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颠覆 多声部 女性主义 多元混融
　　 摘 要：安吉拉·卡特在《马戏团之夜》中运用多元混融手法创造了人物形象的全新结构及与女性群体不可分离的女性文学思想观念，女性主义思想是这部作品整个形象体系的基调。卡特通过文本的互文性加强了不同女性意识之间的对比与联结、碰撞与整合，产生了多元多向对话性和明显的倾向性。
　　
　　 安吉拉·卡特（1941-1992）是近年来英国文学评论界备受关注的女作家。我国学者对她的研究仍处于摇篮期。卡特生前曾以女性主义者自居，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她对女性生存处境的关怀和女性解放、两性平等的憧憬。《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是卡特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曾荣获英国詹姆斯·泰特·布莱克文学奖。作品融合多种小说艺术表现手法如“互文性”“全景小说”“复调”等，通过多种人物刻画展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化，表现了卡特复杂多元的女性情结，流露出卡特对探索女性解放道路艰难的忧虑和决不放弃的坚韧。
　　 该作品的主体结构是马戏团的一个长着翅膀的空中飞人表演者菲弗斯和年轻的美国男记者沃尔瑟坠入爱河的故事，看似习见单纯，其实不然。卡特的这部作品具有多层蕴含①，在她所有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具有显著特色，即它负载了启发读者反思反省、寻求两性和谐共同发展的一种理想性的信息。卡特对女性关注的畛域十分广阔，她注意表达性别、种族和阶级的问题，尤其关注不同国度、不同地域处于屈从地位的弱势群体。卡特通过塑造奇特的女性人物集合体重现了女性发展史和多元化背景下女性主义众声喧哗的局面。
　　
　　一、映照女性性别身份的广角镜
　　
　　 在父权制文化里，女性身体常和畸形联系在一起。以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生物、哲学、心理理论赋予男女性别不同的文化代码——男性优于女性。女性的“畸形人”身份使她们长期以来成为被凝视者、被异化者、被述说者。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物，其中不乏女性畸形人物形象。在西方，这些女性畸形人物的产生无疑是父权社会为了更好地突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制造的。卡特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作品中建构了一座女性怪物博物馆，打磨了一面既能反映女性自身性别身份及其命运又能反射“女性怪物”对立面男性男权行为结果的广角镜、反射镜。
　　 《马戏团之夜》中的女性怪物博物馆是畸形女性的集合体：长着翅膀的菲弗斯；四眼范妮；几乎整天整夜沉睡的睡美人；身高不足三尺的侏儒“威尔特郡奇观”（下文简称“奇观”）；还有半男半女、非男非女的两性人阿尔伯特/阿尔贝蒂娜，以及被称作“蜘蛛网”的女孩。卡特正是通过对多种被扭曲的女性及人物多重边缘化的刻画，来真切地展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复杂的处境与悲苦的命运和女性复杂的情感与行为。女性怪物博物馆向读者形象地展示了父权制如何使女性性别化，残疾化。异化的手段与过程，感性地演绎了苏珊·格巴的名言，“女人不仅仅是一般的物，作为文化的产物，‘她’是一个艺术品。‘她’或是一个象牙雕刻，或是一个泥制品，或是一个圣像、偶像，但她从来不曾是一个雕塑师”②。
　　 按照常理，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无非是收藏和陈列艺术品，供人欣赏或研究。而女性怪物博物馆无疑是一个活生生的女性物化的实证。卡特“翻用博物馆化”将众多女性畸形形象萃集来实现复调、多声部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造。从表面上看她笔下的博物馆同当代保加利亚“博物馆化”的写作倾向没有什么两样，而实际上其作品的内在精神却与之截然不同。卡特营造“博物馆”的动机不在猎奇，不在哀戚，不在悲观，不在欣赏，不在简单地暴露；而在广角，在反射，在控诉，在批判，在呐喊，在唤醒，在震惊，在碰撞，在组织，在行动。“博物馆”聚结的女性形象既广博又相异，既熟悉又陌生，既有一定的定型又有摇曳多姿的动态；采用集纳分合式，形成女性多声部鲜活可感的表层结构。
