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代西蜀词人“拟作闺音”的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文化传统的积淀、双性人格的潜在意识、双重人格的角色转换等心理因素,探讨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五代西蜀词人 拟作闺音 心理成因
五代尤其是西蜀花间词人在创作方法上多用“男子而作闺音”①的抒情方式,代所谓“谢娘”“玉人”等类型化的闺阁思妇或青楼女子言说相思之情,把自己的写作行为变成了代别人喜怒哀乐。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拟作闺音”的抒情方式,在当时是一道奇异的景观,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复杂的心理机制。
一、 文化传统的心理积淀
拟作闺音说到底是“代言体”,而代言体的抒情方式最早可能起源于原始宗教中的女巫装扮成男女诸神,在神秘的气氛中进行歌舞剧式的代言和表演。屈原的《九歌》也是在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神活动创造的祭歌,其中《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都具有明显的代言性质。《湘君》以湘夫人的口吻表现对湘君的思慕与追求,也是较早的“拟作闺音”。而《湘夫人》则抒写湘君久候湘夫人不来的怅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具有代言性质的作品渐渐演变为偏重于“男子而作闺音”。如建安时代曹丕的《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作者与抒情主体尽管是两个心理系统,却能直入少妇内心,作角色转换性心理体验,将少妇内心的愁怀表现得“异质或似”。与后世花间词人倾向于缠绵婉转不尽相同的是,诗中少妇尽管也有“茕茕守空房”的孤寂、幽怨,但她的相思已越过“空房”,面对秋风萧瑟、群燕辞归、星汉西流的天宇,与牵牛织女直接对话,别具一种男性视觉的苍茫感和古老的苦涩。
像这样“男子而作闺音”的诗作在唐代是随手可拈。崔颢《长干曲》、王昌龄的《西宫春怨》《长信秋词》等都是代妇人言情的名作。白居易的《琵琶行》《上阳白发人》《母别子》《井底引银瓶》《陵园妾》等为各类妇女代言心声,如 “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井底引银瓶》),“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上阳白发人》)等都以成功的性别转换和角色体验,真实地奏出被弃妇女心灵哀怨的乐声。其格物致知、体己及人的同情心,千载之下也值得我们为诗人大书一笔!
盛唐豪放诗人李白以抒写自我情感为主,也不乏“拟作闺音”的代言佳作,如其《代寄情楚辞体》,整合《九歌》中湘君、湘夫人的爱情苦思和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中巫山神女的意象,为一个男人远别、抱恨独宿的女子代言相思。如果说这样的诗歌带有极强的虚拟性,而有煽情的成分,回归现实的李白,也能将豪放而不失细腻的诗心深入到各类妇女内心,代她们感之思之言之,情感之真切,叫人难以置信。如《闺情》,将“故人”怨恨丈夫喜新厌旧的口吻表现得含蓄而又深至,以点带面概括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弃妇现象。《巴女词》写到“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朴实无华、自然明快的语言,将巴女思念男人的感情融入长江如箭若飞的巴水巴船中,融入奔腾不息的自然旋律中。是大家手笔,也是村姑口吻。《荆州歌》则为闺中少妇表现了对远行丈夫安全的担忧。《长干行》更是以他曾“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的生活体验,以他天才的笔触追踪商家少妇的心路历程,揭示她与郎君两小无猜的精神相遇、初为人妇的羞涩难当再到新婚远别的灵魂分离。其细节的真实,让人感觉她就是诗人,诗人就是少妇。尤其是诗末:“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到长风沙”,为思夫心切,一旦得到他回归的消息,她会打破少妇不单独出远门的规矩,到七百里外的长风沙去迎接他。这是一个敢说敢做的商家少妇,她迎接的不仅是丈夫的归来,更是迎接自己日夜呼唤的“魂兮归来”。李白富有人性的诗心与抒情主体的心灵交流,使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真切而富有生命感觉地展示了一个鲜活、陌生而充满自然人性的商家少妇的情感世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诗人以他们的“拟作闺音”,为妇女这个没有话语权的弱势体传达了她们的喜怒哀乐,也为中国诗学间接性地体验他人心理隐秘,翻开了最富才情的一页。如果远古的代言体还只是一种文化与文学远缘,唐代诗人为各类妇女的代言之作就直接为五代西蜀词人提供了“拟作闺音”的范式。李白既是唐代蜀中最伟大的诗人,又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②,相传为他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也以代人言情的意味,影响着后世词人的创作心理。
二、双性人格的艺术外化
如果文化与文学的代言传统给了词人们“拟作闺音”的心理积淀,这个积淀仍然是外在的、显见的。涉及到人的一些双性特质对创作的影响则是潜在的和不自觉的心理驱动。
