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元代曲坛的黄钟大吕｡八百年后我在江南侧耳倾听,那铿锵,那沉雄,那激越,仍然从遥远的北方深远的岁月里隐隐传来｡
　　黄钟,我国古代音乐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音调最为洪大响亮;大吕,六种阴律的第四律,其音调也属于“洪亮级”｡“黄钟大吕”,后来就用以形容音乐或文辞的庄严与正大,华妙与高扬,而“黄钟毁弃”,则喻指有才德的人或优秀的作品被忽视甚至弃置｡与之相反的是“瓦釜”,“瓦釜雷鸣”是说泥制的锅或瓦器被敲得很响,喻指无才无德之人身居高位或平庸低劣的作品风行一时｡从古至今,如恒河沙数的作品都如同“瓦釜”,而“黄钟大吕”之声却难以多得与多闻｡元代的曲家中,张养浩作品的数量仅次于张可久与乔吉而位居第三,但作家地位的高下并非以作品数量的多寡为转移,最终还是以质量定胜负｡二十一世纪之初,我远赴元代去倾听众多曲家举行的歌唱会,让我眼睛一亮的是张养浩的出场,让我耳朵也一亮的,是他的组曲[中吕•山坡羊`黄钟大吕般的歌声｡
　　在元曲家的大合唱中,张养浩是在开幕之后众星闪耀丝竹已酣之时登场的｡在他出场之前,元好问､关汉卿､马致远和白朴等人都已作过精彩的演出了｡他的作品,多是五十岁辞官归隐之后所作,或寄情山林而咏唱隐居之乐,或回首生平而咏叹官场之险,其中当然不乏佳篇秀句,但他的乐章的华彩乐段,毕竟还是演奏于他的晚年,更准确地说,是在他的最后一息｡他点燃而高照的,是他的生命最绚美的红烛;他引吭而高歌的,是他的黄钟大吕般的绝唱｡
　　在元代的汉族文人中,山东济南人的张养浩是一个异数｡由于得到好心的识人者的举荐,他年轻时即步入仕途,后来成了一般汉人难以企及的高官,更成了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难得的清官｡因为常常直言进谏而屡屡遭到排挤与打击,历经宦海浮沉,看透官场险恶,他在五十岁时即元英宗元年(1321)即辞官归里,日听泉声,夜邀明月,优游于远离红尘浊世的山林之间｡流水十年间,十年之中朝廷七次征召,这于一般热衷官场的古今“瘾君子”们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但他却每次都力辞不就｡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饥民相食”,因张养浩廉洁奉公而颇具才干,加之养尊处优的官员们都不愿去干那费力不讨好的苦差,朝廷特拜他为“陕西行台中丞”,负责救灾工作｡他虽然年已六旬,这回却毫不迟疑地登车就道,将家财全部散发给家乡的穷苦百姓,在四个月的救灾中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因积劳成疾而死于任所,用今天的语言就是“因公殉职”｡他的自然生命虽过早地结束了,但他的创作生命却挥洒成壮丽的晚霞,那晚霞永远也不会消逝,辉耀于历史的天空,辉耀于我们的眼前,至今仍可以引发我们许多深远的联想,这就是他的[中吕•山坡羊]为曲牌所写成的十首力作精品｡
　　这是系列性的怀古伤时的组曲｡以怀古为题材和主题的作品,前代已汗牛充栋,其中不乏独具手眼的佳作,如杜牧与王安石等人的颇具史识史见之篇｡然而,前人也有不少作品落入程式化的老套,即多为或抒写感时伤逝的个人之情,悲叹时光易逝,或嗟叹一朝一姓的兴亡,惋惜盛景不再,就像遵循一条生产流水线而出生的产品,缺乏独特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与艺术的魅力;又像平地蜿蜒起伏的丘陵,没有一览众山的让人眼界大开的视野与高度｡张养浩这一组写于西行途中的怀古之作,将深刻的批判性与强烈的现实感结合起来,别开天地｡在他此作之前,元散曲的题材始终囿于作家的个人小天地,是他,才开拓了俯仰古今关心民生疾苦的社会大世界｡且让我们欣赏霞光之壮美与山岳之嶙峋吧:
　　悲风成阵,荒烟埋恨,碑铭残缺应难认｡知他是汉朝君,晋朝臣?把风云庆会消磨尽,都做北邙山下尘｡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
　　从东汉以至唐朝末年,洛阳是许多朝代的首都或陪都,为许多封建帝王与达官贵人风云庆会之地｡洛阳之北黄河之南的北邙山,西起渑池东至郑州长达四百里,也是他们曲终人散后的殊途同归之所,至今山上还留有千坟万墓｡前人写北邙山,少不了触景生情,对景生哀,从晋人张载《七哀诗》的“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世主”,到唐代沈?缙凇囤?健返摹氨壁?缴狭蟹剀?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唯闻松柏声”,都是同一曲调的前后反复,令人的耳鼓颇感疲劳,及至张养浩登临一唱,才唱出了新的境界和天地｡“把风云庆会消磨尽”,想当年,那些封建帝王皇亲国戚有谁不是权欲熏天,聚敛无度而挥霍成性?结果一无例外地“都做北邙山下尘”,都逃不脱自然的铁律,万人之上的君,一人之下的臣,都早已长瞑不视,千呼不应｡张养浩没有一般性地伤逝,而是矛头直指封建社会权力中心的“君”与“臣”,其胆识绝非流俗可比｡马可•奥勒利乌斯是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皇帝,但他又是哲学家,所以他在《沉思集》中才会一语惊人:“死使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王和他的赶驴人平起平坐｡”中国的帝王与权贵们能这样想会这样说吗?
