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苏轼 以意为主 诗学 生存论
　　 摘 要：“以意为主”是苏轼最为重要的诗学思想，不仅仅是单纯针对实用型的应用文而提出的，也适用于他对包含诗文书画乐在内的审美型艺术的思考，“意”是苏轼统摄和综合各种艺术的纽带；苏轼之所以拈出“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念，其实正是他对“道”突破性理解的结果；植根于生存论上的人生感悟，是“意”成为审美之“意”的本源。“意”在生存论的根基处，本质上就是“诗意”的，也是“致道”的。
　　
　　
　　一
　　
　　 “意”在苏轼的诗学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在晚年向葛延之讲作文之法时说：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需，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足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引）
　　
　　这一段话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明确指出，得“意”与否是能否作文的关键和宗旨，不得意则不可以作文；第二，得“意”的目的在于摄“天下之事”，不得“意”则事散而不可徒得；第三，如同钱为取物之用，离开所需取用之物，钱本身就失去价值一样，“意”也依“天下之事”而有，没有“事”之“用”，“意”本身也同样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第四，所得之“意”，须是己意，则散于经、子、史中之天下事“然后为己用”。以“钱”喻“意”，形象具体而含义鲜明，显示了苏轼对“意”的重视和作文要“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念，苏轼常以“金玉”“珠贝”“精金良玉”等语来评价诗文作品及诗人，大概正是以作品中所蕴含的“意”为“钱”而衡量的价值体现吧。
　　 “以意为主”的观念，其实早在苏轼还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初步的理解与思考。他在二十几岁出蜀之初，就把“意”作为自己策论发言所依循的总则，他说：
　　 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盖有以一言而兴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辍者。一言而兴邦，不以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辍，不以为多而损之一辞。古之言者，尽意而不求于言，信己而不役于人。三代之衰，学校废缺，圣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犹贤于后世者，士未知有科举之利。故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近于可用，出于其意之所谓诚然者。自汉以来，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务射策决科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辞章，不适于用。臣尝以为晁、董、公孙之流，皆有科举之累，故言有浮于其意，而意有不尽其言。……故尝深思极虑，率其意之所欲言者为二十五篇，曰略、曰别、曰断，虽无足取者，而臣之区区，以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终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别，然后断之于终，庶几有益于当世。（《策总叙》①）
　　
　　“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方为“天下之至言”，苏轼的态度很是坚决。文章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书写，能否“有益于世”，获得存在的价值，完全在于是否因“意”而出，能否与“意”相互和谐一致。而一旦能够出于其“意”，率“意”而作，文章就会获得一种可与天地并存的巨大价值，即为“至言”，苏轼说，“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虽“以空言”，但“配禹可也”（《六一居士集叙》）。或至少也能获得于世可用的存在地位。“意”，在这里成为言语文章能否存在的根据，“意之所欲言”，而并非“人之所欲言”，成为驱使发言作文的原初动力。很明显，这里的“意”并非随意之“意”，也并非师心自用的臆断之“意”，它既是“深思极虑”之后而又出于“诚然”的本己之“意”，又是与世用相连而又不为科举所累的率真之“意”。
　　 有人会据此认为，“有意而言”的主张仅仅是针对实用文体，并不适合于审美的作品。其实不然，不唯这些所谓的实用型的议论文如此，对于今天被称为艺术的诗文书画乐，苏轼也持同样的看法。