作为个体的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都有阴阳互补的因素。在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容格明确提出了著名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理论,“阿尼玛原型是男人心灵中的女性一面(意象);阿尼姆斯原型则是女人心灵中的男性一面(意象)。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些异性的特征,不仅仅从生物学的意义来看,男性和女性都分泌雄性和雌性的荷尔蒙,而且,从态势和情感的心理学意义上来看,男女双方皆具有其对方的种种特征。”③根据他的研究,“要使人格得到完美的调节,达到和谐与平衡,那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的女性一面和女性人格的男性一面,在意识和行为中显现自身。” ④否则,这些被压抑到意识深处的异性因素逐渐积累,就会导致性格变异甚至危及生命主体的存在。弗洛姆也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在每个人身上都混合着两类特征,只不过与‘他’或‘她’的性别相一致的性格特征更占多数而已。”⑤关于上述理论,古今中外都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海明威的传记作家库·辛格指出:“海明威外观粗鲁健壮而又英勇,颇有男子气概。但内心里他有一种女人的直觉,善感、温情,容易落泪。"⑥从心理分析来看,有“雄狮"之誉的海明威最终自杀身亡,与他平时过多表现男子汉气质而压抑了阿尼玛情绪的正常宣泄,最终使内心女性化而变得脆弱不无关系。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乔治·桑。初上文坛的乔治·桑虽已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妇人,但她“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打扮成男人的模样,在男子中间完全像男子一样生活"⑦。这不仅使她在文坛上独具异彩,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这种方式将其阿尼姆斯情绪作了尽性释放。在中国,屈原将他博大的爱国情怀、深刻的政治哀痛与香草美人的抒情手法融为一体。李白的为人和大部分诗作都是豪放粗犷的男子气概,但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却真切地表现了他善感、温情的柔性气质。其“闺情”、“闺怨”的诗作更是以细腻的笔触表现女性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展示与他自己雄强人格互补的另一面。正可谓“无情决非真豪杰,有泪未必不丈夫” 。李清照其词,以柔美著称,被视为“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但也有《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那样精神境界雄奇阔大的一面。其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的英雄豪气,令须眉也肃然。沈曾植《菌阁琐谈》说:“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⑧这个极有见地的评论,正指出了蕴藏在李清照闺阁风姿中的阿尼姆斯情结。 类似的例子在晚唐五代的西蜀词人更不乏其人,韦庄早年即怀有“平生志业匡尧舜”(《关河道中》)的男儿抱负,晚年入蜀为相仍忧国忧民、欲有所为。但他的词如《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谒金门》(空相忆)、《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等等却展现了他柔性细腻的女性情感。孙光宪的《酒泉子》(空碛无边)展示雄阔刚健的边塞词境,而《浣溪沙》十九首,几乎全以女性的口吻表现女儿缠绵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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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人们,自幼受着传统的儒家教育,肩负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重任,国家社会家庭都希望他们从外表到内在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内心深处温软的一面却无从体现与释放。即使是写诗作文也要言志载道,正襟危坐地施以教化。而词则可以言情、言一己之真情实感,正好为文人士大夫潜藏于心的阿尼玛情绪提供了正常宣泄的渠道。因此,我们似可推论晚唐五代的词人们着力表现女性柔弱、绮艳的气质,将隐秘在少妇内心的愁怀表现得如同己出,实际上是男人内心潜在的缠绵情感的艺术外化。 “男子而作闺音”的文学现象,也让我们反观到自身的一些生命特征——双性协调有时是不自觉的。
三、双重人格复杂的心理现象
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仕途中的文人创作心理则更为复杂。五代词人主要是士大夫文人,“学而优则仕”,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自然是他们奋力追求的人生目标。然而身居官场,规矩甚多甚严不说,更可怕的是宦海随时存在着政治风险,弄得不好,非但功名富贵不存,反而会惹来贬官流放甚至杀头和株连九族的灾难。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在自我约束中行事过活,以避免飞来横祸。因此,从历代诗文中,我们都不难读到他们厌倦和忧惧官场生活与宦海风波的作品,即便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亦如此。宋代欧阳修《渔家傲》有云“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丹禁漏声衢鼓报,催昏晓,长安城里人先老!”一生勤勉的欧阳修尚且以五更早朝和身困案牍为厌,其他仕途文人想必也大体如此。人天生趋乐避苦,更何况带着假面具在紧张忧惧的仕途中生存的文人,心灵有暂时的放松与休憩是多么难得。社会、家庭对他们的要求是外在的也是不得不屈从的,心里的渴求是内在的却是执着的,这种双重人格矛盾的尖锐,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因此,一旦有红颜知己的抚慰,有情感放纵的场所与机会,他们人格中的另一面也会尽情表现。如尹鹗《清平乐》:“芳年妙妓,淡拂铅华翠。轻笑自然生百媚,争那尊前人意。酒倾琥珀杯时,更堪能唱新词。赚得王孙狂处,断肠一搦腰枝。” 轻笑百媚的歌女“赚得王孙狂处”一语道破他内心深处原本就蛰伏着躁狂情绪。韦庄、孙光宪、欧阳炯、牛希济等人都为官清正,也都有不少艳冶的词作表现他们生活的另一面。如孙光宪《浣溪沙》云“十五年来锦岸游,未曾何处不风流,好花长与万金酬。
满眼利名浑信运,一生狂荡恐难休,且陪烟月醉红楼”,毫不掩饰主人公青楼狎妓的放荡生活。韦庄的《天仙子》也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文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深夜归来长酩酊,扶入流苏犹未醒。醺醺酒气麝兰和。惊睡觉,笑呵呵。长道人生能几何?”
