公允结论。如此声音在20世纪20－30年代以“民间崇拜”为主要特征的学术环境中显得颇为冷弱而积极。
　　 结论中，作者认为，以前民间文学不受重视，如今是艺术为人生的时代，民间文学正代表着民众的心声，我们应该利用它来进行文学革命和社会变革，所以，研究民间文学有很重要的意义⑧。杨荫深在创作这部著作时的出发点就是为新文学运动建设服务的，它应合了时代需求，从而也烙上了时代烙印。总体来说，《中国民间文学概说》标志着杨荫深初期的俗文学研究轨迹，只是因为时势原因，此时期的俗文学观念涂抹了太多“俗文学研究民间文学化”的色彩。
　　
　　二、俗文学学科确立中的《中国俗文学概论》
　　
　　 20世纪30年代以来，更多学者开始注重俗文学学科建设的探讨，相应的学科理念也不断在研究者著书立说中逐渐丰富和发展。1938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构建了俗文学理论体系，标志着俗文学学科正式确立，它彰显出俗文学价值是不依赖正统文学的价值而独立存在的，它自成体系，自有渊源。俗文学研究在正本清源中摆脱了对民间文学的依附，俗文学研究有了学科归属感和依托感。
　　 1946年，杨荫深出版了《中国俗文学概论》，该书在承续郑振铎俗文学观的同时，标志着随俗文学学科确立，中国第一本俗文学基础理论专著诞生了。全书包括“绪论”、“谣谚”、“民歌”、“俗曲”、“话本”、“章回小说”、“杂剧与院本”、“戏文传奇唱曲”、“元杂剧与南杂剧”、“皮黄戏”、“地方戏”、“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相声”，共十七章。按其“先详其由来，次则明其体例”⑨的写作策略，作者对各种俗文学门类按定义、分类、来源及体例的顺序分别阐述，郑著中没有涉及的小说、戏曲也做了重点论述。作为俗文学概论性质的书，它虽受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影响很深，但显得更全面和系统。
　　 首先值得我们思索和玩味的是，此时期郑振铎和杨荫深二人对待俗文学的态度。细读二书，我们会发现二人在俗文学概念界定上是将民间文学包含于俗文学范畴之中的。郑振铎将俗文学界定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⑩。杨荫深则将俗文学定义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俗文学又是平民的文学，……俗文学又是白话的文学”{11}。但是，在他们著作的内容、体例中二人都将民间文学特征明显的神话、传说、故事等弃置不顾，只选择了具有文本形态的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等，那些被抛弃的又恰恰是为大众所接受的狭义的民间文学文体。这种俗文学概念、特质界定时造成的“民间文学的特征性”与选用材料的“非民间文学的倾向性”形成的矛盾编著现象，常为后人所指诟。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郑、杨二人的潜意识中对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在性质、对象、领域上还是有着一定区分的。这在《中国俗文学概论》的自序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作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俗文学的研究专书还只有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而并没有提及到此前有关以“民间文学”命名的诸多著作，也就是说此前的有关民间文学著作与今天的俗文学研究理应是两个不同的学术对象。可惜的是，类似观念的思考因为50年代的特殊环境而没有得以很好地延续，于是俗文学研究也在那个特殊年月中被后起的民间文学所取代。从学术背景上看，《中国俗文学概论》对民间文学主要研究对象的舍弃，明显折射出俗文学研究对象主体随文化潮流的更迭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即由20－30年代民间文学转到40年代以具有文本性特征的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为主。这与整个4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趋向是相吻合的，40年代出现的“港”、“沪”、“京”字号《俗文学周刊》所择取的研究对象同样以小说、戏曲和说唱文学为主。此时的俗文学研究已经摆脱了“民间崇拜”的政治热情，步入自觉的学术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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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杨荫深的《中国俗文学概论》对“俗文学”的界定在注重俗文学“平民性”、“通俗性”等特征的同时，着重强调俗文学的“语体”意义即“俗文学是白话的文学”，这是对郑振铎俗文学概念界定的发展，也充分体现了俗文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它明显地打上了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时代精神烙印。在接受郑氏俗文学观的同时，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也深深地潜入到杨荫深的学术思想中。这样的概念规范不仅仅是俗文学概念、范围、对象界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俗文学研究是新文学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荫深“俗文学是平民的文学，白话的文学”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很好地将俗文学的研究与新文学的建设紧密结合，更在研究意义层面上极大地提升了俗文学的地位和意义。
　　 《中国俗文学概论》的出版，标志着杨荫深的俗文学观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他所构建的学科理论体系正在逐步走向完善和系统。他对新兴俗文学文体“相声”的关注又似乎表明俗文学研究永远都是开放的，永远都在进行中。
　　
　　三、80年代的《俗文学的性质与范围》
　　