　　 如，对于诗，他说，“善诗者道意不道名”，又云“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既醉备五福论》），《诗三百》“可以意晓而无劳矣”（《诗论》），他批评李白、杜甫之后的诗人是“虽有远韵，而才不逮意”（《书黄子思诗集后》），他描述自己写诗的过程是“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与章质夫三首》之一）；对于文，他认为，“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推官书》），称赞王庠的文章“文字皆有古作者之风，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与王庠书》）；对于绘画，他主张“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书朱象先画后》），他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之二），评文与可之墨竹为“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净因院画记》），称吴道子之画达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的艺术境界；论杨惠之塑像“措意元同画”；对于书法，他说“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称张长史的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对于音乐，他以为“欲学声同意不同”（《上堵吟》），并说“渊明自云‘和以七弦’，岂得不知音，当是有琴而弦弊坏，不复更张，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渊明无弦琴》）。
　　 因此可以说，“意”是苏轼创作、欣赏、评价各种艺术样式的价值尺度和原则，是苏轼统摄和综合各种艺术的纽带。朱靖华先生就认为，作为一个“体兼众妙”的艺术综合论者，“‘意’在综合论中的关键作用，是苏轼创作经验的结晶，是他攀登审美高峰、建构艺术精品、发展创造思维的基石”②。
　　
　　二
　　
　　 宋人论及诗文书画时，较之前代，更自觉地倾向于围绕“意”这个范畴进行，“意”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宋代艺术观念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尚 “意”、写“意”，作为宋代艺术最主要的审美特征，已成为学界共识。单就诗歌而言，“以意为主”、“以意胜”，几乎成为区别唐、宋诗歌观念最基本的定论。苏轼论文说诗重“意”，亦早就为学者所关注。如，北宋范温《潜溪诗眼》说：“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亦云：“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诗，唐人之风变矣。”范温、严羽皆是宋朝人，可见苏轼尚“意”，当时已为人所共知。
　　 然而，苏轼“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念，虽是宋代时代精神、艺术风尚、人文气息熏染所致，亦与其本人对“道”的突破性理解有相当干系。
　　 我们认为，苏轼之“道”突破和超越了传统的“道”论，不再从抽象的现成规定性出发去理解和把握“道”，而是立足于人的生存之域，从人的现实生存出发去体悟与显现“道”的存在。“道”“可致而不可求”、“莫之求而自至”的特性，使得“道”不再是独立于人生之外的现成目标，而就在人的现实生存之中。人在生存世界中存性守真，就是存“道”、“宅道”，离开了人之生存，则无以成“道”。颜回“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苏辙《答黄庭坚书》)，就是“独存”而“宅道”、成“道”的典型。然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种不假外物而独守其内的“高致”之境并不易得。苏轼虽然明知“有形则有弊”，但依然选择了“托于有形”、“聊寓其心”于“笔墨之迹”而“自乐于一时”的艺术之路。诗文书画，作为寄寓平生、赞天地之化育而与“道”同一的境域，虽然不是一条必须和必然的人生之路，但却是苏轼本人自觉而本己的一种生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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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苏轼还清楚地认识到，独凭言语之工、笔墨之美，“蕲以文字名世”，并不必然能够行大道之义，恰恰相反，如果能够在生存之域中“尽性知命，体乎自然”或“开物成务之姿，综练名实之意，自见于言语”，如孔北海、诸葛孔明、乐全先生等，“粲然成文”，则“文章自名”（《乐全先生文集叙》）。这说明诗文之得丧，并不在诗文本身的言语符号，而在人于现实生存中体“道”、悟“道”、存“道”之深浅。“道”，作为天地万物所从出的本源，依然是诗文书画潜在的价值坐标和终极追求。着眼于语言文字、笔墨色彩之有形有迹的属性，苏轼说文与可之诗文书画为“德之糟粕”、“毫末”并不为过（《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德”者，得也，是对人在现实生存中得“道”的命名，把诗文书画等艺术作品看作是人生得“道”之“毫末”，与其说是对艺术的诋毁与蔑视，毋宁说是为艺术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存在基础，开挖出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而生生不息的源泉。