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浪潮中,“民族性”成为启蒙者拷问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启蒙”之于中国的重大效用之一,便是中国的国民性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强光照射下,呈现出巨大的暗影,于是,西方价值成为启蒙者进行民族性定位的重要参照系,因此,当启蒙者在认知､建构民族自我形象时往往认同并内化了一种隐含着压抑的“他者”价值｡陈独秀在谈到中国的国民性时曾经援引了日本人对于中国民族性的评判:“吾国衰亡之现象,何止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缩苟安,铸为民性,腾笑万国,东邻尤肆其恶评｡最近义勇青年杂志所载《支那之民族性与社会组织》,文中有言曰:‘彼等但求生命财产之安全,其国土之附属何国,非所注意｡其国为历代易姓革命之国也｡其国王之为刘氏或李氏,乃至或英或俄或法,一切无所容心｡……彼等于个人眼前利益以外,决不喜为之,政治上之抗争,宁目为妨害产业之决大非行,政治之良否是非,一般人民绝不闻问,彼等但屈从强有势力者而已｡’”对于“东邻”的肆意恶评,陈独秀是在抗议的情绪中又不得不取认同的态度:“日人此言,强半属于知识问题者,犹可为国人恕,惟其屈从于强有势力者一言,国人其何以忍受,然征诸吾人根性,又何能强颜不承｡呜呼,国人倘抛置抵抗力惟强有势力者是从,世界强有势力者多矣,盗贼外,人将非所择,厚颜苟安,真堪痛哭矣｡”①这一屈辱性认同实际隐含着启蒙者的良苦用心：力图以“民族自耻”的心理激发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自觉和民族自强｡
　　在以揭示国民“劣根性”为主要启蒙策略的民族价值审定中,其中一个未被觉察的层面是当启蒙者言说民族问题､国民性问题时往往采用一种性别隐喻｡这一看似信手拈来的喻说方式实际却透露出了多重信息,诸如启蒙知识分子对本民族的自我价值定位､对于西方的镜像认同以及在这一性别隐喻背后所展示的深层焦虑等等｡民族话语的性别喻说并非是《新青年》同仁的首创,在此之前,现代思想启蒙先驱梁启超在论及中国国民性的时候就运用了这种比喻方式｡比照西方民族所共有的冒险进取精神,梁启超对国人做了这样的评判:“危乎微哉,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自昔已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曰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曰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此老氏之谰言,不待论矣,而所称诵法孔子者,又往往遗其大体,摭其偏言,取其‘狷’主义而弃其‘狂’主义,取其‘勿’主义,而弃其‘为’主义,取其‘坤’主义而弃其‘乾’主义,取其‘命’主义而弃其‘力’主义……”,以至于“一国之人,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呜呼!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者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恫哉,恫哉,吾不知国之何以立也!”②在呼唤一种以“狂”“力”为底色的冒险进取精神的同时,“女性”“女德”同“鬼脉”“病质”“暮气”则成为梁启超痛斥国民性愚弱､暗昧的同类语汇｡顺承着前代启蒙者的思路,“国民性”问题在新一代五四启蒙知识分子这里得到进一步阐发:“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白人征服者也,非白人皆被征服者也;极东民族中,蒙､满､日本为征服民族,汉人种为被征服民族……征服者何?其人好勇斗狠,不为势屈之谓也｡被征服者何?其人怯懦苟安,惟强力是从……以一人而附属一人即丧其自由自尊之人格,立沦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隶､捕虏､家畜之地位｡”③这种对于民族话语的性别喻指深切透露出启蒙者对于民族卑贱地位和屈辱身份的认承,以及打破这一民族弱势的迫切愿望｡内外交困的民族危机和日愈激切的启蒙诉求使陈独秀等现代知识分子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国民”的觉醒:“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④这一面向“青年”的启蒙策略,在“后必胜于今､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理想预期中焕发着一种生气淋漓的历史激情:“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之细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⑤在这种进化论的认知模式中,交织着被淘汰的恐惧和新生的渴望｡但是作为民族新生希望的青年,其现状却令启蒙者堪忧:“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⑥“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这一带有鲜明贬抑性的“性别隐喻”,不仅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语境下启蒙者给予国人的警示,同时也揭示出传统的“美质”给现代青年造成的“弱态”:“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恒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状无能为,此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这一带有女性化的阴柔之美､病态之美,正是导致国衰种促的一大病根,因此,启蒙者要求中国“新青年”首先要达到一种体质上的强悍:“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 ⑦也正是基于中国国民性､尤其青年国民的这种荏弱状态,陈独秀主张施行一种“兽性主义教育方针”:“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⑧陈独秀这一看似颇为“激进”的主张实际正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获得了一种合理性｡“欧战”——这一恃强凌弱的现实战争环境,使中华民族正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存亡边界,启蒙者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亟亟呼吁青年要在这一战争中自觉自强:“国势安危,道德存亡,身世荣辱,我青年肩上,责任实万无放弃之余地,万无中立之理由｡此而放弃,此而中立,譬诸野彘,两虎相遘,眈眈逐逐,爪牙奋张,彘守局外,终为胜者之牺牲;譬诸齐姬,遇两荡子,富均貌敌,嫉妒寻仇,机井构陷,齐姬旁观,惟供胜者之狎玩,……愚何敢以鄙悖不情之喻,侮我青年,惟皇天无亲,降此丧乱,我国家地位实去野彘无几,我国民资格若再经一次堕落,其高于齐姬几何,决非愚者所能忖度｡”易白沙在战云中所做的民族情势分析再次以性别为譬喻,而且用意鲜明,以此明示中国正如“野彘”“齐姬”一般面临惨遭虎狼杀戮､列强蹂躏的屈辱与危机,中国青年惟有“各奋匹夫之勇,廓清世界之战云与国内之战云而已”⑨｡