　　 1984年6月23日“中国俗文学学会”成立，杨荫深先生当选为学会顾问，对俗文学的本体研究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80年代以来，尽管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依旧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在观念之争问题上，很多学者还是在极力期求厘清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内涵，但多数人是将民间文学纳入到“广义俗文学”范畴中对俗文学进行界定的。《俗文学论》一书对俗文学所下的定义为：“所谓俗文学，或叫俗行文学，是指过去时代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除被上层文人学士视为正统的‘雅’的诗文作品之外，凡在民众中流行的神话故事、歌谣、谚语、俗行小说、民间戏曲、说唱文学等等，均被认为俗民所喜习的文学，也均可称为俗文学。”{12}这篇宣言是以“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名义发表的，可以看作是当时俗文学研究者的共识。
　　 杨荫深的《俗文学的性质与范围》一文也在此书中公开发表。本论文可以看作是对建国前出版的《中国俗文学概论》中俗文学观念的修订和发展。与原书相比，本文对俗文学的性质范围和分类基本没有太大改动。唯独在俗文学概念界定上，作者作了细微调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它与所谓典雅文学是相对的名称，因为典雅文学在文人学士们看来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而俗文学则不能，它因为不典雅，所以便成为通俗的……俗文学实际是人民大众的文学，它的作者大多是人民大众，后来也有一部分文人。俗文学又是白话的文学，它的作品都是用当时口语写成的，明白如话，不像文人文学用的是文言，不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即使后来也有文人把它写成文言，如历来有些笔记小说，里面就有作品是从俗文学改编的。所以俗文学不仅为人民大众所爱好，也是为一般文人所爱好的。”{13}两处变化：一是将“平民文学”的概念改称“人民大众的文学”；二是在《中国俗文学概论》中特意强调的“有的笔记小说，其实严格说起来，是不能包括在俗文学范围之内的”论调{14}，此时却改为有条件的接纳。
　　 将“平民文学”概念改称“人民大众的文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20世纪下半叶，“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民众文学”等这些时代性概念都作为历史附属悄然隐退。相比较而言，“人民大众”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具张力，更具新时期时代特色，我们在择取俗文学研究对象、范围时也就具有更大空间，对当下的俗文学创作和研究也更具有理论实践意义，更能体现其俗文学观的开放性特征。对文言笔记小说态度的改变，则标识着作者的俗文学观在“语体”层面上的转变，当白话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完成后，对“语体”的要求亦成为历史，此时的“俗文学又是白话的文学”的修饰已经不再强调其文学革新的工具意义，而仅仅体现为一种文学表征。另外，进入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也在不停地重新审视历史文化传统，重新估价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此时，俗文学的研究作为一个文类概念是不应该拒绝那些“从俗文学改编而来”的文言作品的。
　　 作者在本文中依旧表现出俗文学概念、特质界定的“民间文学的特征性”与俗文学分类的“非民间文学的倾向性”形成的矛盾的论述现象。如果仅仅是对建国前的观点重申，大可不必再次撰写此文，唯一的解释是，如何合理划分文学形态、处理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似乎是杨荫深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亦有部分学者对此问题展开思考，这中间以钟敬文先生贡献最大。钟敬文认为中国文学包括古典文学、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三个层次。{15}在《民俗学与古典文学》一文中，钟敬文明确认定文学是“士大夫上层文学、市民文学（俗文学）和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古诗、传说、歌谣、谚语等）三者的总和”{16}。遗憾的是，当时多数学者并没有呼应这一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求，而是回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轨道。这恐怕也是杨荫深先生的一个学术遗憾吧！
　　 对杨荫深俗文学观的历史透视表明，他的俗文学观念的演变历程，某种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俗文学研究前行的一个轨辙，甚或是一个缩影。透视杨荫深的俗文学观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20世纪俗文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周忠元，山东临沂师范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级文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① 杨荫深：《中国民间文学概说》，华通书局，1930年版。
　　② 胡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1921年7卷1号。
　　③ 杨荫深：《中国俗文学概论》，世界书局，1946年版。
　　④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⑤ 中国俗文学学会：《俗文学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⑥ 钟敬文：《民间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第30页-第35页。
　　⑦ 钟敬文：《民俗学与古典文学》，《文史知识》，1985年第10期，第30页-第39页。
　　

• 周忠元： 杨荫深俗文学观的历史透视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