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自然文化环境 周作人 思想性格
　　 摘 要：共同生活在特定区域里的人们，由于生态环境、经济状况、风俗习惯、理想信仰等的影响，从而形成有一定个性的文化特质。在出生地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作家，总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当地自然文化的影响，周作人柔顺和婉的性格，中庸的思想都打上了越地自然文化环境的烙印。“水文化”“雨文化”以强烈的渗透力浸润着周作人，伴随着他生命流程的始终，影响着他于人于事于环境的基本态度。
　　
　　 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起着制约作用。山川大地不仅制约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体格、气质、情感、个性，乃至形成这个民族的性格，影响着他们的文化发展。所以文化不仅具有国家民族的特质，而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质。几千年共同生活在特定区域里的人们，由于生态环境、经济状况、风俗习惯、理想信仰等不同，从而形成有一定个性的文化特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区域之间的交流，这种特质会有所溶化、淘汰、更新，但还有不少具有历史稳定性的特质被保留下来。对于那些在出生地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作家，总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当地区域文化的影响，而且会对区域文化产生特殊的感情，这是十分普遍的文化心理。由于文化有着源远流长变迁和驳杂丰富的内涵，呈现着多元而非单一的状态，它既古老又新鲜，既超拔又平俗，而是一种多重建构。因此，它给予作家的影响必然是多方面的，而作家本人，作为接受主体，又有着不同的心理气质和思想观念，他们总是从自己的个体需求出发来接受文化影响。接受者的选择性又有着很大差异，例如周树人和周作人，他们都出生在绍兴，在同一家庭环境中度过童年时代，同样受越文化熏陶。但是，由于他们的性格、志趣的不同，加上各种复杂的原因，他们的思想产生分歧，并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的这种差异在接受越文化传统上，也有着明显的表现：鲁迅继承了越中先贤坚苦卓绝、反抗强暴、忧国忧民的传统；而周作人则沉湎于越文化中闲适隐逸、温雅中庸的一面。研究周树人的著作已浩如烟海，这里仅对周作人早期思想个性作初步探讨。
　　 1885年1月诞生于古城绍兴的周作人，在国家多事之秋，家族屡遭劫难的不堪境地度过了他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当17岁的周作人在日记中满怀悲慨地写下“毛锥误我，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①的豪言时，他大概没有料到，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尽管他受到了北京故都文化、日本及西洋文化的影响，但他血管里流贯的仍然有着越文化的血液。这种“文化亲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作为文人的周作人在几十年风雨潇潇文化苦旅中对“母体文化”本能地在精神血统上的确认或趋同。
　　 在《桑下丛谈·小引》中，周作人由衷地感叹：“余生长在越中，十八岁以后流浪在外，不常归去，后乃定居北京，足迹不到浙江盖已二十有五年矣。但是习性终于未能改变，努力学国语而仍是南音，无物不能吃而仍好咸味，殆异于吃腌莱说亨个时，愧非君子，亦还是越人安越而已。”周作人惯于在文章中弱化、约束感情的流露，常出之以婉曲之笔，独于有关自己文化出身的申说中敢以“越人安越”自许，其中所含的自喜、欣幸、无怨无悔显明可见，这也许只能从周作人同越文化的深刻联系中得到解释。这种血缘联系应当是我们了解周作人文化价值取向的重要线索；循此，我们一定能发现越文化对周作人人格塑造的参与，对周作人人生的抚慰与束缚，对周作人创作的诱导与规定。
　　 个体生命在童年少年时期所处的自然环境是他性格养成、巩固、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性的影响因素。自然环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同地域的人们个性内核的区别。《汉书·地理志》曾说：“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一定的自然文化氛围制约和影响着生存于其中的个性生命心性的锻冶和陶铸，在这种意义上，独特的自然文化环境正像一个无形却又有力的模型，决定了人们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最明显的事实即是，如果说人生不过是一场现时态的自己演自己的戏，那么，我们所说的自然环境正是这出戏的“舞台”。所谓“自己演自己”也许是不确定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出戏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由这个可以跟着你走的“舞台”设计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导演”，一切的悲欢离合、荣辱沉浮、得失进退都由它在暗中操纵，愈是在文明不发达的时代就愈是如此。周作人所一再称引的俗语“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②对人生真谛的揭示，其深刻处也正在这里。
