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舟：是谁为女性掌舵张　帆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语文PLUS

ID: 98455

命运之舟：是谁为女性掌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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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之舟：是谁为女性掌舵

◇ 张　帆

　　关键词：豪普特曼女性小说女权主义性别空间母性主义
　　摘要：德国当代女作家佳比·豪普特曼以全新的性别意识和女性视点，对当代女性的历史视阈、当下生活和主体思维作出新锐迥异的剖析；特别是对“谁为女性的命运之舟掌舵”这一最切要、最核心问题的追问以及对关乎女性自我发展的性别空间里的双重悖谬——“性的悖谬”和“权的悖谬”的阐释，颠覆性地解构了当下流行而偏颇的女权主义理论，并成功地为女性构建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新出路，即“母性主义”。
　　
　　出生于1957年的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佳比·豪普特曼，以擅长表现富有时代特点且喜剧色彩浓郁的“女性小说”而引人注目。处女作《找个衰男人过日子》（1995）、《死了的丈夫才是好丈夫》（1996）和《床上的谎言》（1997）内容上有机衔接，思想上层层推进，将“女性小说”的性别意识和细腻的内心世界与扣人心弦的情节紧密结合起来，传统的故事外壳裹挟着新锐的女性主义思想，对当代女性文学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作出了全新客观的回答，阐明了女性写作的意义远不止意味着对女性生命经验与身体权力欲望的还原性书写，而更重要地凸现出由于特有的女性视点、女性的历史视阈以及女性思维主体的迥异而对现代两性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独到剖析，标志着女性文学和女权思想在德国达到的新高度，形成轰动德国文坛的“女性小说三部曲”。那么在展开本文的论述之前，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对“女性小说”作出简明扼要的界定：即具有自觉性别意识的女性通过叙写“自己”的故事，表露身体、心灵的体验，追问女性自我的设定，揭示男性中心文化显在和潜在的压抑，并设法寻求在承认各自特性的前提下实现双方人格完善和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的文学作品。这也是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和讨论女性文学的前提条件。
　　
　　一
　　
　　早期的女权主义者都曾认为经济的依附和不独立是女人被束缚，女性不得解放的根本所在；思想深刻的鲁迅也以《娜拉走后怎样》为娜拉设计了两条，而且是有且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沦落，要么回来，揭示了“经济问题”对女性独立的决定作用。所以女权主义倡导下的女性解放，首先是号召女性走出家庭，融入社会，从要求工作权开始掀起经济上的“平权运动”，从而取得身份和人格的独立。但自六十年代以来，以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却发现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因素不能摆布女人，而是社会的存在和整个预设的文明已经先入为主地“形成了女人”，为女人画地为牢，是这种“形成”进一步“生产”了女人。所以，觉醒的女权主义者在越来越认识到女性自身存在的价值和优越性之后，便以绝决的姿态向男权社会宣战，挑起“两性战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客为主，试图凌驾于男性之上，从而建立起新型的“女尊男卑”的“乌托邦世界”。然而，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笼罩下，女权的空气还相当稀薄，尽管她们的姿态和勇气可嘉，但以女性为主导的人类“乌托邦”只能是小说中虚幻而又美丽的泡沫。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必然导致女性内心的失落和彷徨，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和抗争目的与结果的悖谬。而这种危机和悖谬在女作家佳比·豪普特曼的小说中被形象化地演绎得淋漓尽致。
