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李白开元十六年(728)春,于江夏送孟浩然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中“孤帆远影碧空尽”,或作“孤帆远影碧山尽”“孤山远映碧山尽”｡这首诗是李白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古来共谈､备受推崇,以至于有“送别诗之祖”的盛名(《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陈继儒语);也因为如此,围绕这首千古定评的诗,尤其是诗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二句,留下了许多评述和解读的资料｡检讨这些解读,可以看出主要体现了以下两方面的认识:
　　一是认为这首诗中“孤帆”二句,描写李白临江伫立,目送孟浩然远去,体现了对孟浩然的“无限深情”｡近人俞陛云在《诗境浅说续编》中便这样说:
　　送行之作夥矣,莫不有南浦销魂之意｡太白与襄阳,皆一代才人,而兼密友,其送行宜累笺不尽｡乃此诗首二句仅言自武昌至扬州｡后二句叙别意,言天末孤帆,江流无际,止寥寥十四字,似无甚深意者｡盖此诗作于别后,襄阳此行,江程迢递,太白临江送别,直望至帆影向空而尽,惟见浩荡江流,接天无际,尚怅望依依,帆影尽而离心不尽｡十四字中,正复深情无限,曹子建所谓“爱至望苦深”也｡
　　这里,在俞氏看来,李､孟二人作为“密友”,送行时自当“累笺不尽”才是,何以此诗只有四句,且“似无甚深意”呢?他通过分析认为,“盖此诗作于别后”,李白将无限深情全部融入了后两句之中,虽止十四字,情意却绵长无尽｡当代学者中,余恕诚先生也持此说｡他在为《唐诗鉴赏辞典》撰写的该诗鉴赏文字中,对这首诗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他看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不同于通常的送别诗,所写的离别,既非少年刚肠式的离别,也非深情体贴式的离别,而是两位风流潇洒的诗人之间的离别;加之当时繁华的时代､季节与环境,使得送者在这种离别中不仅没有因为离别而伤悲,反而有一种愉快而充满诗意的向往｡基于这种理解,他认为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因为点出是在充满美妙传说的黄鹤楼前作别,开头即“构成一种联想,增加了那种愉快的､畅想曲的气氛”,而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因为“再现了那暮春时节､繁华之地的迷人景色”,也把“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对于诗的后两句,余先生说:“看起来是写景,但在写景中包含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细节:李白一直把朋友送上船,船已经扬帆而去,而他还在江边目送远去的风帆｡李白的目光望着帆影,一直看到帆影逐渐模糊,消失在碧空的尽头,可见目送时间之长｡帆影已经消逝了,然而李白还在翘首凝望,这才注意到一江春水,在浩浩荡荡地流向远方的水天交接之处｡‘唯见长江天际流’,是眼前景象,可是谁又能说是单纯写景呢?李白对朋友的一片深情,李白的向往,不正体现在这富有诗意的神驰目注之中吗?诗人的心潮起伏,不正像浩浩东去的一江春水吗?”应该说,俞氏与余恕诚先生的解读体现了自来对此诗的一般性认识｡
　　二是认为这首诗中“孤帆”二句,所描写的非是与孟浩然之间的具体性､个别性感情,而是带有很强的概括性和普遍性｡这种观点主要以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为代表｡他在《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中指出:
　　(李白的离别诗)即使记叙了离别对方具体个人的姓名,而在诗中也多表现出这种舍弃与个别个人关系的描写倾向｡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对方是孟浩然,别后去处是扬州,这都是事实｡但诗中所吟咏情景和情感,则未必非专指孟浩然不可｡对方是自己的亲密朋友,正当春季,诗情基调则是以长江流水象征遥远离别,这才是诗的中心意象｡而作者与孟浩然的具体关系以及专为送别对方孟浩然的必然的个别之情,完全消融在第三､四句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离别感中了｡……这种情况或许与作品仅限于七言绝句二十八字制约不无关系(第54､55页)｡
　　以上的两种解读中,俞氏指出“此诗乃别后所作”,是颇具慧眼的,而余恕诚先生对诗的解析非常细腻､生动,对诗所传递的艺术氛围的把握也很准确｡松浦先生关于诗中临江送别的场景的描写带有鲜明的普遍性､抽象性,有关于李白与孟浩然关系的个别性､具体性描写则不足的分析,别开生面,也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不过,在认真读了这首诗之后,对于以上两种解读,我们仍然不能不产生一些疑问｡