　　 越地自然文化环境最突出的特征是多水。绍兴境内较大的河流就有二十多条，史称“鉴湖水系”。越王勾践当年曾说这片土地“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③。人们在征服水患开发水利的实践中，形成了敢于挑战、敢于冒险的豪放气度和动用智慧化解灾害、转忧患为安守的思维方式，因而越地人民性格中机敏、明慧、富于进取精神的特征，与特定的水乡环境存在着密切关系。
　　 水本是纯自然性的，只是因为人们的生产、生活都赖于水，所以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活动中，经过人们理性的审视和过滤，才形成了相关的文化。世界上多数古老文明的诞生都和水有必然联系，地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水系文化。如黄河、尼罗河流域众多的文明群落，不同的是，这些古老的文明，部分因为气候环境沧海桑田的巨变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水相关的文化逐渐萎缩以至于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关于田野、山地或城市的文明。而越地水域浩瀚宏阔、博大丰富，相关的文化千百年相沿袭而连绵不绝；在周作人的童年、少年时代，甚至在今天，生产与生活的方式方面仍依赖于水；正因此，这片古老土地上弥漫于文化中的水气息，才至深地影响了周作人。
　　 1926年在古老帝国的故都北京，周作人给自己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美文《乌篷船》，收信人的名字“子荣”是他此前曾用过的笔名。水乡生活的经历使周作人“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都有水在”④，《乌篷船》正是他按捺不住的思乡情绪的流露，坐在船上像“游山”一样，“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周作人对故土水乡神韵的把握如此出神入化，它的声、光、色、气与周作人的性情几乎达到了物我间浑然交融的境地。渗透在以水为载体的旅行、观剧、嬉戏、喝酒、吃豆、说鬼、谈天等日常生活中的水乡文化特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反复作用于周作人年轻的心田，这一文化内在的纯净、自然、风趣、清澈、透明、柔和的本质特征，规范着周作人的人生态度，形成他恬淡、静远、温雅的个性。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周作人性格中自由、舒展、宽懈、柔和的一面同他游于斯钓于斯的水乡环境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只有这样的水乡生活，才可能造就他从容、闲适的人生态度。周作人一生很少有激烈峻急的时候。即使在生死安危千钧一发的关头，他也能始终保持镇定与从容，如元旦被刺事件，他竟能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说与人听。他一生的命运跌宕起伏，曾有这样那样的失意和寂寥，但他都能以清明的内心和从容的态度面对一切。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人生境界，那么推动周作人达到这一人生境界的诸多因素中就有秀丽的水乡和水乡文化。
　　 品读周作人早年的日记和后来的文章，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他笔下的水的丰饶性和完整性，发现周作人性格与水的性格多方面契合。周作人对人与水的关系所作的哲理思考，其成果构成了他人生哲学的基本。《小河》一诗的意象历来众说纷纭，周作人自身的解释也不无支离，我们认为流贯于字里行间的水的力量是显见的，诗中“微笑”的、“稳定的”“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被微风搀着走上河滩来时”发出“快活的声音”的“水”，在根本上代表了周作人对自由、发展与创造的渴望，水的自由流畅的自然属性与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自然属性是绝对相通的。与别人不同的也许是，由于受到水的熏陶和启迪，对于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周作人多了一点预感，一分期待。周作人一生都在走着尊重自己和他个人个性自由的路，相信一切顺其自然必臻完善，这正是水给予他的最重要的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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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给予周作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曾这样表述人与水的关系：“身边四面都是河港，出门一步都是用船，一层薄板底下，便是没有空气的水。我们暂时称强便只在水上的一刻。而一生中都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⑤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周作人甘冒风险，不怕困难的性格特征，也使他萌生了随遇而安，及时行乐的思想。把握时机，为自己的生存和幸福争取最大限度的可能，敢于和善于迎击艰难困苦，趋利避害，牢牢地把握此刻、现在，步步为营地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处身于“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的环境中的周作人的基本的人生态度，它并且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