　　至高的君臣们的生死如此,那一时的功名又当如何呢?请听:
　　天津桥上,凭栏遥望,舂陵王气都凋丧｡树苍苍,水茫茫,云台不见中兴将｡千古转头归灭亡｡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
　　洛阳乃历史名城,九朝故都｡东周､东汉､曹魏､西晋､隋炀帝､武则天等先后于此建立王城,但曾几何时,那些为封建王朝的建立而叱咤风云的英雄和为一统天下之私而用尽心计的帝王,都“千古转头归灭亡”,无论是“功”抑或是“名”｡即使赫赫奕奕,烈烈轰轰,都无法千秋万世,都无能万寿无疆｡天津桥,故址在隋唐皇城正南的洛水之上,今日洛阳旧城西南,现在只有几个残留在水中的石墩,在测量也在挽留流走的千年岁月,其侧则是新建的现代化的公路大桥｡有一年我远赴洛阳,特地去寻觅天津桥的旧址,伫立于新桥之上俯眺旧桥的遗痕,我当然想起曾咏叹此桥的张养浩｡为一家之天下而戮力,替一姓之王朝而卖命,其功名虽煊赫一时,转眼却灰飞烟灭,而张养浩拯民于水火的事功,他开创散曲新天地的名声,却一直传扬到今天｡为一己或一姓之私的不长久,为百姓效力甚至效命则不能说不久长吧?
　　一时的功名如此,那一朝一代的输赢又当怎样呢?请看: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秦始皇一统天下,征发宇内民夫七十万人,穷二十年之功,于骊山下修筑自己的陵墓,不仅此也,他还在渭水之南今日西安西郊的阿房村､古陈村附近,修建他的安乐窝阿房宫｡一千五百年后张养浩前来,只见当年的雄图霸业飞阁重楼均已荡然无存,交给了一片荒凉,只有河山依旧｡然而,岂止是二世而亡的暴秦如此,列朝列代何能例外?张养浩由小及大,由点至面,由具体而概括,认为封建统治者之间的争夺与厮杀,无论胜利或失败,到头来最终都是一?g黄土!人文精神的关怀中有所谓“终极关怀”,而批判精神中也应该有“终极批判”吧,那就是从永恒的时空的立场,以超越一切的大历史的眼光,从终极的意义上所作的批判｡张养浩此作就是如此｡它是一帖清凉散,也是一记警世钟,更是一把锋利无情的解剖刀,锋芒所至,天地无言｡
　　勘破生死,藐视功名,否定输赢,张养浩以振衣千仞的宏大气魄,以直指鹄的的批判精神,以形而上的高屋建瓴的思考,表现了他对人间生死､功名利禄乃至历史兴亡的大彻大悟｡然而,更可珍贵的是,他念念不能忘情的,他一切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处,却是受苦的百姓,蒙难的苍生: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
　　
　　位于陕西省潼关县的潼关,古称桃林塞｡“秦有潼关,蜀有剑阁,皆国之户”(《春秋传》),潼关扼秦､晋､豫三省要冲,雄踞山腰,下临黄河,是由洛阳赴长安的要道,被称为“三秦锁钥”“四镇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史可考的重大战事在此就上演过三十余次｡历代写潼关之诗多矣,早出而最有名的是杜甫的《潼关吏》,“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请嘱关防将,慎勿学哥舒”,他着眼的是哥舒翰出战安史叛军而失败的故实,告诫新的守将不要轻敌;晚出而最有名的是谭嗣同的《潼关》:“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他作此诗时年未弱冠,借壮美的山河抒发自己的胜概豪情,如同黎明的号角始吹,雄鹰的劲翅乍展,还来不及低头俯察世上疮痍,民间疾苦,何况绝句一般也很难接纳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容量｡在写潼关的诗词曲的联赛中,张养浩一举夺得的是当之无愧的冠冕｡这,不仅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的对潼关形胜的抒写,情景交融而形神毕现,不仅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怀古,时空阔大而寄寓深长,更是由于伤今的出人意表,他不仅仅只是叹息历朝历代的先后消逝,也不仅仅只是由物及己的个人性的感伤,而是出于民本思想的情系苍生,怀萦百姓,发前人之所未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力透三札的笔墨,是穿透青史的洞见,是振聋发聩的暮鼓晨钟,是中国古代诗史上并无第二人的真知高论,全曲的境界正是由此离平地而飞升,古今许多诗人作家因此而只能遥望张养浩高大的背影!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且不说春秋战国的纷争杀伐了,自秦始皇以来的改朝换代,无非是成功或失败的帝王们为了“家天下”的你争我夺,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受苦受难的从来就是广大的黎民百姓｡张养浩的感慨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针砭历史的盛衰兴亡,也是对残暴的元蒙统治者意在言外的讽刺与鞭挞｡且让我们翻阅历史如同回放血泪斑斑的黑白片吧:
　　如果往后倒带,不必为时太远,且看安史之乱中各路人马的镜头｡“(安)禄山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所过残灭”(《通鉴》),这是意图夺取天下的叛军;回纥助唐平乱,进入洛阳以后,“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通鉴》),这是异族的所谓援军;“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掳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通鉴》),这是所谓的王师亦即国军｡安史之乱前后八年,时间之长相当于当代的“文革”｡安史乱前天宝十四载,全国户数为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户,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人,乱后只余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户,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人｡终唐之世,人口虽有所增加,但最多之时也未能达到战前户口的一半,这是何其令后世的我们触目惊心而不敢置信,但信史凿凿,当年百姓水深火热之苦于斯可想｡
　　崛起于漠北的元蒙统治者呢?由于原始与野蛮,他们嗜杀成性,给中外百姓带来的苦难可谓绝后空前｡如同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所浩叹的:“天,我们活在残暴的年代,倘若我们在梦中看见他们,我们要给吓坏｡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死者倒值得释怀｡”我们不妨并非“秋后”而是“元后”算账,略引几笔血迹并未风干的账目:
　　蒙古铁骑在南下攻宋进军途中,“其城一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顺逆,皆诛之,略不少恕”(《蒙鞑备录》),真是在屠杀面前人人平等;“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秦和七年(1207),金朝有七百六十八万多户,人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蒙古灭金后,金朝原来版籍只有八十七万多户,人口只余十分之一｡伐金后继之伐宋,大规模的“三光”式的杀戮虽略有收敛,但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抛给汉人百姓的仍是如上所述挂一漏万的“血泪账”｡
　　百姓之苦,中外皆然｡从一二一八年秋蒙古大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统帅誓师开始,元蒙统治者前后曾有三次西征｡成吉思汗美其名曰他的西征是“上天之罚”,译成欧洲文字,就变成了“上帝之鞭”｡他率蒙古铁骑驰骋万里,灭国四十,许多百万人口的城市都夷为废墟,真是王钺一挥,伏尸万里,鞭锋所及,生灵涂炭｡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统治集团的内斗相残无分中外｡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他在统一蒙古诸部的内部斗争中,就曾以铁镬七十只烹煮俘虏的记载｡内战如此,何况外战?花剌子模国的大部分国土为古波斯地(现今日之伊朗),成吉思汗借故兴兵讨伐,攻陷撒马尔汗城,杀兵卒三万,攻克玉龙杰赤城,纵火将全城夷为平地,并将全城壮丁杀死,妇孺则一律罚为奴婢｡蒙兵五万平均每人杀二十四人,共屠平民一百二十万,真是一场天地失色的浩劫｡其爱孙木秃干在攻打巴曼时中箭身亡,及巴曼陷落,成吉思汗下达屠城的“必杀令”,全城生灵在刀光剑影中无一幸免｡一代天骄如此,其子孙无不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例如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一二三六年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后杀人之数以割耳为记,每杀一人,即割一耳,共二十七万只｡攻陷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逢男即杀,逢女即辱,逢财即劫,逢屋即焚｡一二五七年蒙哥可汗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攻陷回教国王哈里发之都城极达,屠城七日,将军民八十万人全部杀死｡至于忽必烈称帝灭宋之后,变蒙古式的可汗而为中国式的皇帝,对百姓政治的高压经济的盘剥加上民族的歧视,更甚于前代列朝｡如果时光倒流,如果八百年后的今人生活于斯时斯世——此种时空倒错的假想都会令人不寒而栗｡
　　成吉思汗曾与人议论人生之乐,他的快乐原则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人生最快乐的事是战胜敌人,追逐他们,抢夺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他们的亲爱的人以泪洗面,骑他们的马,臂挟他们的妻女｡”([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成吉思汗的妻子前后多达五百人,正是上述自白的注脚之一｡由此可见,统治者的享乐纵欲以及他们的家天下的兴亡,都是建立在百姓的血泊泪海之上｡张养浩的小小的小令,道破的是大大的真相与真理｡成吉思汗的埋骨之地当时就已如迷,至今无从寻觅,八百年后,张养浩的墓却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他的家乡张公坟村,墓碑虽仅三尺,却永远矗立于天地之间,而他的永远传扬于诗史和青史中的黄钟大吕啊,仍然让我们一听惊心一见倾心一读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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