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度理解经典文本是电子媒介时代化解文学“危机”的一种对抗性策略,而关注经典的“间色”存在,是以一种边缘阅读的方式超越“中心阅读”所造成的经典意义停滞的有效方式｡本文以对《雷雨》经典阐释中被忽略的“间色人物”——侍萍的深度解读,力图使文本的经典意义得以递进式拓展｡
　　关键词:《雷雨》 经典文本 边缘阅读
　　
　　“文学经典”在电子媒介时代所面临的改造或解构的“危机”,已经或深或浅地引发了一种“生存焦虑”｡作为对抗性的策略,一方面是文论界在理论上进行的批驳与分析;另一方面是在阅读实践中更加突出了经典文本的阅读,借以保持“文学经典”的价值与尊严｡作为这一实践的典型代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早在二零零二年就预备增加《专书精读》一类课目,强化“经典化”的阅读体验｡作为这一课程改革的实践先导,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在一次期末考试中出了这样一道题:“你认为曹禺《雷雨》的主人公是谁?说说你的理由｡”这一举措确实有效地使《雷雨》这一经典文本获得了多层面的鉴赏和理解｡实际细审这些“答卷”,会发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答案”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雷雨》的解读有大致的趋同性｡在对《雷雨》中的八个人物(包括第九条好汉“雷雨”或称“命运”)的关注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顺从作者的目光,把阐释的热情投向“面色苍白”而又“郁热逼人”的蘩漪,或者是“虚伪”而“专横”的周朴园,再或者是“怯懦”而“空虚”的周萍｡至于像鲁妈､四凤､周冲,这些被定位为“明暗的间色”状态的人物形象,也“自然”地划出了经典阐释的视野｡关注那些有着鲜明而丰满性格的人物,自然是一种聪明的阅读策略,但往往也造成一种叠加式的阐释｡“主要人物”充分的行动和语言,使他们的情绪和情感在文本中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与宣泄,因此他们的痛苦与愿景是裸现在人们眼前的外伤,鲜活而热烈｡这些清晰可见的“疼痛”,在累积式的阐释中所得到的只是“量”的增加｡对于一部经典文本而言,这种“中心式”的阅读策略实际往往不能促成经典的深化,甚至使“经典”在已知的“经典”层面上造成意义停滞｡因此,一种边缘的目光,一种关注文本“间色”的阐释,或许是使“经典文本”焕发生机的有效策略｡那么,像侍萍这样一个模糊的“间色”人物,就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存在了｡作为文本“现实生活”中一个卑下的仆妇以及周家历史中被镶在镜框中的“逝者”,她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湮没于一个无权言说的身份｡侍萍的“痛苦”经过了三十年的隐忍与磨砺,已经变成一枚坚果,我们需要细细地辨别上面留下来的模糊痕迹与脉络,才能重新想见和恢复那曾经同样生动而深隽的痛苦,甚至可以说,“侍萍”是《雷雨》中一个深切的隐痛,在不被觉察的细节之中隐藏着最为丰富的生命样态和最为热烈的痛苦｡而读懂了侍萍,才会使周朴园摆脱由“脸谱化”的理解所造成的“人性”遮蔽,这也是“间色”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
　　
　　一､侍萍对自我身份的主动揭穿
　　
　　侍萍曾经把三十年后再次遇到周朴园,悲愤地归结为“不公平的命”,实际让这神秘的命运最终发生效力的是郁积在她内心深处的情感,而这隐忍了三十年唯一的一次发泄,却成为推动《雷雨》命运急转的一个关节点｡在从“命运”角度对《雷雨》所进行的普遍解读中,侍萍是一个最“符合主题”的人物,她和女儿四凤的人生循环仿佛最恰当地印证了命运的无可逃脱和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与无奈｡这样的理解实际仅仅把“侍萍”当做了“宿命论”的一个样本,或者说《雷雨》“命运主题”的一个注释｡实际上侍萍不但像其他人物一样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努力冲破命运的罗网,甚至在主动地寻找并抓住命运的每一个契机｡尤其当侍萍在三十年后见到周朴园的时刻,她更是在努力揭穿命运的遮蔽,在有意识地导演自身“命运”｡当刚刚到来的侍萍恍然醒悟到自己就身在三十年前的周公馆时,毫不犹豫“现在”就带着四凤回家,并在蘩漪面前表态:“明天,我准备离开此地,我会远远地带她走,不会再见着周家的人｡”