　　先就第一种看法说｡首先,无须细查即可看出,这首诗作为送别诗,在描写角度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完全立足于送者,以送者的角度和口吻叙述和描写,写送者伫立江边,目送友人远去,直至船帆渐离渐远,最后消失在视线的尽头;而对于别者即“故人”在分别时的感受则并未着墨(诗的前两句虽提及“故人”,但主要是叙事,交代分别的时间､地点以及“故人”将要去的地方),让人觉得李白只注重自己的感受,而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这与送别的常情显然不合｡因为在送别诗中,就对离别的感受而言,别者因为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和友人,在感受程度上比送者通常更深｡就这首诗而言,即便如余先生所分析的,孟浩然是在繁华的时代､季节和环境下“下扬州”的,而对于友人所去的扬州,李白也怀有一种亲切的回忆和诗意的向往,可这些对于因为求功名而不得,不免心怀郁闷的孟浩然来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况且对于此前已有过扬州之行,甚至在扬州留下过苦闷回忆的李白来说,也未必对扬州充满了畅想和向往(参考李白《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一诗)｡因此,站在孟浩然的角度来说,他的此次江东之行,无论是应友人相邀而前往,或者是漫无目的的闲游,对于由江夏至扬州的漫长旅途,应该说他都不可能不在临别之际心生离别之感(就算是烟花三月,风光旖旎,但江程迢递,孤寂无侣,难道不会因此而产生“审美疲劳”或寂寞厌倦之感吗)｡既然这样,李白又何以会置孟浩然的感受于不顾,而只顾自己陶醉于“浪漫的遐想”之中呢?即便退一步,如俞陛云所说,“此诗作于别后”,但在别后而作的时候,李白不也同样可以追拟离别时的情境,从而补述孟浩然的感受吗?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首诗立足于送者的角度,是诗人匠心独运的安排呢?还是另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使然呢?其次,就算孟浩然作为长者或前辈,在李白面前需要克制或掩饰离别时内心的伤感(其实,对孟浩然来说,如果没有伤感的话,他与李白也就算不得“故人”了,这样所谓“故人”,也就成了李白的一相情愿),那么李白为什么又没有在分别前对孟浩然殷勤致意和嘱托呢?难道他甘愿在分别之后､友人已驾舟东下才在心里为友人送上祝福,或者如诗中所写的那样,在江边目送友人,而不知道临别之前的嘱托､致意,更能给对方以精神上的鼓励和慰藉吗?第三,仔细阅读这首诗,我们还可体会到,这首诗李白只是在诗题中告诉我们所送的对象是孟浩然,而在具体的描写中,没有提供给我们有关孟浩然的任何信息｡通常送别诗中作者会将与所送友人过去的交往或共同经历写进诗中,对送别对象采取个别性的描写,不至于让读者对送别对象模糊不清｡但这首诗却不是这样｡可以试想一下,此诗如果像李白《灞陵行送别》等诗那样命题,以《江夏行送友人》或者《黄鹤楼送友人》为题的话,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破译李白所送的对象就是孟浩然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凡此种种,都是持第一种观点所难以解释的,因此不能不使我们对这种解析是否真正把握住了诗的意蕴和精髓产生怀疑｡
　　再就第二种看法说｡松浦先生虽然注意到了诗中“孤帆”二句的描写缺乏李白与孟浩然之间感情的具体性､个别性,但在解释成因时,他却将原因归结为是七言绝句二十八字的诗歌形式､体制局限的结果｡今按,七言绝句固然由于体制的因素,不能像古诗(短古例外),甚至不如律诗那样能容纳更多的内容,但并不意味着它所省略的一定得是具体性描写才行,且不说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王维对与元二之间的友情的细致生动的描写,何等个别､具体,即便李白自己的送别诗,对于送别对象的个别性描写也很鲜明｡像他的《送贺客归越》诗:“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诗中所写便多切合于贺知章｡后二句虽是用典,但也是基于贺知章的风流纵诞､擅长书法而言的｡由此可知,是否描写与所送对象之间个别性､具体性的关系,固然不能与诗之体制､形式无关,但应该说更多地是由诗人的表达意图决定的｡因此,松浦先生关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后二句所描写的送别场景与孟浩然缺乏关联,是因为七绝体制限制的结果的说法,是不足以成立的,应该更多地从其他的方面寻求解释｡