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穆旦 《隐现》 基督教 自我否定
　　 摘 要：在《隐现》中鲜明地体现的基督教思想与穆旦诗歌发展的内在脉络密切相关，对我们探索穆旦的其他诗歌中一些较为深潜的精神内涵有启示作用。《隐现》的出现是穆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穆旦的关键性的作品，是其灵魂探索的顶峰。
　　
　　一
　　
　　 穆旦诗歌的宗教意识近年来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但“迄今为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缺乏宗教意识这个可疑的现成结论之上，而缺乏对穆旦相关作品的具体情形的分析”①。不少研究者由于对基督教思想的“误读”，导致其对穆旦诗歌中的一些宗教内涵缺乏深入的认识，只看到了穆旦“怀疑”或者“否定”上帝这一个面相，没有看到这种态度与基督教精神的深层联系，而草率地把这个问题与穆旦不信教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来阐发（而后者仍然是个值得怀疑的假设），把作品表现问题与作者个人信仰问题混为一谈。
　　 《隐现》是首宗教色彩很强的诗歌，谢冕曾指出“《隐现》是迄今为止很少被人谈论的穆旦最重要的一首长诗”②。如果把《隐现》与穆旦的其他作品联系和比较起来解读，可以发现它对穆旦其他作品有相当强的解释力，《隐现》不是穆旦一时突发奇想的产物，而是与其他诗作有一定的连续性，是穆旦思想长期发展的结果，分析《隐现》可以让我们理出穆旦的宗教思想的基本脉络，也可以看出这条脉络如何决定了其诗歌的发展走向。
　　
　　二
　　
　　 考察穆旦的诗作，《隐现》的宗教色彩可以说最为强烈和明显，它是穆旦写的最长的诗歌③。诗的开端加了一句很明确的献词：“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穆旦明白地宣示他的意图：祈求上帝的救赎。《隐现》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生存的彻底批判与否定，表达了对造物主（上帝）的热切企盼与呼求，正如诗的最后呼告：“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揉合，/主啊，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
　　 仅从《隐现》首诗来看，“上帝”无疑是慈爱的，而“我们”也虔信和热爱上帝。但通观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诗，“上帝”“主”的形象频频出现，像《隐现》这样直接祈求、颂扬上帝的态度却是罕见的。在大部分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我”或“我们”对“上帝”痛苦的责难（见下文《出发》《忆》等例子），这自然会给我们“不信仰上帝”的印象。那么，《隐现》里的“上帝”是否仅仅是一个例外呢？
　　 应该注意到，《隐现》不仅是穆旦1949年前写的最长的诗歌，而且其创作和修改过程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隐现》的初稿载于1947年10月26日天津《大公报》，标明的写作日期是“1947年8月”，定稿载于1948年5月北京《文学杂志》（第2卷第12期）。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该诗的第二部分“祈祷”的“合唱”部分与写于1943年的《祈神二章》一诗完全相同，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隐现》在1943年就写好了，但作者只选取了一部分，即《祈神二章》刊入《穆旦诗集（1939-1945）》出版；第二，作者在后来写《隐现》时直接挪用《祈神二章》的内容。究竟属于哪种情况还不好断定，而最近面世的“穆旦自选诗集存目”（该目录系穆旦本人于1948年编定，该诗集没有得到出版）中则把《隐现》一诗编入“第二部：隐现（1941-1945）”④这个部分下，这告诉我们《隐现》一诗的大体内容最晚在1945年就已经写好，而且诗人对它相当重视，并把它的题目定为诗集第二部分的名字。可见，不管该诗写成于哪一年，可以确定的是，从1943年到1948年，穆旦不断地在创作和修改这首长诗，它不是一时兴起的产物，其创作时间几乎贯穿了穆旦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高峰时期，我们不能草率地把它当做一个例外而忽略掉。那么，《隐现》是不是与那些体现“我”被上帝折磨的诗自相矛盾呢？
　　 不妨先来看《出发》这个经典的例子：“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矛盾的灵魂，在上帝制造的乱世面前迷茫而痛苦。最后几句诗张力十足：既云上帝“句句紊乱”，何以“是一个真理”？既然上帝给我们痛苦，何以“我们”依然要皈依它？在穆旦的其他诗歌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心态，这首诗里的态度可以说是穆旦20世纪40年代诗作的典型。那么，这种矛盾态度究竟该作如何解释呢？