　　对女性的认识和女性对自身的认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混乱过，这是佳比·豪普特曼女性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都事业有成，拥有自己称心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知识女性。光彩靓丽、拥有私人公司的保险商卡门·雷克（《找个衰男人过日子》）；与丈夫共创包装公司，“从未将权力拱手让人”的女强人乌尔苏拉（《死了的丈夫才是好丈夫》）；颇有创意和才干、处事果敢的电视台记者尼娜（《床上的谎言》），这些新型女性沐浴着女权主义的阳光雨露，追求独立的人格，实践着现代女权主义思想，她们都是在义无返顾地挣脱来自男权束缚的斗争中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与男友和丈夫决裂，希冀自由自在的全新生命。她们斗争的阶段性胜利让每一位女权主义者欢欣鼓舞，然而在美丽的外壳下，却有一个个潜伏的暗礁，让这些女权主义者们结结实实地跌了一跤。随着情节的深入发展，她们在抗争中都不同程度地迷失了方向，在已经取得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面前失掉了自我。极富魅力的三十五岁女经理卡门·雷克喜欢男人，但不喜欢有“性”的男人。她不愿时时否定自己，处处满足男人的性要求；但为了共度美好时光和友谊，又忍不住刊登广告，寻找男性伴侣，条件为“聪明才智与性无能”，公然蔑视男权，对“菲格斯主义”大声说“不”！但这一举动本身就充满思维的背谬和混乱。经过对复信男子的剔除筛选，候选人中有假斯文的男爵，一副高高在上的长者姿态；有“恋母情结”的“小男人”，企图利用她的美貌重新唤起性功能；有自命不凡的计算机公司经理，对女性或女权不屑一顾；还有对患有阳痿而牢骚满腹的懦弱者，年轻顽皮的大男孩。这些都是卡门所不能忍受的，她最终选择了金发碧眼热情绅士的建筑师戴维·弗兰克。然而戴维却是一个假性无能者，他身上透出的那股成熟男人的阳刚之气和男人特有的狡黠以及处处投卡门所好的智趣，很快俘虏了女权主义者卡门。在随后的交往中，卡门节节败退，最终在她思想里牢不可破的女权主义崩塌了。她再也不能忍受自己挑选的“贞节男子”，千方百计地施展自己的女性魅力，试图唤醒戴维的性冲动，最终当然会“如愿以偿”。可悲的女权主义者卡门，刚刚从让她“受够了”的男友彼得的床上挣脱，旋即又心甘情愿地坠入另一个性亢奋的男人戴维的床上。抗争的目的与结果的悖谬，无情地嘲弄和讽刺了干涸女性正常欲望之水的鄙陋的女权主义思想。女强人乌尔苏拉安葬了能干而专横的丈夫，决心摆脱过去男权的阴影，将丈夫的遗物和遗像统统扔进了垃圾箱，接管丈夫的公司，准备大干一场，她坚信她能干得像丈夫一样好，甚至会更好。然而现实经营中却困难重重，公司几近破产；在一个男权社会里，为了免遭厄运，她只有处心积虑地利用自己的“女性魅力”，甚至不惜依靠出卖色相，以谋求男人的帮助。尽管她不择手段地征服了有利可图的每一个男人，公司也在困境中起死回生，貌似取得了胜利。但最终，却在报复奸污她的药物学家路德维希的行动中，钻入圈套，沦为谋杀犯，等待她的是男人们的指控和两位男警官的拘捕审讯。她还是没有笑到最后，女权终于还是没有突出男权的重围。精明强干的女记者尼娜费尽心思征服了男上司司文，但不久便厌倦了他。她借去巴西拍摄电视片的契机，摆脱了他的纠缠。但在异国风情的土地上，她邂逅了英俊的导演尼克，揭开了不幸的情感历程。她对自己的女性魅力深信不疑，并对尼克频频放电；然而，真情的付出只是她的一厢情愿，有同性恋倾向的尼克对她的感情却浑然不觉，若即若离。待痴情而又自傲的尼娜发现了真相：尼克喜欢的是男子汉加布里尔，加布里尔又爱上了她，而她却爱尼克而不是加布里尔时，已被司文炒了鱿鱼，失业的无家可归的她陷入了一种可怕而尴尬的境遇。女权主义者尼娜可以凭借自己的女性魅力使男上司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只需一个媚眼就免于男交警的罚款，然而面对情感现实，作者借她之口以不无嘲讽的口吻调侃道：“这难道不是一种可以延续终身的三人关系的理想基础吗？”尼娜貌似有理由这么说，因为她找到她爱的人，也拥有爱她的人。但这种荒谬的关系会给尼娜带来真正的幸福吗？爱她的人她不爱，她爱的人不爱她。主动献出的真情付诸东流，却又不得不被动地接受一份自己并不希望的爱情。这是何等的不幸!