另外,松浦先生虽然认为“孤帆”二句对于临江送别的描写缺乏具体性､个别性,但也并未对临江送别的真实性加以怀疑或否定;换句话说,他也是认同了俞氏､余恕诚先生关于这二句表现了李白对孟浩然远去的依依惜别之情的看法;只不过相对于俞氏与余先生,他注意到了诗中情景与情感的概括性､抽象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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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解读,之所以存在着一些疑问和不足,关键在于解读的时候,只是孤立地看待这首诗,只是着眼于这首诗创作的当下环境诸如时间､地点､人物等方面,没能全面考察影响李白这首诗创作的其他因素｡其实,如果联系李白的其他作品看,就可以发现,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从根本上说是他蹈袭自己其他诗而成的｡这样,诗中关于临江送别的描写,虽然不能没有诗人当下的经历与感受,但应该说更多地融入了李白其他诗中已经体现出的类似生活经验｡上述俞氏以及余恕诚先生关于这首诗中临江送别的细节的分析,由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将临江送别完全看作是李白送别孟浩然时当下之感受与经历,虽然所析生动如现,但在对这首诗的意蕴和诗境的把握上,不能不由此而产生某种程度的偏离｡那么,李白这首诗是蹈袭哪首诗而成的呢?我们注意到,在《李太白文集》中,有一首诗题作《江夏行》,这首诗是这样的:
　　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适来往南浦,欲问西江船｡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对镜便垂泪,逢人只欲啼｡不如轻薄儿,旦暮长追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如今正好同欢乐,君去容华谁得知!
　　此诗是李白自创的一首乐府新辞｡明人胡震亨在《李诗通》中云:“白此篇及《长干行》篇并为商人妇咏,而其源似出《西曲》｡盖古者吴俗好贾,荆､郢､邓间尤盛｡男女怨旷,哀音清商,诸《西曲》所由作也｡第其辞五言二韵,节短而情未尽｡太白往来襄汉､金陵,悉其土俗人情,因而演之为长什｡一从长干上巴峡(指《长干行》),一从江夏下扬州,以尽乎行贾者之程,而言其家人失身误嫁之恨,盼归怨望之伤｡”由胡氏所论看,此诗应是李白出川之后,因往来江汉､金陵,留意沿岸土俗民风而作的,故一般认为此诗是李白于开元十三年(725)所作｡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在描写怨妇送别作为商人的夫婿外出行贾时,有这样几句: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
　　把这四句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加以对照,不由得惊讶二者何其相似乃尔!首先,就描写角度来说,这四句也是完全立足于送者,以商人妇的口吻叙述,而对别者的离别之感则并未着墨｡其次,更重要的是,就内容而言,这四句也是以黄鹤楼为送别之地;商人所要去的地方也恰恰是扬州;商人妇在与夫婿别后也同样是目送着云帆东去,直到渐远渐无､消失在视线的尽头,然后才注意到眼前流向远方的江水,这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所描写的场景几乎毫无二致｡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为送别诗,以送别的时间､地点､行者所去之处以及临别场景为构成要素,并用以衡量《江夏行》这四句诗的话,可以看出,除了送别时间不同之外,其他三个构成要素都完全一样｡可以说,《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几乎就是《江夏行》中这四句诗的翻版:就好比是一个舞台剧,同样的布景,同样的道具,只是剧中的角色由原来的商人与商人妇改为了李白与孟浩然而已｡我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江夏行》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渊源关系,前者脱胎于后者的痕迹一目了然｡因此,可以断言《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就是蹈袭《江夏行》而成的｡