侍萍一方面是在努力避免自己的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另一方面也表明侍萍不愿再与周家的人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当周朴园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她面前时,侍萍却身不由己地改变了初衷｡她的深层意愿让她再也不想离开,曾经带给她生命的欢欣与痛苦的那个人就在眼前,她不能就这么悄悄地走掉｡侍萍被一种无法克制的情感所攫取,她在寻找时机,寻找一个能表达的时机,唤醒那段深藏的记忆｡当周朴园告诉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她找女儿走错了屋子的时候,侍萍却没有就此顺势走开,而是有意地问道:“哦——老爷没有事了?”既非周公馆的下人,侍萍的这一问话实际是不合乎常理的,但是侍萍的内心深处却想借此引起对方的注意,然而这句问话却是无效的,周朴园丝毫没有在意眼前的这个下人的母亲｡于是当周朴园质问“窗户谁叫打开”的时候,侍萍再次获得了一个表达的契机:“很自然地走到窗前,关上窗户,慢慢地走向中门｡”“夏天而关窗”是当年生活在周公馆的侍萍独特的生活习惯——当年因为生周萍受了病,总要关窗｡侍萍实际期望以这一往日共同生活中的“习惯动作”再次引起周朴园的注意｡而对于周朴园而言,“侍萍的关窗”尽管熟悉至极,但是毕竟那是三十年前的生活,与侍萍相关的一切记忆都处于沉睡状态｡因此,关窗之后不得不离开的侍萍走得很慢,她在犹豫,同时也在给周朴园一个回味的时间｡果然,这一有意识的关窗动作有效地打开了周朴园的记忆之窗,周朴园终于叫住了眼前这个令他觉得有些“异样”的“关窗人”｡
　　周朴园得知眼前偶遇的这个人,三十年前也生活在无锡｡于是那段在心底尘封了三十年的伤心往事也开始涌动｡实际三十年前的事件,无论是对于周朴园还是侍萍,都构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承受着痛苦的人一方面不愿意有人触动伤口从而尽量回避,而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有人谈起,与一个真正的知情者共同分享痛苦｡而事件的当事者一方——侍萍的“死亡”,决定了另一个“活着的”当事人——周朴园,只能在他剩余的生命历程中独自回忆这段痛苦往事并独自承担由此带来的精神重负｡周朴园问过许多那个时候到过无锡的人,想打听打听,但是那个时候在无锡的人,到现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活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或者忘了｡周朴园对于过往事件的打听绝非是出于现实利益和名誉的需要所做的“舆论调查”和“追踪”,而纯粹是出于精神的需要和心理的慰藉｡因此,对于周朴园而言,终于遇到了事件的一个“知情者”,共同追忆往事并表达自己的忏悔,实际是在为自己的精神减压｡但是眼前的“知情者”不但出人意表地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并且还在不断地纠正周朴园所自行篡改的故事版本｡于是眼前这个知情者对于事件真相的揭示又让周朴园“汗涔涔的”,尤其当周朴园从“知情者”口中得知曾经被确认“死了的”侍萍“还活着”,而且“就在此地”时,周朴园已经不愿也不敢再寻问下去,想就此了结这场令人越来越悚惧的对话,所以当侍萍问周朴园是否想见见“侍萍”的时候,周朴园连忙回绝:“不,不,谢谢你｡”但是讲故事的权利实际已经掌握在侍萍手中,而周朴园则始终居于一个被动的听众位置和不断被纠错的尴尬境地,他已经无权再控制叙事的中断或继续,而侍萍则成了一个事件的揭秘者和逼问者｡同一个“情感事件”对施害者周朴园和受害者侍萍,都构成了一种深巨的心灵创痛｡但是对于周朴园而言,在后来生活中最终能够以家长的身份使被自己“害死”的侍萍,以正式的家庭成员堂而皇之地进入周家的现实生活,而且得到公开的纪念,乃至死者生前的生活习惯都变成了周公馆不可动摇的“家法”,这些弥补罪过的行为实际在不断地治愈着周朴园的心灵创伤,“忏悔”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精神疗伤方式｡时间则是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治疗者,随着“逝者”的容颜化为泥土,生者心灵的伤痛也在愈合,怀念与忏悔将洗清并代替罪恶与愧疚成为终极的心灵安慰｡而对于实际还“活着的”侍萍而言,这种创痛始终没有得到化解,甚至是在一种无法倾诉､无人倾听的状况中不断郁积着,经过了三十年的艰苦岁月,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心灵负担｡