　　在对中西方国民性的比照性评判中,“西方”的民族性往往是以一种透明的､均质的价值成为中国国民性自我观照的镜像,因此,民族话语的性征喻说往往是双向的:一方面是认定民族自我形象的荏弱被动,易遭蹂躏的女性气质和阴柔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民族性中强悍进取的男性气质和阳刚精神的追慕与颂扬｡这种喻指不仅仅源自性别自身所呈现的自然力量上的差别,更是基于文明程度上的等级差异｡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可以说是这种运思方式的集中而激切的体现:“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⑩并非这些启蒙者不珍爱和平,是因为处于被征服､被奴役地位的民族根本没有资格谈和平,而只有奋起抗争:“若夫被征服者,则除勇猛精进,脱离被征服之惨辱外,欲求和平,但有自戕一途而已｡”(11)启蒙者对于中西方民族性的比照是否恰切和理性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用这一带有自贬性的对比策略唤醒国人的觉悟和青年国民的奋进｡在这种强弱分明的民族性比照中,启蒙者往往把女性和奴隶､捕虏､家畜､野彘进行同类指涉来喻指本民族的地位和困境,这种并置方式,显然是基于中国女性一种“自古以来”的被囚禁､被使用､被豢养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对这种卑微处境的习惯性默许,而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和文化的潜意识性共识,才使得这种以性别方式言说的民族话语获得了一种简单明了的刺激性效果｡由这种性别隐喻建构起来的“西方”被赋予了进步者､启蒙者乃至征服者的男性至尊地位,而中华民族则处于女性的､被启蒙､被征服的从属地位｡作为上述话语的一个延伸性话语,则是《新青年》杂志对于欧战中涌现出的将帅,诸如“德国军神——兴登堡元帅”､“法国名将——霞飞将军”“德国骁将——麦刚森将军”等等,都进行了图文并茂､几近“神性”的介绍和颂扬,启蒙者希图用这些勇武的西方军人形象激发起中国青年刚猛的“铁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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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性眼光,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者都意识到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化格局中,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而以先觉者的姿态主动承担起促动这种文明进程的历史重任｡但是基于对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的不同价值定位，中国二十世纪前后两代启蒙者还是设计了不尽相同的文化融合路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现代启蒙者”基于对本民族古老文明的虔敬,是把中华文明作为文明融合中的主体:“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1}将西方文明比喻成“美人”尽管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但显然是把中国文明作为强势文明来对待的,由此可见出梁启超对于中国的本土文明的自信｡与前一代启蒙者相比,被称为“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 (13)的五四启蒙者,尽管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14)的历史性格,但是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与外,在他们思想中的价值定位并非是等分的｡中国自近代以来并未化解的民族危机､日渐彰显的文化症结以及他们之于西方文化更为深刻的了解,使这一代启蒙者更加确信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并坚信其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改造的有效性,因而也改变了他们对于中西方文明融合过程中的主客体定位｡同样是对东西方文明“结婚”的想象,胡适的构想却与梁启超不同｡胡适于一九一四年作《睡美人歌》:
　　
　　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一朝西风起,穿帏侵玉臂,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昔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戾｡画眉异深浅,出门受讪刺｡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东市买宫衣,西市问新制,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
　　
　　对于这首诗,胡适自己有所解释:“拿破伦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余以为以睡狮喻吾国,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欧洲古代神话,(The Sleeping Beauty)相传有国君女,具绝代姿,一日触神巫之怒,巫以术幽之塔上,令长睡百年｡以刺蔷薇锁塔,人无敢入者｡百年期满,有武士犯刺蔷薇而入,得睡美人,一吻而醒,遂为夫妇｡英诗人邓耐生咏其事｡其诗往往微合吾国近世史事｡感此,作睡美人歌,以祝吾祖国之前途｡”(15)胡适利用这个古老的神话把古老文明的中华比喻成“睡美人”,但是这个美妙女郎需要西方“武士”神奇的一吻才能苏醒,与之结为夫妻,方能重获新生｡在胡适的这一“民族寓言”中,中华文明显然已经变成了被唤醒､被启蒙的对象,这显然与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信服有着直接的关系｡