　　明确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乃蹈袭《江夏行》中关于临江送别的内容而成,前面我们困惑的问题,便都有了答案｡显而易见,这首诗李白之所以立足于自己作为送者的角度,没有描述孟浩然对离别的感受,并在立足自己的同时,也只着眼于别后临江伫立,凝神远望,而不是叙述临别之时对友人的殷勤嘱托和祝愿,绝不仅仅如俞氏所言那样是因为“此诗作于别后”,也同样不是李白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根本的原因在于诗中所描写的临江送别场景,是李白从《江夏行》中借鉴过来的｡因此诗人之临江伫立,凝神远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在送孟浩然时的当下感受与经历;而松浦先生所谓“作者与孟浩然的具体关系以及专为送别对方孟浩然的必然的个别之情,完全消融在第三､四句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离别感中了”,根本原因也同样在此,而不是什么七言绝句的体制局限的结果｡从这首诗与《江夏行》的渊源关系看,诗中所描写的临江送别场景即便有李白当下亲历与感受的成分,也已经更多地融入了此前类似的生活经历与感受了｡诗歌的创作原理告诉我们,诗人的创作不完全受当下感受､经历之所限,当诗人当下的感受､经历与过去类似的生活积累和经验相叠合的时候,诗人会自然而然地沿袭过去的生活积累所“凝固”成的思维定势,从而形成所谓“套板反应”,以过去的经验取代当下之所历;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当下的感受经历中融入此前类似的经验｡李白的这首诗也可以作如是观｡其实,早在宋代,陆游在《入蜀记》中描述黄鹤楼时,就曾这样告诉我们:“太白登此楼,送孟浩然诗云:‘征帆远映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卷三)这里所谓“非江行久不能知也”,便明确地指出了李白这两句诗非是送孟浩然一次经历所能得,而是包含有过去“江行久”的生活经验在内,这与胡震亨在解释《江夏行》的创作时所谓“太白往来襄汉､金陵”,恰可以互相印证｡事实上,除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之外,我们从李白其他的诗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描写水流天际､天高云远的诗句｡像他的“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送别》)､“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远”(《秋日登扬州西灵塔》)､“刳木出吴楚,危槎百余尺｡疾风吹片帆,日暮千里隔｡别时酒犹在,已为异乡客｡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江行寄远》)､“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六)等,这些诗句对景物描写的角度,也都明显地体现出对《江夏行》的继承关系,可以见出李白一再地将《江夏行》中“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所体现的情景用之于后来的创作,使之与诗人当下之经历与感受结合起来｡这样,由于情境的相似相近,诗中所描写的场景便很自然地呈现出复合､叠加的特点,而不纯然是诗人当下之所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所体现出的与《江夏行》之间的关系,也生动地体现了诗歌创作中的这一艺术规律｡
　　需要强调的是,揭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乃蹈袭《江夏行》而成者,并不意味着是对这首诗的否定与贬抑｡事实上,即便如此,也无损于这首诗的地位和成就｡这是因为:第一,这是李白自袭之诗,非袭自他人者;第二,更重要的是,李白在蹈袭《江夏行》中临江送别的内容时,不是原样地照搬,简单地重复,而是因循之中有变化,并在因袭的基础上比所因袭的对象有了更大的提高｡这种变化与提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首先,由于《江夏行》作为一首乐府诗,带有较鲜明的叙事色彩,诗中“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服从于全诗所表达的主题的需要,所含有情感内容与艺术表现力也不能不受制于诗的整体,因此不具有完整､具足的意义,不可避免地缺乏独立性､完整性;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结合当时送别孟浩然之感受,将这四句从《江夏行》原来的语境中抽离出来,经由必要的补充,使之独立成篇,这在赋予了它完整､自足的意义的同时,还使得它们原先所潜含的艺术和意义元素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升｡而从语言形式上看,李白还将这四句由《江夏行》中的五言,改造为七言,扩大了诗的容量｡其次,《江夏行》中“去年下扬州”一句,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被李白改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三月”而着以“烟花”,意味着繁花似锦､绿草如茵,与“去年”作为纯粹时间意义的抽象概念相比,具有了鲜明的视觉形象,因而也更富有诗意､韵味和艺术表现力｡