　　 越地自然文化环境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因雨而生的种种特质。浙江一带多雨，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也影响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周作人对雨有着独到的情感体验和哲理认知。年少时坐在上坟船中“听雨声打篷”⑥的经历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唉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正是故乡的雨所具有的这种“梦似的诗境”⑦才使周作人在1950年发出由衷的感叹：“我觉得雨还是故乡的好！”⑧的确，故乡的雨曾给周作人以无穷的慰藉，他生性孤独的心灵从雨中得到无限的滋润。1902年8月，周作人初到南京就在日记中写道：“吾乡雨极多，故一闻雨声，不觉神爽，殊不可解。”可见他对故乡的雨情感依赖之一斑。
　　 周作人喜欢雨。雨带给周作人以欣悦和颖悟，使他在欣赏雨，体味雨时更深入更隽永地思考人生。我们认为，周作人性格中那种强烈的自省意识，同他在多雨的故乡的生活经历有关，无论是居家还是旅行，迷蒙空灵，似真似幻的雨氛围为周作人创造了谛听自己心跳的机会，使他静静地体味人生，细细地咀嚼生活中的幸与不幸，思绪翩翩，因而养成了他性格中作为思想家的素质。周作人强烈鲜明的自省意识即使在以善于自省著称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是极突出的。他的关于自己的文字总是带着明显的自省、自责和自嘲，这和在多雨的氛围中养成的思维习惯不无关联。
　　 周作人喜雨又苦雨。雨作为创造力的表现给周作人以精神的感召和激励，助长了他性格中的进取气象。雨作为大自然的真实性情，被周作人理想化为自由、个性的挥洒，呼唤着他对人生自由的追求和把握。然而，雨带给周作人的更多的是一种苦，一种精神求索与心灵扣问的苦。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思想与实践的矛盾，个性生命的渺小和所意识到历史使命的重大之间的悬殊距离使这种精神求索苦而又苦。周作人的独特之处也许在于，他极其谨慎这种人生况味，这种“苦”正是他在“沙漠”中行走所要极力追求的一种情趣和意味。对于周作人而言，无论是从雨中感到“萧寂”还是觉得“好玩”⑨，都是一种人生或思想境界；这种“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盐”。因而，他的自省在相当多的时候又是一种认真或虔诚的“不求甚解”，和雨的似真似幻的特征极其相近。在事实上，这种思考的最终的“解”也许永远不可能出现。
　　 周作人不仅以《雨天的书》作为他第二本散文集的名称，而且以“苦雨斋”命名他的住舍。在他读书写作会客的屋里，“挂着那幅满幅雨气的‘苦雨斋’横幅”⑩。对《雨天的书》，朱光潜当年这样评说：“除《雨天的书》这本短文集找不出更恰当的名目了。”“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尽管朱光潜先生所说的着重在文章，但所谓的“清”“冷”“简洁”也正是周作人自身所具有的性格要素，而这一切都是和雨所特有的风致分不开的。尽管后来的周作人离开了多雨的故乡，但青少年进代由雨的影响形成的性格底质还是作为他性格的基调贯穿于他的一生。199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辑录出版了一本周作人散文集，题为《雨中的人生》，编者称“周丰一先生和张锬芳女士也特别赞同以‘雨中的人生’为本书书名”。可以说周作人的一生正是“雨中的人生”。
　　 “水文化”“雨文化”以强烈的渗透力浸润着周作人，伴随着他生命流程的始终，影响着他于人于事于环境的基本态度，形成了他柔顺、和婉、中庸的性格。它们给予周作人以多方面的人生启示和引导，使他能以中和的人生态度面对一切。所有这些都成为他性格的底质和基调。尽管遭遇过种种人生变故，承受了无数的生活风浪，但这种底质和基调并未改变或背离。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潘付云，河南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写作教研室主任。
　　
　　① 见周作人《辛丑日记》。
　　② 《看云集·水里的东西》。
　　③ [汉]袁康《越绝书》卷四。
　　④ 《风雨谈·北平的春天》。
　　⑤ 《周作人回忆录·西兴渡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 《亦报小品文·北京的春雨》。
　　⑦ 《雨天的书·苦雨》。
　　⑧ 《亦报小品文·夜航的船里》。
　　⑨ 《立春以前·雨的感想》。
　　⑩ 康嗣群：《周作人先生》，收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京书局，1974年版。
　　

• 潘付云： 浅论越地自然文化环境对周作人思想性格的影响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