胡适的民族新生构想显然和前辈梁启超拉开了距离,但是也与同代人陈独秀颇为激进的观念有所不同,尽管二者都是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改造力量作为中国文化新生的途径,但是胡适在承认中国近百年来懵懂沉睡､落后于人的历史现状的同时,还肯定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有效价值和固有美质,这也正是胡适后来主张“整理国故”的一个心理基础,而陈独秀则以一个老革命家的强悍姿态进行一元价值选择｡胡适期待东方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融合的文化新生构想,虽然依旧是以性别隐喻民族国家,但是“睡美人”的民族寓言一方面策略性地减弱了以两性的强弱对照所造成的两种文明的冲突与对峙;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作为一个倾心于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力图站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渴望中西方文化结合的愿望｡但是从更为深层的文化心理看,这种性别话语依旧没有逃脱弗洛伊德式的男性崇拜的现代运思模式,与之相对应的实际依旧是对于女性的压抑性地位和次等价值的整体文化设定,因而在这一理解模式下的“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并非构成一种历史性等值关系,因此,这种渲染着美好“爱情色彩”的性别譬喻实际与陈独秀的民族/性别隐喻尽管有着态度上的差异,但实际又呈现出深层的内在同构性｡
　　由中国现代启蒙者言说民族话语所使用的性别喻指可以感知,中国的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一方面把西方文明认定为先进(进步)的同义语,并加以本质化和普遍化｡在“现代文明”的定义统摄下,西方文明获得了一种均质化､透明性和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本国文化积淀成的国民性进行了彻底贬抑:“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16)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所营造的“民族自憎”和“民族羞耻”感,自然是祈望在亡国灭种的大恐惧中达到奋起直追的民族自觉和民族自强,但恰是在对西方文明的激切认同过程中,本土文明反倒成了阻碍自身进步的“他者”｡如何看待这种民族话语的价值成为一个历史性问题｡如果抛开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单纯依据对于西方他者的认同而把中国五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做是殖民主义的同谋,显然是对于历史的严重曲解,应该看到,启蒙者对于西方的认同并非是出于一种臣属意识和媚外心理,而是基于一种与西方殖民统治相对抗的民族自强心理,因此,启蒙观念笼罩下的民族话语建构与现代性的追求产生了历史性的“共生关系”,但同时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也决定了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在文化价值和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所遭遇的历史困境:现代性以历史的进步性作为价值预设,而民族性则是以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回溯确立身份,因此,西方他者与民族自我认同､民族性的存在依据与被弃置的传统文化之间呈现为一种悖论性关系,进而使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始终感受着断裂的痛楚,尤其基于历史进步的需求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余孽”所进行的历史性掊击,几乎颠覆了作为民族身分建构的合法性源泉,尽管这种做法在文化现代转型的突围期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自我贬抑所造成的民族自卑情结以及至今依旧影响深重的“崇洋心理”,几乎在百多年的文化和现实积淀中也已经内化为一种民族性,这是每一个追随五四精神的知识者在反思中值得注意的｡
　　
　　①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
　　② 梁启超:《新民说•论进取冒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版,第29页｡
　　③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1916年｡
　　④ 陈独秀:《青年杂志•社告》,《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
　　⑤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
　　⑥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卷2号,1915年｡
　　⑦ 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2卷1号,1916年｡
　　⑧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卷2号,1915年｡
　　⑨ 易白沙:《战云中之青年》,《新青年》1卷6号,1916年｡
　　⑩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卷4号,1915年｡
　　(11) 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2卷2号,1916年｡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3) “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取自李泽厚和香港学者陈万雄的说法,二者都曾经对以《新青年》同人为主的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思想谱系､历史性格进行过精彩剖析｡
　　(14)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3页｡
　　(15) 胡适:《藏晖室札记》,《新青年》4卷2号,1918年｡
　　(16)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卷4号,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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