虽然在这场命运安排的偶然会面中,侍萍终于能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替别人叙述这段伤心往事终究无法化解侍萍内心的郁结,她渴望恢复“侍萍”的真实身份,以便亲口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同时侍萍亲眼见到周朴园,痛苦也再次触动了她的伤心与温情,促使她与周朴园相认｡这样改变《雷雨》整个命运的关键就在于侍萍是否要进一步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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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入痛苦往事与现实惊愕中的周朴园至此还没有把眼前知道自己秘密的女人和侍萍联系起来,吩咐道:“好,你先下去吧｡”这时侍萍再度重复了先前被示意离开时那句看似无意识的话:“老爷,没有事了?”侍萍的情感蕴蓄此时已经达到了渴望倾泻的临界点,“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这一细节可以说是《雷雨》中最令人伤痛的一刻,这“没有涌出的眼泪”包含着侍萍一生的辛酸､悔恨､委屈,也泄露了内心深处对周朴园的留恋和重又萌生的期待……如果侍萍像蘩漪那样,“眼泪一滴滴地流在脸上”,或者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也许能达到更痛快的宣泄效果,但是侍萍不是蘩漪,她的年龄,她的身份,她的坚强,她对生活的生死体验,包括她对周朴园的复杂感情,都只容许她把悲哀深深地咽回到心里｡侍萍努力隐忍着没有涌出的“泪”蕴涵了极为深切的心痛和更为复杂的情感｡在《雷雨》中,实际没有谁像侍萍那样在三十年中,经历了如此丰富的生命体验:青春的欢爱,情人的遗弃,母子的生离,生死的绝境,命运的轮回……当年她能抱着自己的孩子投河自尽说明侍萍并不畏惧死亡,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骤然失去,生命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但是被救上来的侍萍却最终选择了继续活下去｡怀中奄奄一息的孩子唤起了她做母亲的责任和生存的勇气｡既然选择了要活着,对于一个经历了生死界限的人而言,怎样活着已经不再是重要问题:“她一个单身人,无亲无故,带着孩子在外乡,什么事都做: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里伺候人｡”为了孩子,又嫁过两次人,而且都是下等的人｡埋葬了“侍萍”而把自己变成鲁妈,三十年来一天天经受的生活苦难和精神的炼狱早已经使侍萍的心枯死了,眼泪也早就哭干了｡而三十年后,命运让她再次在周公馆见到周朴园时,她却终于忍不住“泪要涌出”,死了的情感被激活,枯萎的心再次被泪水浸润,她无法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她要把已经开启的话题继续下去,要让周朴园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把自己闷在心中三十年的委屈诉说出来,而周朴园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倾听者｡倘若这时侍萍顺从周朴园的意愿而结束这场对话,把秘密继续深埋在心中,那么周萍与四凤的秘密身世也不会被揭穿,那么《雷雨》的悲剧命运也将会被改写——周萍与四凤的感情事件,顶多是又上演了一出司空见惯的“少爷爱上丫头”的旧戏｡但是内心被痛苦所啮噬的侍萍,无法就此关闭情感的闸门,三十年来的爱与恨渴望得到倾诉,而周朴园所表露的痛苦和悔愧之情同样使她得到鼓励｡于是侍萍不再遮掩,不再暗示,顺着周朴园提到的“衬衣”的话题,顺势提到了只有两个人熟知的生活细节,从而揭开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使周朴园终于认出了眼前的“侍萍”｡
　　
　　二､侍萍与周朴园的情感揭秘
　　
　　作为一个“间色”式的人物,侍萍的情感在《雷雨》氛围中也是“非典型”性的｡典型的《雷雨》式的性格是“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的极端样态,而侍萍的情感是由理不清的多种情绪发酵而成的深隽的痛苦,自然“爱”与“恨”同样是构成这种“情感间色”的原色｡