　　这三篇小说尽管在形式上并不符合“三部曲”的要求，但在内容上却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三部曲”，指明了女权主义者的三种结局：卡门重新投入男性的怀抱，心甘情愿地作起了贤妻良母，购物、做饭样样精通，回归了女性原有的角色；乌尔苏拉在和男权进行了一系列殊死抗争后，成为一位凶残的杀人犯，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尼娜敢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喜新厌旧，抛弃旧情，但在寻找新欢时却误入泥淖，身陷困境，不能自我。这是女权主义者三条失败的斗争之路。虽然她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抗争的目的和结果产生了强烈的悖谬。在抗争的道路上一步步失陷自我，背叛了初衷，任凭命运之舟在男权的汪洋大海中飘摇，最终决定前进方向的不是她们自己，掌舵的仍是男人或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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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要找寻到真正的自我，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全属于女性的性别空间，但现实中的性别空间既是一个具体独立的，又是一个抽象的与外界浑然一体的变动空间。如果我们像当今女权主义理论家所设想的那样把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在自为的不再附庸于男权的存在群体，那么她的存在价值将不再取决于她在男女关系中的地位，拥有了属于女性自己的独立空间，在方方面面都从对男权的依赖中出走的话，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虚妄幻想，因为这个世界是男女共处的空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如果不是在与男性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争取，脱离了男权的参照关系，又谈何平等呢？所以说女性空间又不得不是在更宽泛的世界中是一个与外界充满着各种实践关系的空间。如何在现实空间中处理好男女关系，是女性解放独立的关键。豪普特曼在她的小说中具体生动地传递了这个辩证的性别空间，以及由于女权主义者漠视这个辩证空间所导致的灾难。
　　性的悖谬：在男女关系中，性爱作为最本能的生命形式，在小说中成为表现人物，装载思想的有效表现方式；在豪普特曼的三篇女性小说的叙事话语中隐含着对男性雄强生命力勃发的不安与潜在的恐惧，因为这种男性生命力一旦勃发到了极端，就极有可能造成女性在性爱关系中的主体性压抑与失落。她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恐惧和不安对女性的伤害。这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卡门无法满足彼得的性要求，尼娜对司文的性恐慌，乌尔苏拉以工作狂来抗拒丈夫的亲密中。然而另一方面，出于本能的需求，女性又渴望得到男性的垂青，三位女性的生活又无一例外地少不了男人“性”的滋润。卡门为了治好男友的“阳痿”，不惜从“草药女巫”那儿购买天价药品，不再顾及面子，陪男友找心理医生咨询，忙得不亦乐乎；乌尔苏拉专横的丈夫死了，她本来可以过上清净自我的日子，却在丈夫尸骨未寒之际，甘心情愿地上了朋友莱茵哈德的床，并“觉得好像从前从未爱过，好像这才是她生命的表白”；尼娜摆脱了“性魔”司文，却昏头昏脑地坠入情网，怨恨尼克，“干吗就不能跟我一起做爱呢？”这种出于恐惧和厌恶的出逃与对男性雄强生命力的渴望，造成一种内在的悖谬，暗示出女性还缺乏足以强大的自信和生命力与男性平等对话，正在逐渐形成的独立性别意识一如襁褓中的婴儿，是那么的脆弱。这是一个女性挣脱不掉，而又不能勇敢面对的空间。