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追问文学的本质，不能只牢牢盯着语言本身，文学创作也不能从锤文炼字起始，而必须从其所从生的本源或存在的根基处入手。大化流行之“道”，无疑是艺术的终极本源，然而在苏轼看来，“道”本身隐匿不显，一旦固化为现成的对象或客体，就失去了其本真的状态，就失去了其作为本源不断生发的活力，因而无法直接依凭。约瑟夫•祁雅理说：“全面地理解或认识存在既是不可能达到的，也是不值得想往的，因为这只能导致面临着的空虚的恐惧。应该记住的事实是，存在或真理只能通过个体化的存在才能得到说明。”③克尔凯郭尔在《或此或彼》中也表示，“只有当真理变成我身上的生命时我才认识它”的那个真理，就真理作为生命意义的领悟而言，“对真理的认识就是参与真理和在真理中生活”④。西方哲学家的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苏轼对于文学的进一步思考。如同“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滟??迅巢⑿稹罚┮谎??暗馈币部梢浴耙庵?钡模??担骸暗靡馔?叮?贾?恋乐?椤！保ā蹲酋灿忻罾砀?#8226;神圣功用无捷于酒》）因此，“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书朱象先画后》）、“诗以寄其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就成为苏轼借诗文而体“道”、致“道”的直接追求，“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遂成为苏轼进行文学创作最为直接的原动力。
　　 正由于苏轼之“道”不同于道学家等他人之所谓“道”，“意”才作为他“道其所道”之作文赋诗论艺的重要范畴而浮出水面。“尽意”、写“意”、达“意”，作为其作文赋诗论艺之要旨，如同他素以“学道人”自居一样，贯穿和伴随了他如寄如梦的一生。做人学“道”，作文达“意”，几乎成为诗人寄寓平生最为适“意”的乐事，“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诗示之》），“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答陈师仲主簿书》）。弃“道”而谈“意”，或离“意”而论“道”，对于作为诗人的苏轼来说，都是不完全的，对于苏轼的诗学思想来说，也是不完整的。
　　 因此，突破单纯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把“意”释为某种现成的意图、主题或与形式相对立的内容的做法，而把苏轼“以意为主”的诗学思想置于生存论的根基处，探讨其何所出之基底与何所向之旨归，揭示“意”与“道”在生存论基础上的原初关联，就成为必需而迫切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彰显苏轼拈出“意”作为诗学本体论的独特价值。
　　
　　三
　　
　　 苏轼早期“有意而言”的作品有明显的“救时”和“济世”的倾向，故徐中玉先生认为，“救时”和“济世”，就是苏轼所谓“意”的内容，其实太过功利也太过狭窄。虽然表现在政教上仍是以“卓然近于可用”为主要考量，但苏轼“意尽言止”之意，已非以儒家正统之道为其本源，而是基于人之现实生存需要的考虑。熙宁以后，随着诗人遭受厄运而对人生体悟的加深，“意”所受当时任何学说或意识形态所限制之处越来越淡薄，作品因“意”而作、趋近于艺术审美的色彩愈见鲜明。“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苏轼甚至更加倾心或更加强调“适意”、“寓意”的作品所带来的审美享受。如他评论晁九成的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宜为人所共爱，其势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晁君成诗集引》），他谈读李方叔的诗的感受，要么是“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答李方叔书》），要么是“辞意整暇，有加于前，得之极喜慰”（《与李方叔书》）。
　　 从政教上的实用走向自由而愉悦的审美，或者更准确地说，从应用与审美交互杂容的写作状况走向审美更加卓然而彰显的艺术境界，苏轼赋予“意”越来越多“诗意”化的色彩⑤。这个过程伴随着苏轼对尘世人生、宇宙万象更为本源的探求，伴随着苏轼对现实生存更为本真的领悟，在这个过程中，苏轼不断剥离掉追名逐利之思虑，?除执妄守旧之念想，弃穷达之考量于不计，离“趑趄利害之途”，远“猖狂忧患之域”（《雪堂记》），超然于万物之外，“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意”之真正含义也愈见澄明醇澈。