　　在这场由命运安排却实际由侍萍导演的“会面”中,侍萍真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委屈,有的只是恨,是悔吗?实际并非如此,包括侍萍此前对周朴园所说的“我以为你早死了”都不过是爱恨交织的怨愤之词｡因为二者之间所构成的不仅仅是“迫害”与“被迫害”的简单关系,更非黄世仁与喜儿式的“阶级仇恨”｡当年那最惨烈的一幕(大年三十儿的风雪之夜,刚刚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的侍萍被逼离开周家的门,走投无路的侍萍最终选择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投河自尽)自然已经凝结为侍萍苦难的焦点和三十年来侍萍无法化解的怨恨所在,同时也成为周朴园三十年来无法摆脱的梦魇和愧疚｡尽管周朴园是这场惨剧的同谋,但是显然不是惨剧的唯一制造者或者主要导演者,导演这场悲剧的至少还有一个家长式的人物——周家的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侍萍一同带走｡当然,专制家长的意志并非是周朴园与侍萍悲剧命运的主宰,周朴园能和一个下人丫头相爱并生儿育女,证明周朴园本身并不是一个旧式大家庭的孝子贤孙,也绝非一个任凭家长安排一切的懦弱子弟,也不是那些惯于玩弄女性的旧式花花公子,相反,周朴园曾经留学德国,自称当年所接受的新思想远比周冲彻底得多｡但是不能指望这些西方的新思想,会使生活在“光绪二十二年”的青年周朴园必然成为一个旧式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者｡相反,他是一个大家庭的继承人和维护者｡周朴园作为周家大少爷的身份地位和由此所附带的对于家庭利益和个人名誉的考虑,已经注定了周朴园不可能选择一个“下人丫头”作为周家的正式大少奶奶,这既有违家族的名誉,也有违个人的声誉｡因此,选择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作为正式的太太,是作为周家大少爷的周朴园生活中必然而唯一合乎社会规范的婚姻选择｡“门当户对”看似一种风俗化的缔结婚姻的软性规则,实际隐含了社会对于个人的一种等级化的制度性压抑,婚姻被期待达成一种与权力､金钱､地位相关的功利目的,而这一原则又以名誉和道德的名义得到个人的认同和集体的维护｡说到底,“名誉欲是社会外在压力内化为人自我约束力的理性表现形态”｡这一内外互构的“理性”婚姻原则所造成的后果是使得最应该与婚姻同体的“情感”因素不断受到排斥和压抑,因此,婚姻是社会老化的一个方式｡周朴园由“爱侍萍”到“选择大家小姐结婚”并非是一种只与情感相关的移情别恋,而是青年周朴园由一个“自然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的必然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婚姻”成为他进入社会场的(包括权力场､经济场)的第一个实验场｡“门当户对”这样一个为社会认同的“常理”,想必侍萍也会无可奈何地认同｡因此,对于“知书识礼”的侍萍而言,她的怨恨不会仅仅针对周朴园的“绝情”,还会针对家族与社会的不容,而这一切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改变的｡对于周朴园而言,尽管这一选择是以舍弃与他相亲相爱的侍萍为代价,但也只好在所不惜｡至于侍萍的死,恐怕周朴园未必一开始就料到,所以这也成了周朴园三十年来一直要为此赎罪的一个心结｡
　　名誉与利益的维护既以侍萍的生命为代价,同时也以青年时代的爱情为代价,这种“生活经验”也渐渐磨就了周朴园日渐冷酷而坚硬的情感｡侍萍作为周朴园生命中第一次的情爱,也是最后一次情爱,并非夸大其词｡周朴园在三十年前用侍萍和儿子的死所换取的婚姻并没有对周朴园的情感世界产生多大的影响,至于这场婚姻必然的连带品——“财富”与“权势”对于周朴园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那位急急忙忙地被娶过来的富家小姐在周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侍萍的位置始终未被任何人所取代,却是一个可见的事实｡可能是出于名誉的考虑,结婚之后的周朴园虽然搬了家,离开了那个伤心之地——无锡,但是从南到北却始终不忍丢弃他与侍萍共同生活时所使用的旧式家具和带有侍萍印痕的旧衣物以及侍萍年轻时的照片｡对于旧物的无限依恋正透露出周朴园内心对侍萍的真正钟情和情感世界的孤独状态｡周朴园对蘩漪的“凶横”更是与对侍萍的殷殷怀念形成鲜明的情感对比,对生活中出现的其他女性的“无情”正反衬了周朴园对侍萍的有情｡因此,《雷雨》中的周朴园并非是一个文学概论中的某类“典型人物”,而是一个在爱情与名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理性”地选择了后者但又为这一选择在“情感上”不断痛苦与追悔的普通人,同样是在痛苦里挣扎着想要拯救自己的“可怜的动物”,周朴园的困境是每一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可能面临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周朴园”｡