　　权的悖谬：一向处于弱势群体的女性，面对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双重不平等”，她们拥有的资源也只是自己的身体，并试图借助它破坏主流意识形态和男性权威，回到只有物质与生存赤裸裸的世俗世界，找回与男性平等的自信，确立崛起的契机，这是无可厚非的。豪普特曼在小说中反复强调女主人公拥有魔鬼般的身段，天使般的容颜，不老的青春，喜欢健身、美容和性感内衣。她们光彩照人，魅力十足，宛如一个个现代版的“维纳斯”。这种“神化”女性的“女神”，在世俗的男人面前自然可以战无不胜，以“上帝”自居的男人根本无力也不配主宰“女神”的命运，那么女人的自由甚至背叛也就貌似有了合理化的理由。然而，豪普特曼又同时揭示她们华美的裙袍下又有自私、虚伪，甚至是凶残的一面，如乌尔苏拉，五十多岁的女人却有着少女般的魅力，但是她利用了每一个有利可图的男人，并直接导致他们一个个命丧黄泉。如果说她们的背叛是对男权的反动，带有一定合理的成分，那么她们在生活中扮演操纵男人命运的“女上帝”，甚或是谋杀男人的凶手，则是罪不可恕。女权在发展到极端之时，也就是它的末日将至，乌尔苏拉被指控审判就是明证。同时，正如男人不会生孩子一样无奈，女人也有性别上永久的悲哀。作家借卡门之口，道出了女权主义者的不幸，“她不需要男人，但一旦她有自己的男人的话，她会是个更好的女人”；尼娜千方百计需要尼克，而尼克却对她的感情无动于衷。深陷情感漩涡的她不得不参与到两位同性恋男人和她共同制造的荒唐的“玩笑”中，以对抗周围这个对女性不公平的社会和那些企图嘲笑她的男人们（如司文）。她亲身实践了女权主义的诸多经典理论，“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不是生养的工具”，然而即使她渴望体验女性母爱的伟大，尼克也无法满足她的愿望。她最终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说明女性永远打不赢这场“性别大战”，也无法实现女权主义理论家所描绘的“女性乌托邦”的理想蓝图。喜剧性的结尾，实则悲剧性的效果，让人流下辛酸的泪水。
　　所以不管是性，还是权，用一种虚构的专制去压制和改变生命的自然状态，显然是太不了解生命的真谛，这是值得女权主义者深思的问题。
　　
　　三
　　
　　 “母性主义”在现阶段并不是一个现成的概念，要作出准确的界定是笔者力所不逮的事情。但笔者想，既然在现有的女性主义理论指导下，女性命运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背谬的怪圈之中，那么，女性主义当前面临的最切要的问题不是如何抹平或消灭性别差异，而是要在承认自然性别分工差异的基础上，如何展示自我独特的性别优势和魅力，以此获得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认同。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要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应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崇高而又超越的“母性”意识，即自尊自爱，表现出母亲般的博大胸怀，唤起男性对童年记忆的回归和对母亲的崇仰、依恋和敬畏之心。每一个男人都是母亲的儿子，俄狄浦斯的“恋母情结”都会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存在。如何激活男人内心深处这一潜在的因子，使其生根、萌芽、破土、成长是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课题和难题。
　　豪普特曼的小说隐含着这一深层意识。《找个衰男人过日子》中的戈德斯太太曾经和未婚夫在德国的殖民地西南非洲过着殖民者生活。在异国他乡，当遭遇男人移情别恋的背叛时，女性又会作何反应呢？自尊、自信、自强，使戈德斯理智地选择分手，“既然订婚都拴不住他的心，既然他能在别人那儿得到比自己能给予的更多慰藉，她何不让他去寻找他渴望的幸福呢？”正是戈德斯太太的坦诚与宽容，独立的思想和成熟的女性魅力,使未婚夫认识到她的伟大，从而迷途知返。《床上的谎言》中，碧尔姬特以母亲般的体贴和照料，使无家可归的女权主义者尼娜生出了做母亲的渴望。“母性”的伟大力量，足以感动每一个世俗男女。这不失为女性主义努力的好方向。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张帆，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参考文献：
　　[1]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2] 佳比·豪普特曼.死了的丈夫才是好丈夫[M]. 陈魏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9.
　　[3] 佳比·豪普特曼.找个衰男人过日子[M]. 溪水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9.
　　[4] 佳比·豪普特曼.床上的谎言[M]. 孟德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