　　 卡特的女性多声部有单调、复调，有弱音、强音，有噪音、乐音与和声，有女性的成人之声和更有特点的童声。女性多声部中的“童声”以翻转童话而著名。在她的作品《血淋淋的房子和其他故事中》我们便可以读到她对西方经典童话蓝胡子、美女与野兽、白雪公主、小红帽等人们熟知的形象的再变形。她的变形不是一般的题材借鉴避免“炒现饭”，更不是一般的同质异构，而是通过改写这些童话，借熟悉之形的变化而载一个崭新之魂，即颠覆传统童话中女性的被动地位、弱小地位，从而为动摇父权制的权力关系造成一种震惊效应。在《马戏团之夜》中，卡特通过塑造睡美人和“奇观”表达了自己对传统童话主题的质疑和反讽，她大胆地重新诠释了传统童话中的男女性别代码。传统童话中王子救美的故事没有在她笔下重演，等待睡美人的也不是潇洒王子的亲吻，而是淫秽男人的拥抱和凝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睡美人》中的青春少女为了钱而不惜服用药物昏睡不醒，成为那些丧失性功能老人的玩具以满足他们的性变态与性怪异。而卡特塑造的睡美人却昏睡在初潮来临时，是一个生理性别部分丧失、体貌性别夸张，只可观赏而不能供男性玩弄亵渎的女性。这与川端康成《睡美人》中的青春少女形象相比多了一份女性作者性别本能的自卫和善良同情。卡特的设计显示出弱小者的无懈可击，短暂的“初潮”加上永久的“不醒”，给男权带来只能是占有梦的彻底破灭和永久的哀叹。这是她以作品为武器，用形象给男权的一个精神上的打击。“奇观”的遭遇分明是对童话拇指姑娘和白雪公主故事的改写。长期被钳闭在蛋糕里患了幽闭恐惧症的“奇观”，终于通过反抗摆脱了馅饼师的控制。舞剧白雪公主令“奇观”产生幻想，误以为舞台上善良的侏儒是其同类，天真地认为那些小矮人会把她当做一个“女人”去爱。然而，生活中的侏儒远没有童话中的小矮人善良体贴。“奇观”终于认识到“尽管他们很小，但他们是男人”③。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童话故事与“奇观”屈辱的现实遭遇所形成的巨大反差构成奇妙的反讽。而生性坦率亲切充满爱心，长着四只眼的范妮无疑是卡特反凝视的建构。范妮的特别之处是在应该长着乳头的地方长着眼睛。范妮凭借多于常人的眼睛可以更好地审视男人、审视世界。郁郁寡欢的“蜘蛛网”的脸上从眉毛到颊骨被蜘蛛网覆盖。不难看出，蜘蛛网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蜘蛛网罩住的不只是她的脸，还有她的身体及生活。对于女性来说，社会现实其实就是一张挣不脱的蜘蛛网。而两性人呢，尽管亦男亦女体貌性别丧失，但她在博物馆的社会性别却是女性。长着翅膀的菲弗斯扮演的角色是“死亡天使”“模糊皇后”“展览物”“畸形人”。她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博物馆里，她绝不是主体。作为男性凝视的客体，她从属于规则、剥削和暴力。畸形女性的职业就是供人观看，充当景观；“纯女性”世界组合的目的就是为男性的凝视服务，为男性的欢愉服务。
　　 “女性怪物博物馆”充溢着巧妙的互文性。它将形形色色畸形女性形象荟萃，将女性的奇耻大辱、苦难血泪汇集一起。其陈列的形象可谓古往今来，可谓东西南北，既有绵延的时间，又有广袤的空间，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这足以让世上的女性在凝视倾听同类的命运遭遇之后，能够猛然惊醒、从而自省了吧！这应该可以让男权主义者在众多铁的事实面前收敛了吧！追求震撼力、冲击力大概是作者别巨匠心营造这座特殊博物馆的动机之一。
　　
　　二、颠覆男权的诗学狂欢
　　
　　 《马戏团之夜》由三部分组成，场景分别为伦敦、彼得堡、西伯利亚。小说通过叙述者和叙事视角的转换、故事背景的跨时空组合和故事人物的夸张与变形，集虚幻与真实于一体，构成一串串具有开放性、延异性、魔幻性的情节链，使读者在情节起伏、情节联想中深深感受一种女性颠覆男权的诗学狂欢。女性颠覆男权的理性意识贯穿作品的始终，从妓女们的女性自觉意识、畸形女性的女性自省意识、马戏团动物的反抗意识，到全景敞视监狱女囚的暴动及女性原始乌托邦的构建，无一不使人感受到一种锐不可当的颠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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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以沃尔瑟对菲弗斯的采访开篇。最著名的高空杂技师菲弗斯长着翅膀。这到底是真是假？她究竟是个骗子还是个不正常的人？探明真相正告世人，这是沃尔瑟从美国加利弗里亚千里迢迢赶到伦敦采访她的主要动机。菲弗斯的身世无疑是个谜。她声称像特洛伊的海伦一样，她是从一个“带血的大蛋”孵出来的。她的翅膀遗传于她“假定存在的父亲：天鹅”④。“海伦”“天鹅”这两个美丽的意象容易令熟悉神话故事的读者联想到宙斯化成天鹅占有美女丽达的一幕。卡特借“丽达与天鹅”的神话故事在戏谑中影射暗示了西方文化史中男性千方百计征服女性的技巧与手段和已有的漫长的历史。