　　 王毅认为穆旦在诗歌中创造一个上帝，“最终不过是在信仰缺失的慌乱中临时救急的策略”，“穆旦对上帝的信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信仰，种种因素都使得他最终无法在对上帝的精神信仰领域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他诗歌中‘丰富的痛苦’事实上也反证了他并未真正皈依和顺从”⑤。这种看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响应，但“临时救急”一说很难解释在穆旦的诗歌中，“我”在上帝面前为什么如此痛苦却又依然皈依，难道是穆旦自己去“临时救急”找个上帝来折磨自己？
　　 《出发》这首诗对《圣经·约伯记》的模仿是非常明显的⑥，《约伯记》中的约伯忠诚信仰上帝，可是撒旦对上帝说约伯的信仰不是忠诚的，只是因为上帝赐福给了约伯，否则他不会皈依上帝。于是上帝多次考验约伯，让他丧失儿女与家产，使约伯蒙受人间最不堪忍受的苦难。约伯开始质疑上帝的真理和正义是否能在人间实现，对现实感到困惑，要求与上帝对话。《出发》中的“我”亦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需要注意的是，约伯的质疑并不是由于他不信上帝，相反，是由于相信上帝的真理与正义，才对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无法理解，这是其痛苦的根源。《出发》前面三节的内容与《约伯记》中约伯的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啊上帝”这样的诗句则显然取材于《圣经》里的故事原型。这种既痛苦而又皈依的态度在穆旦诗歌中是非常普遍的，例如在《忆》这首诗中，作者一方面说“……这一刹那间，吸取我的伤感和赞美”，“当华灯初上，我黑色的生命和主结合”，但是诗的末尾又痛苦地呼告：“主啊，淹没了我爱的一切，你因而/放大光彩，你的笑刺过我的悲哀。”
　　 神学家马丁·布伯在其名著《我与你》中详细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关系，即“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并指出上帝与个体生命是“我——你”这样的亲密关系而非“我——它”关系。我们从上面的《隐现》和《忆》中“和主结合”、“吸取”这样的措词中可以看到穆旦诗歌中的“我”与“上帝”也是“我”与“你”的亲密关系。布伯指出：“信仰上帝不能减轻人生的重负，相反倒使人生之重负更为沉重，但这是有意义的沉重。”⑦穆旦诗中的“我”的痛苦之根源就在于此，信仰上帝并不等于消灭痛苦，而在于获得面对痛苦的勇气与意义，这就是精神的受难。因而如果由“我”的痛苦就得出“不信仰上帝”的结论，无疑忽略了这种精神状态背后的宗教意涵。
　　 在《圣经》中，约伯最后放弃了辩白而与上帝“和解”，这是在否定自我的个体性，也就是在放弃以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上帝之后完成的。否定个体生命的个体性是皈依上帝的必由之路，这是基督教的基本思想之一。在中世纪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后的作为教徒新的自我，是在转向上帝的行动中，同时也在返回到原先的自我、怀疑现世生活的过程中，来发现和审视自己的个体性，这必然导致个体性的分裂，而正是个体性的分裂构成了基督教的主体性：在造物主面前把自己体现为“主的创造的一份子”⑧。在《忏悔录》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旧的自我和新的自我的对比，否定旧的自我而达到新的自我的痛苦挣扎的过程。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中的“我”“我们”亦步步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不仅是痛苦而矛盾的，甚至是分裂的，如《三十岁诞辰有感》（1948年）：“而在每一刻的崩溃上，看见一个敌视的我，/枉然的挚爱和守卫，只有跟着向下碎落，/没有钢铁和巨石不在它的手里化为纤粉。”而《隐现》则可以看做这个否定自我的过程最终完成的标志：“我们各自失败了才更接近你的博大和完整，/我们绕过无数圈子才能在每个方向里与你结合，/让我们和耶苏一样，给我们你给他的欢乐，/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在非我之中扩大我自己，/让我们体验我们朝你的飞扬，在不断连续的事物里，/让我们违反自己拥抱一片广大的面积，/主啊，我们这样的欢乐失散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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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出发》《忆》等诗中无奈地接受上帝的安排，到《隐现》中主动地“违反自己”，“我”“我们”的精神轨迹依稀可循。《出发》中的“我”虽然皈依上帝，但“我”的个体性依然在顽抗；《忆》中的“我”对于“爱的一切”依然不能忘怀，这是其痛苦的根源；到了《隐现》，现世中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被彻底否定：“我们是我们的付与，在我们的付与中折磨，/一切完成它自己；一切奴役我们，流过我们使我们完成。/所以我们说/我们能给出什么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呢？”这必然导向“让我们忽然转身，看见你”，也导向对上帝的重新认识：“他是这样的喜爱我们/他让我们分离/他给我们一点权力等它自己变灰，/O他正等我们以耗损的全热/投回他慈爱的胸怀。”⑨