　　周朴园的绝情固然让侍萍怨恨,但是对于周朴园当年的无奈,侍萍恐怕也不是一点都不理解的｡而周朴园对侍萍的种种怀念在侍萍刚进到周公馆时就已经觉察,因此,周朴园的无情与深情在侍萍内心世界构成了一个微妙的矛盾体｡对于当年和周朴园相爱并生活在一起的侍萍来说,三十年前被无情地抛弃,尽管已经在她心里铸就了最深刻的“恨”,但对于周朴园的情感不可能仅存留这一点｡三十年前真实存在过的幸福生活,三十年来的追忆与痛苦,三十年后的重逢,凝结成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绝非一个“恨”字了得｡因此,刚刚被周朴园认出的侍萍那么自怜自伤地对周朴园､同时也是对自己慨叹道:“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这绝非是多年未见的故旧相逢时对岁月的一般性叹惋｡侍萍与周朴园都无法抹去岁月的痕迹,他们都已经老了,而且侍萍看上去还要比她的年龄年轻得多(四十六七岁的侍萍看上去只有三十八九岁)｡这一慨叹也并非是真的怨恨由周朴园制造的悲苦命运对自己的格外“关照”,而是侍萍对往事､旧情､青春与欢爱的深深眷恋与惋惜｡“欢乐”是“青春”的同体,庐隐在《海滨故人》中就曾说:“青年男女,就像含苞未放的玫瑰,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也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如此吗?”侍萍在慨叹衰老的同时实际是在悲叹欢爱的逝去,那曾经被爱人迷恋的青春容颜同爱情一道永远消逝了,作为一个曾经被爱的女人,侍萍也希望自己美好的青春容颜永远留驻于爱人的心中,保存一份永不褪色的美好记忆｡当年侍萍与周朴园一同生活并生下两个孩子,可见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短暂的,侍萍当年亲手为周朴园绣在衬衫胸襟上的“梅花”和“萍”字以及周朴园对这些衬衫的珍爱,也足以表明他们当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欢爱与幸福的,而且侍萍现在依稀可见的“高贵气质”和她的“知书识礼”都证明了侍萍当年至少是作为被默认的周朴园的太太而生活在周公馆的,那是周朴园与侍萍人生中共有的幸福时光,却是永远逝去的幸福时光｡此时的侍萍重新陷入到那个旧梦里,三十年前的那场梦重新得到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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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旧梦的完结与噩梦的开启
　　
　　侍萍主动揭穿了自己的身份,但“现实”却把活在侍萍心中的梦和活在周朴园心中的梦同时打碎了｡周朴园由刚才痛苦而深情的回忆转而变成警觉而严厉的质问,这也让沉醉在痛苦往事中的侍萍清醒地重新回到了现实场景中｡周朴园对于家庭及个人名誉与利益的维护在三十年前已经制造了一场惨剧,这就使他一方面要用铁石心肠和手腕来维护这曾经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名誉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人知情的情况下,周朴园已经为自己的过去编织了一个美好的故事,而“死了的侍萍”带着神圣的光环已经成为周朴园家长威严的一部分｡由此也可以理解周朴园与蘩漪之间关系的恶化,周朴园与蘩漪的情感积怨绝非是周朴园知道了蘩漪与周萍之间的秘密恋情,事实表明直到最后周朴园也不知道此事｡真正的原因是周朴园在十五年前喝醉了酒不小心把侍萍的秘密透露给了蘩漪,而使蘩漪知道了周朴园的“真面目”｡从此蘩漪便成了周公馆一个“精神上有病的人”,周朴园更加变本加厉地控制蘩漪｡周朴园为蘩漪罗织这样一个“神经病”的名目有他自身“安全”方面的考虑,万一哪一天蘩漪揭露了事情的真相,也只能被当做疯言疯语,而不会真正危及周朴园家长的尊严｡三十年前周朴园就已经被名誉和利益的欲望带上了一副面具,经过了三十年的岁月,这副面具已经成了周朴园的真实的面目,而“侍萍的故事”也被周公馆除蘩漪之外的上上下下的人所相信｡所以侍萍的出现是使周朴园精心营造了三十年的面具面临被戳穿的威胁,同时也使他对侍萍的怀念与忏悔变得虚幻而滑稽｡丧失尊严与名誉的恐惧感使周朴园所做的第一反应是让“死了的侍萍”继续以“消失”的状态存在,以便继续维护他现有的尊严与体面｡