双重人格不仅表现在官场与欢场的不同面孔,还表现为词人对抒情主人公的伪装。如前所述,渴望心灵的休憩与情感的放纵,是身心俱累的士大夫文人的内在需要,一旦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会倍加珍惜并诉诸文字。而中国几千年儒家传统要求文人用诗文载道,虽然词可以言情,文人也渴望以词抒写自己的隐秘之情。但模拟女性,从女性的心理出发,代他人言情不是还可以继续带自己的面具吗?以女性细腻的心理特征出发不是更能言情尽意吗?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之下,男性词人们可以大胆地借他人口吻写他们自己体悟的艳情娈思,如遇别人责难似还可以解释为“空中语耳”,与己无干,不是比直接写自己少了许多干系吗?《冷斋夜话》曾记载:“法云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⑨此语似乎代表了相当普遍的文人心态。类似的说法,既可以成为他们逃避道德批评时的遁词,又无意中揭示了有些词人创作时的微妙心理——以艺术虚构的艳遇来满足自己猎艳的心理需求或宣泄其恋情苦闷。以揭示女性情感为出发点,揣摩她们对自己的思念与爱恋,对自己既是一种心灵的补偿,又是“空中传恨”、“空中语耳”的最好解释。
与上述双重人格紧密相关的还有正襟危坐的官员与纵情享乐的文人角色转换所导致的薄情与忏悔的复杂心理。唐代开放的婚恋观、五代西蜀富庶而又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前后蜀君主均不思进取而耽于享乐的时代氛围,为文人提供了沉湎声色的有利条件。但儒家正统教育对文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仕途中的名利与富贵依然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酒色歌舞恣意享乐只能是夜幕掩饰下的私生活,一旦回到朝廷或官场,他们必须得收回越位之思,带上礼教中人的假面具,将秦楼楚馆风流韵事抛在脑后。如艳词高手和凝 “及为宰相”,即悔其少作艳曲,专门托人收集焚弃。可见官场仕途的荣耀才是他们人生价值所在,男欢女爱不过是偶一为之而已。有薄幸男子就有不幸的女子,在社会政治经济舞台上没有地位的妇女们,不管她们多么优秀,其价值都只能在夫妇合构、阳刚阴柔的关系中获得。一旦这种关系出现失衡与裂变,如丈夫(或情人)变心或远别,妻妾们就很难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情感依托。歌妓更是供人调笑取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但她们也有着人的丰富情感,有的还能歌善舞、才华出众,是士大夫文人的红颜知己。她们铭心刻骨的恋情未必就不感染身不由己的文人,他们未必就没有情感真实投入后又“玉郎薄幸”的忏悔与自谴心理,加之他们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地隐藏着女性般情感细腻的一面(如前所述之双性人格)需要表现。因此,他们不自觉地关心着弱势的女性群体,为她们哭为她们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灵魂的自赎。兹以毛文锡《更漏子》为例,以见一斑:
春夜阑,春恨切,花外子规啼月。人不见,梦难凭,红纱一点灯。偏怨别,是芳节,庭下丁香千结。宵雾散,晓霞辉,梁间双燕飞。
这是典型的“男子而作闺音”,他将少妇独守空房的心境与情境都表现得深婉周至,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令清代陈廷焯亦云:“我读之不知何故,只是瞠目呆望,失声一哭也。我知普天下世人读之,亦无不瞠目呆望失声一哭也。” “‘红纱一点灯’,五字五点血。”⑩他如此激动,正是他与作者同情而又温软的诗心息息相通。
综上所论,源远流长的代言传统对文人“拟作闺音”词体创作的心理影响是显见的,也是深刻的;人的双性潜质则是与生俱来的,它是词人不自觉的摹拟女声以表现自我的潜意识;而双重人格与多重角色的复杂转换则是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多方面原因所致。另外,五代西蜀词体创作之所以出现“男子而作闺音”的现象,还有时代地域的影响、文体的限制、歌唱者的要求、受众群体的需要等重要的原因,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古卫红)
此成果系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科研课题“巴蜀词研究”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帆,重庆市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田同之.西圃词说[M].唐圭璋.词话丛编[Z].中华书局,1986,1449.
②黄花庵词选[M].引自: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4.
③④卡尔文·S·霍尔、沃农·J·诺德拜合著.荣格心理学纲要[M].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41.
⑤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三联书店,1988.259.
⑥ 库·辛格.海明威传[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93.
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43.
⑧引自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227.
⑨释惠洪.冷斋夜话[M].丛书集成 2549[Z].中华书局,1983.46.
⑩陈廷焯.白雨斋词评[M].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