　　 菲弗斯是个弃婴，好心的妓女莉齐收养了她，并和其他妓女一道将她抚养成人。在莉齐眼里，妓院是煎锅，家庭是火坑，做妻子和做妓女的区别只是性对象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妻子甚至不如妓女，妓女为男人提供服务还有经济上的回报，而妻子则是什么也得不到。莉齐的话表现出妓女女性意识、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觉醒与反弹，是其对整个女性地位的一种根本上的反思。
　　 卡特在《紫姬的爱情》中曾通过女主人公紫姬选择妓女生活，以性和身体为武器来实现对男权的颠覆。而在《马戏团之夜》中卡特巧借奈尔森之嘴明白表示妓女是迫于生活不得已而为之来唤起人们的谅解与同情。也许，通过前期作品的探索，卡特似乎意识到以性颠覆男权的渺茫和荒谬，妓女再怎样强悍嚣张，充其量也只能是男权的性奴隶。因此，作品中的妓院终因奈尔森的去世而关闭，妓女们也各奔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卡特在安排这些妓女归宿的时候没有忘记对她们的美好祝福。
　　 莉齐关于妻子和妓女差异的观点可谓惊世骇俗，而蜜侬的遭遇及圆形监狱里以奥尔加为代表的女囚无疑证明了“妻子”在男权社会受虐待无尊严的事实。作者通过女囚们暴力式的反抗把对男权的颠覆推到了极致。一群常遭丈夫毒打的妻子终于忍无可忍，用毒药或斧头杀死了她们的丈夫，因为杀人是帮助她们保持尊严的唯一出路。女人的以暴制暴使她们沦为女囚。杀夫后的伯爵夫人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与罪恶，在政府帮助下建起了一座监狱，坟墓般地禁锢那些杀夫女人的身体和心灵。
　　 卡特根据女性无处逃逸的社会现实而采用融合“全景小说”“全知视野”创作手法，使伯爵夫人建起的监狱成为一座“全景敞视监狱”，与福柯对此类监狱的研究形成互文。伯爵夫人是一个被男权异化受害极深的女性，同时她又是一个异化女性的男权帮凶。伯爵夫人无时不在的凝视是对女囚生理和心理、肉体和精神的多重折磨。这座监狱对女囚的监禁和封闭比任何其他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不能说话、不能接触，就连给女囚送饭的女看守也必须带着面纱和手套，女看守的眼睛必须下垂着以避免眼睛的交流。总而言之，伯爵夫人营造的监狱，企图消除交流的一切可能。伯爵夫人可谓是卡特女性主义多声部中一个“噪音”，这一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的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卡特对女性主义斗争的复杂性和男权社会认识的深刻。
　　 任何监狱只能关住人的身而关不住人的心。奥尔加在监狱里反复回忆杀夫的情景，确信自己无罪，有罪的是她的丈夫。她不顾监狱的禁令，开始与每天给囚犯送食物的女看守维拉交流。她们的关系很快从手指的相互接触抚摸，到交换眼神及纸条。监狱里没有笔，奥尔加就用经血给维拉写回信。经血本是性别身份和女性身体的特殊标记。经血的可见性是妇女生产能力的宣言、生产抵抗的宣言。用经血写字，是关于女性身体状况的对话，文本给读者提供的是女性生存权和交流权恶劣至极的信息。经血作为交流工具，无论是从交流的内容本身还是从经血的原始意象意义来看，都是一种强有力的反抗。经血作为催化剂，加速了女性之间爱的产生和砸碎监狱重归自由的欲望的膨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伯爵夫人关在监狱里让她自己受罪悔罪，女囚和看守组成了一支似洪流的“情人大军”，徒步穿过西伯利亚苔原去建立“原始乌托邦”。“西伯利亚”没有围墙或围栏，有别于妓院、女性怪物博物馆、马戏团，更没有人造痕迹，它是一片原始的开阔地。女性新秩序的构建终于颠覆了父权制，“西伯利亚”成为一个狂欢的天地。