因此,仅仅把周朴园见到侍萍后的态度突变认定是一种资本家“虚伪本质”的暴露不免有些生硬,实际这是一般人在面临地位与尊严受到威胁时通常会出现的“应急反应”｡之所以说周朴园的所为是一种情急所致的本能反应,可以用周朴园后来的言行做一个补证｡当侍萍离开周公馆后,周朴园并没有获得解脱,而是在理智的状态下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良心危机和情感绞杀,重新又进入忏悔与弥补的恶性循环——马上派人往济南寄了两万块钱｡直到在众目睽睽的周公馆再见到侍萍时,终于道出了自己的悔过:“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会好好地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这不仅仅是真相被揭穿后周朴园借以掩盖的托辞,更是终于结束了三十年来“良心逃亡”生活之后的一种精神解脱,以及卸下面具后的一种轻松｡对于侍萍而言,周朴园三十年前的绝情与三十年后的冷漠也粉碎了侍萍多年来残存的一点幻想与期待,侍萍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坚强和自尊,正如当年抱着孩子走出周公馆的大门一样｡周朴园与侍萍在三十年后的见面彻底了结了三十年来的恩恩怨怨,“旧梦”的破碎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很残酷,两人约定从此之后形同陌路｡但是一个秘密的旧梦的完结却不经意地打开了一个新的噩梦的锁链,这个噩梦像一只不可控制的疯狗一样,更加残酷地撕碎了侍萍和周朴园都珍爱的生活余存——周萍､四凤､周冲还有鲁大海｡
　　人们总是简单而偷懒地把一切都归结为“命运”,实际在所谓的命运的运行中,人们一直在为自己做着有意和无意的导演,郁积在个人心中的爱与恨才是所谓命运的真正主宰｡人们“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正如一匹跌在泽沼中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说到底,人们实际不是被不可知的“命运”所困,而是为自己所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囚徒｡把侍萍从传统的“宿命论”解读中解救出来,也就把曹禺的《雷雨》从古希腊命运悲剧的现代翻版中营救了出来｡
　　(责任编辑:解正德)
　　
　　作者简介:王桂妹(1970- ),天津静海人,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① 本文所引用《雷雨》原文部分都出自《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7月1日出版)所刊载的文本｡
　　参考文献:
　　[1] 2001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以来,文学的生存危机便成为学界关心与争论的话题｡2003年,米勒再访北京,发表《论文学》,预言“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界代表性观点有金惠敏:《图像的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孙逊:《图像传播､经典文学向大众文化的辐射》(《光明日报》2004-5-26);李凯:《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经典”问题》(《长江学术》第八辑,2005年版)等｡
　　[2] 温儒敏:《<雷雨>的主人公究竟是谁?》,《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3日;另见《名作欣赏》2004年第4期:《<雷雨>的主人公是谁?——北大中文系学生试卷的观点举要》｡
　　[3] 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4]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发行的《雷雨》单行本中,这句话为“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所以怀疑《雷雨》的“文季”版可能是遗漏了“园”字｡
　　[5] 张福贵:《人性主题的畸形呈现》,《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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