　　 “意”在人的生存之域中得到了本真的呈现，从而在生存论的根基处赢获了坚实的存在基础。因“意”而为，成为苏轼生活中的乐事，他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答陈师仲主簿书》），所以登台望远，“放意肆志”而得“超然台”之名，“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甚至连睡觉也因“意”而有自适之乐，“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车，极意而远游”（《睡乡记》），不亦乐乎。不仅如此，“尽意”还有了一股不可阻拒的决断力量，“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苏轼因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而颇为欣慰（《录陶渊明诗》）。“适意”，就这样成为苏轼走向本真生存的人生选择，如居东坡时，他利用废旧的园圃，筑一房屋并绘雪于四壁之间，名之曰“雪堂”，平日“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他说：
　　
　　 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雪堂记》）
　　
　　 苏轼在堂屋四壁绘以雪景，并不是把雪当做一个客观的、已成定势的、仅仅可以观赏的现成对象，而是借对雪之感悟与体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顺应本己之性，聊寓自我本意，从而达到应气象瞬间之变，随物而自化的逍遥快乐的境界。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生存论的基础上去理解苏轼“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自诩与在作品中追求“寓意”、“尽意”的诗学主张了。这个赢获了生存论基础并为苏轼所坚持的“诗意”之“意”，不能依据日常思维定势，想当然地理解为主观的、自由的心灵或一种实体的、理式的观点或理念，因为无论是“主观”，还是“理念”，抑或“自由”等都还未从生存论存在论的根基处得以廓清，更不能把“意”直接当成有待表现的主题或思想内容，因为无论主题或思想内容，都只能是“意”定型化之后再行概括归纳的产物。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苏轼在论及“意”时，总是不离“己”，不离“事”或不离“物”，不离其与世之关联。这个勾连着物与我、关联着人与世的“意”所展开的正是人生在世的生存状态，它敞开了寄寓世界的人的生存方式，同时也照亮了与人相照面的这个世界及世界中事物的存在状态。“意”，在这里作为人对自身生存的领会，并不是首先由“内在”自我发出的投射信号，而是首先置身于“外在”的世界的展开状态中，从这个世界方面“返回”自身，领会并筹划着自身在世界中的整体生存状态。在“出于诚然者”的“意”所展开的境界中，世界（事物）与人自身一同被领会，在对物的每一领会中，自身生存都一道得到领会，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即物中有我，我中有物，有物即有我，有我即有物，物我相融相洽而不相损伤，苏轼说“凡论但意立而理明，不必觅事应付”（《跋先君与孙叔静帖》），就是这个道理，“意”在生存论根基处就蕴含有（物）理、事（情），不必别处寻觅。
　　 因此，出于诚然之“意”所欲言者，言语所展开的并不只是内在的单纯臆想状态，或者外在事物的独存状况，而是人之生存的整体状态，在这个整体状态的展开中，无论是寓世之人，照面之物，还是世界本身，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在这种对人之生存的整体领会（展开）中，对人来说成为透彻明晰的生存，对于同样源始地寓世而在的他物来说，也是通透敞亮的存在，人成其人，物其成物，是同时发生和显现的。苏轼认为，“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跋君谟飞白》），通达“意”则能通晓万物之理，应物而动，遇事则发，并在这种通达中尽去私欲而存真吾，物我遇合则无适不可。用言语把人之生存整体性地开展出来，即用言语把“意”整体地展开，就其本身来说，就是诗意的、审美的和愉悦的。“意”在生存论根基处的展开，就是“尽意”，就是“得意”，也就是所谓的“平生快意事”。这种既能够得万物之理，又能存真吾之性的“平生快意事”（即做文章），正是苏轼一生学道、致道，通达大道最好和最快乐的寄寓之所。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孟宪浦（1971-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江苏省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
　　
　　① 凡涉及苏轼作品，只注篇名。
　　② 朱靖华.苏轼的综合论及综合研究苏轼[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3).
　　③ ［法］约瑟夫•祁雅理.20世纪法国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P192.
　　④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P16-18.
　　⑤ 李贞慧.苏轼“意”“法”观与其古文创作发展之研究[D].台北:国立台湾大学，2002.
　　

• 孟宪浦： 快意平生：论苏轼“以意为主”诗学思想的生存论基底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