　　 尼古拉·库萨（Nicholaus Cusanus）在《论隐秘的上帝》中指出，“上帝”（“theos”）这个名称来自希腊文的“theoro”，即“我在观看”和“我在奔跑”，在“theos”这个名称中，包含着某种寻觅的途径，人们沿着这一途径找到上帝、接近上帝。⑩穆旦诗歌中的不同的上帝形象其实就是诗人不断地审视现实生存的结果，也是他不断地追求超越力量的拯救结果。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隐现》的出现绝非偶然。从《出发》《忆》以及20世纪40后代大部分诗作里的“在犬牙的甬道里让我们反复/行进”到《隐理》里“我们应该忽然转身，看见你”，这是巨大的飞跃，也是合乎情理的发展结果。到了《隐现》，现世以及自我都被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同时也获得了全新的认识，具有了新的面貌。可以说《隐现》是诗人灵魂探索的一个顶峰，也是一个总结。
　　
　　三
　　
　　 《隐现》这首诗为我们理解穆旦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提供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线索，它和穆旦的其他作品也有着一贯的联系性，是穆旦诗歌中的关键性作品。如果说《出发》《忆》这样的作品侧重于宗教体验的诗化表现的话，《隐现》这部独特的作品则更接近于宗教感悟的直接宣示，它让我们注意到穆旦思想与基督教的直接联系，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精神在穆旦诗歌中的分量和作用，而不是停留于诗句的表层，这里并非断定穆旦在写《隐现》的时候已经皈依了基督教。穆旦是否信仰基督教不应该通过诗歌作品来证实或证伪，在没有充分的作者个人生活方面的资料来确证这个问题之前，不宜草率下结论，但是诗歌中的“上帝”的内涵问题，并不等于信仰是否虔诚的问题。首先，诗歌不是宣道，诗歌表现和宗教信仰本身不能混为一谈。即便是像但丁这样虔诚的宗教诗人，T·S·艾略特也说宗教对于他只是“材料”，他只是“利用”了宗教内容而已{11}。其次，穆旦诗歌受到了英美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在诗歌中采用戏剧化的写法，把作者的个人情感淡化，使诗歌“非个性化”，如果把“我”“我们”等同于作者自身的话，无疑是错误的。
　　 抛开作者是否信教的问题不谈，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穆旦诗歌中的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自我探索、“受难精神”等），是无法脱离宗教思想来解释的。概言之，穆旦的宗教思想是其诗歌探索的有力的工具，否则便很难想象诗人如何登上“灵魂禁人上去的高峰”{12}。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章斌，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研究生。
　　
　　①⑥ 段从学：《从〈出发〉看穆旦的宗教意识》，《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第66页-第67页，第72页。
　　② 谢冕：《一颗星亮在天边》，《穆旦诗文集》（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页。
　　③ 所谓“最长”，是就目前已经发表的著作而言。王自勉（美）说，穆旦有一首长篇叙事诗，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发表，被家人带去美国。见王自勉：《艰辛的人生，澈悟的诗歌 诗人穆旦》，芝加哥《世界周刊》，1999年8月15日，第804期，第38页-第41页。
　　④ 《穆旦诗文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页-第378页。
　　⑤ 王毅：《围困与突围：关于穆旦诗歌的文化阐释》，《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第115页-第116页。
　　⑦ 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5页。
　　⑧ 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版，第217页。
　　⑨ 尼古拉·库萨：《论隐秘的上帝》，李秋零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页-第15页。
　　⑩ “O”，穆旦诗中的感叹词，相当于“噢”。
　　{11}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12}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原载英国伦敦LIFE AND LETTERS（1946年6月号），收入《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10页。
　　

• 李章斌： 从《隐现》看穆旦诗歌的宗教意识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