　　 卡特笔下女性对男权的颠覆，还体现在畸形女性的反抗，姐妹情谊的赞美，女性同性恋的描写。就连马戏团的动物受到了女性反抗的感染也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它们总想挣脱锁链的束缚，寻求自由的天空。文本中的多重颠覆之源汇成一股颠覆合力，在马戏团的狂欢中，在菲弗斯的狂笑中，造成震撼，应该说这是卡特颠覆式的狂欢与震撼。
　　
　　三、多元女性话语的共存
　　
　　 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已经形成了多元共存的格局。《马戏团之夜》无疑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复调交响曲，它汇集了女性主义发展史上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声音，构成一道女性主义历史的动态的绝妙画廊。女性意识的多元话语，生成一部后现代的女性主义的多声部的有主调的合唱。
　　 作品中的莉齐、菲弗斯、公主、以奥尔加为代表的女囚等作为不同女性主义流派的代言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了多声部对话。作品向读者展现的是一个多面体的世界。代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莉齐半严肃半诙谐，激进而不乏理智。她关注社会问题，清楚社会痼疾，但她又很现实，清醒地认识到完全改变世界的现存秩序并非易事。同时，她是菲弗斯的引导者和主心骨。菲弗斯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言人，她对塑造“新男人”的执著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两性关系的变化需要男女两性的共同努力。公主和蜜侬的爱情故事无疑是女同性恋者对男权的挑战。在以奥尔加为代表的女囚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激进女性主义和分离女性主义、乌托邦女性主义的影子。然而，卡特并不是简单地陈列多元女性主义思想，相反，她组织这些思想开展对话，通过一轮轮的对话与交锋向读者展示自己的理论深度。
　　 我们发现，莉齐对女性乌托邦的质疑表明卡特并不把纯女性团体当做妇女在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中解决问题的最后答案。麦克艾文曾说，“男性圈子和女性圈子的分立是虚假的人造物……这种分立状态给两种性别的人都制造了深重的心理压力，因为它要求男人和女人都逆着人的本性行事，试图成为某种纯粹的变种”⑤。卡特的小说用对“分立状态”的调整变形来表示作者对女性盼望自由的理解及释放，并作呼唤变化可能性的努力。作品中的这个新的“自由女性的共和政体”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男人的单色体。为保证她们团体的延续，她们被迫向一个过路的男子讨要“精子”。莉齐对此举的后果不但预料到而且对其如何处理似乎成竹在胸。她十分机智冷静并以讽刺的口吻询问她们如何处置男婴：“喂北极熊？喂雌熊？”⑥这是一个带有决裂性质的深意提问。笔者理解莉齐的质问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如果人类要繁衍，缺少任何一性都不可能；二是女性自由的获得不能用罪恶来换取。事实上当该男子答应她们的请求时，她们便及时作出评价，认为他是个完美的绅士。可见，卡特笔下的“纯女性乌托邦”确实透露出一份理智，她们已朦胧地感觉到男性和男权这两种概念的本质区别。
　　 丽塔·菲尔斯克在《超越女性主义美学：女性主义文学与社会变化》中写道：“同性恋身份倒像是一种在历史的和现实的关于人类性行为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下的应急举措。”⑦卡特在重塑女性话语的同时已经感知到这种神话的虚幻性，并通过重塑新男人和新女人强调了作品两性和谐平等共存的价值向度。因为，在一个纯女性世界里，“没有斗争，所以也没有胜利和失败”⑧。卡特希望我们理解在异性关系充满暴力的社会，同性恋似乎是帮助妇女获得爱情和自由的一种补偿和实现其颠覆的一条途径，但不是最佳途径。卡特不排斥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但不再是传统的以男人为中心，而是以女人颠覆性的狂欢来实现。小说的结尾，已不再受二元对立的束缚，而是期待旧男人完成向新男人的蜕变。