在这个意义上,余恕诚先生说这一句将“送别环境中那种诗的气氛涂抹得尤为浓郁”,无疑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不过,应该强调的是,对李白而言,这并非是为了渲染离别时的气氛｡再次,在《江夏行》中,“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以“眼”与“心”对举,着眼于商人妇的感官来写,诗境因此显得较为拘狭,虽然“帆去”后着一“远”字,但也较为空洞､抽象,缺乏形象性｡而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二句则克服了这种局限｡这里,诗人首先以“孤帆远影”概括“眼看帆去远”,更在此基础上着以“碧空尽”三字,使诗境更延展了一个层次和境界;同时,“天际流”也突破了“江水流”所指的眼前范围,而将人的视线引向了遥远的天际｡总之,这两句诗经由李白的改造,诗境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以上三方面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虽是蹈袭《江夏行》而成者,但在经历了上述改造之后,比之原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可以说李白将一个商人怨妇题材意义､带有鲜明地域民俗特点的诗,改造､提升成寄托文人情致怀抱的抒情诗,后出而转新,具有了更高的精神品格,可谓始于蹈袭而终于超越,夺胎而换骨｡我们通过这一过程的追踪,也可以看出,作为天才诗人的李白,虽标举兴会,崇尚伫兴为诗,但在创作上也不断探索,精益求精,突破自我,从而使我们对李白及其创作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弄清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与《江夏行》之间的关系,事情并未到此而结束｡因为,在我们对围绕着这首诗此前的解析提出怀疑的同时,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此前的解读存在误读,那么这首诗的创作旨趣究竟是什么呢?李白究竟在诗中传达了什么意趣呢?在我看来,既然“此诗作于别后”,而不以赠孟浩然为目的;既然此诗乃蹈袭《江夏行》而成,诗中临江送别的场景原来是李白此前江行经历与感受的挪移或复现,那么我们怎么能仍然视而不见地去强调此诗旨在表达对故人远去的怅惘惜别之情呢?其实,当李白将《江夏行》中的“去年下扬州”改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将“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改造为“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时候,我们从“烟花三月”所含有的万物争荣､草木如茵的气象,以及“碧空尽”与“天际流”所含有的渺远无穷之意中,就可以分明感觉到,李白临江伫立所深情凝望的,其实已经不再是远去的风帆,而是风帆所指向与归依的包蕴着生机与活力､永恒无尽､无限广大的天地之境､宇宙之境;李白所畅想与向往的,也并不是友人乘舟前往的､方位确定的扬州,而是更为广袤阔大的世界,这里面明显地包含着一种浓郁的对于无限的欣然憧憬与向往之意｡如果一定要说李白这首诗“深情无限”的话,那这种“深情无限”也非源自对友人远去的惜别之情,而是李白由对天地之广､山川之美的沉醉与礼赞､内心洋溢而升腾起的一种对宇宙､人生的无限爱恋之情｡在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诗中的抒情形象由美好的江山胜景激发起了对包括人生在内的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与珍惜之情,又由宇宙之永恒而生出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与怅惘｡而这里,李白从天地之广大与宇宙之永恒中,得到的全然是诗意的沉醉､畅想与满足,全然是对无限与永恒､理想与人生的憧憬,而摈弃了《春江花月夜》中那种少年式的感伤与迷惘｡概括地说,李白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着意展示了一种广大的天地之境､宇宙之境,并同时把这种境界想象为自己未来人生的舞台(正是这样,诗中才充满了一种对于无限与永恒的憧憬､神往之意)——这应该才是这首诗真正的创作旨趣之所在｡因此,这首诗虽然在形式上是送别诗,但应该说李白是借用送别的形式来抒发和表达对宇宙､人生的畅想与憧憬,本质上更是一首借景物描写以言志抒情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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