文本通过沃尔瑟向“新男人”的转变为她反传统的充满信心的浪漫叙述增加了一个耀眼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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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戏团之夜》中，多种女性独立的不相混合的声音和意识构成了一曲实实在在的有流向的复调。女性对男性的痛恨与流连、弃绝与需求、绝望与希冀及女性自身的持暴与自罚、颠覆与自戕、前进与返回、同恋与质疑……混杂共存。正如巴赫金指出：“不是许多性格和命运在统一的客观世界中根据作家的统一意识在她的作品中展开，而正是许多价值相等的意识和它们各自的世界在这里不相混合地结合在某一个统一的世界中。”⑨并非所有的复调小说只有一种情况即将倾向淹没，主要反映作者思想的矛盾性；笔者认为除上述情况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存在，就是可以或只表现作者在探索过程中思想触角的发散性和已知观点的互补性。不同于陀思妥耶斯基小说的是，《马戏团之夜》有它的主流倾向与基调，那就是女性组织起来并以自己为中心来实现对男权的颠覆并希望两性各自反思发展形成和谐。笔者想仿借巴赫金肯定陀思妥耶斯基小说“三大发现”的方式来表达卡特《马戏团之夜》的艺术特点：1.创造了人物形象的全新结构，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对话关系之中，并处于平等的关系之中；2.作者创造了与女性群体不可分离的思想观念，女性主义思想成了艺术描写的对象和整个形象体系的思想基调；3.文本的互文性和不同女性性格及不同女性意识之间的联结与碰撞产生了多元多向对话性和明显的倾向性。作家卡特也是女性主义批评家。她熟悉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观点，这为她创作女性多声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养。女性多声部寻求多种表现手法，多种表现手法的成功运用又丰富和深化了女性多声部的内蕴。女性多声部的和谐促使多种手法不是相加并用而是混融生成。女性多声部的和谐给读者带来全新的审美感受，多元手法混融性的创造又丰富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创作的表现手段。卡特用主题鲜明的丰富形象与读者对话，使得这篇作品达到了她前所未有的理性深度和广度。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杨春芳（1969- ），湖北宜昌人，硕士，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
　　
　　① Easton, Alison. Introduction: Reading Angela Carter [A]. In Allison Easton (ed) Angela Carter[C]. London: Macmillan Pre  Ltd.2000:
　　1-19.
　　② 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162-163.
　　③④⑥ Carter, Angela. Nights at the Circus[M].
　　Chatto & Windus 1984: 68,1，240-241.
　　⑤ 罗伯特·麦克艾文.夏娃的种子：重读两性对抗的历史[M]. 王祖哲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53-254.
　　⑦ Felski，Rita. Beyond Feminist Aesthetics[M].Hut
　　chi on Radices, 1989: 119-120.
　　⑧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384.
　　⑨ 鲍昌.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Z].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240.
　　

• 杨春芳： 女性多声部与多元混融手法生成的绝唱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