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历来的评介都认为是封建礼教，再具体些说就是封建家长制。而《名作欣赏》二??六年第四期所载杨朴先生的《男权统治下的女性悲剧》（以下简称《男》，《孔雀东南飞》简称《孔》）则认为诗中矛盾冲突的两方面是“女性自由意识”与“男权制社会力量”，兰芝的悲剧是“男权制思想”造成的。读后深感此论欠妥，而传统的看法并不错。故而试就诗中的人物加以辨析，同时也讨论一下《男》文中其他一些不当之处，以免讹传而误导广大读者。
　　刘兰芝。一、《男》文说该诗其所以从兰芝“自诉”写起，“今天我们才领悟到”是为了展开“女性自由意识与封建礼教和男权制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不满“就是向传统的男权价值观提出了挑战”。还说这不满“包含着对焦仲卿男权制思想的不满”（“相见常日稀”“心中常苦悲”）。
　　我们先看看兰芝“自诉”中有关仲卿的几句：“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守空房，相见常日稀。”对于“守节情不移”，有人以为是说仲卿忠于职守，有人说是“我”的爱情不变，然而都看不出她对仲卿有什么不满。其“心中常苦悲”实是“君家妇难为”所致。“相见常日稀”的话中自是有些“空房独守”之怨，可也谈不上对仲卿不满；更谈不上对仲卿的“男权制思想”不满，因为从仲卿的全部言行中找不到什么“男权思想”（这一点后面还要论及）。自诉的悲愤显然全是冲着婆婆的刁难而发的。此其一。
　　其二、兰芝“及时相遣归”的请求，和《诗经•硕鼠》中“逝将去女”一样，都是无奈的反抗，也都是消极的反抗。兰芝这样的反抗能说是“女性自由意识”和“向传统的男权价值观挑战”吗？所谓“女性自由意识”“向传统的男权价值观挑战”，也就是“男女平等意识”“妇女解放意识”，甚至是“民主意识”。处于汉末的兰芝能有这样的意识和奢望吗？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硕鼠》中有“逝将去女”之句，就说该诗表现了“农奴自由意识”“向奴隶主挑战意识”。然而从整个情节看，兰芝比仲卿认识问题更清楚，性格更坚强，所以处事也更果断，更主动。——该诗其所以由“自诉”写起，原因正在于此。哪里是为了展开“女性自由意识”与“男权制社会力量”的矛盾？
　　二、焦母训斥仲卿的话中有“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两句。《男》文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准确的”。“公允”？“准确”？未必吧。从兰芝的“自诉”看，从全诗看，尤其是从她的“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来看，兰芝竟是婆婆说的那种“无礼节”“自专由”的儿媳吗？直到她最后向婆婆告别都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可见“无礼节”“自专由”之说与兰芝“自诉”中的“大人故嫌迟”一样，都是诬罔不实之词。我们怎能不看全文，而只相信婆婆、不相信兰芝呢？以开玩笑的说法来讲，这可是“立场问题”了。
　　三、对于兰芝回答阿兄的话：“理实如兄言……便可作婚姻”，《男》文也说由此看到了兰芝内心深处的“男权制思想”。
　　我们看，阿兄那段话的意思是：“这么有权势的人家，你都不嫁，以后还想怎样？”这说明他对妹妹的无情无义，而又嫌贫爱富，甚至还含着及早减轻负担之意。这不显然是“家长制思想”？从哪里看出他是以“男权”的身份或口气说这话的？兰芝被迫听从了阿兄，怎么也是兰芝“男权制思想”的表现？
　　四、《男》文还说，兰芝告别婆婆时所说“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是“真话”，是“真实的”；又说这与她对仲卿所说“十三”“十四”等有教养的话“是相矛盾的”，却又都是“男权制思想”的表现。我们从诗中可知，兰芝出身虽非高门，却很有教养。其自云“无教训”显然是对婆婆说的客套话。而“十三”“十四”等语句则是与丈夫说的“私房话”，大实话。二者有何矛盾呢？同时这样的话与“男权制思想”又有什么相干？
　　五、《男》文还说：兰芝的“黄泉下相见，无违今日言”，“不是爱情之约，而是黄泉之约。……是为了愤慨——证明自己的人格。”作者“哪里是在描写他们为了爱而殉情呢？”此说也难成立。
　　兰芝的“黄泉下相见，无违今日言”的前提是仲卿所说“吾独向黄泉”。而仲卿“吾独向黄泉”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他看到了一再发誓迎娶兰芝的誓言无法兑现，即使兰芝目前不嫁给“府君”，也将很快嫁给他人。对此，仲卿自是痛感失望与灰心；偏偏又产生了对兰芝的误会，所以“吾独向黄泉”也就脱口而出了，于是也便激起了比仲卿失望更早的兰芝的回应：“黄泉下相见，无违今日言！”可见这“黄泉之约”实是由于二人相爱之坚：不“重圆”，毋宁死！《男》文说，兰芝之死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人格”，此意即或是有，也微乎其微。因为她定然知道如果不死，仲卿是不会消除误解的；然而即或误解冰释，也无补于事了。难道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人格”就值得二人“共赴黄泉”吗？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整个情况看，双归黄泉乃是必然，仲卿的误会不过是把它提前了，加速了。所以“黄泉之约”既是基于“爱情之约”，又是“爱情之约”的一种延伸，也是“爱情之约”的绝好反证。再结合该诗的美丽结尾看，怎能说作者不是对“为了爱而殉情”的描写与歌赞？
　　焦仲卿。一、《男》文说他“是在男权制思想支配下去处理他和妻子的关系的……在男权思想支配下休了妻子，又在男权思想支配下要求妻子等他迎娶，最后又在男权思想支配下以死相威胁来维护他男人的权力……焦仲卿就是这样以男权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刘兰芝逼向了死亡”。此论更是不通。
　　我们先看他的休妻过程。——当他听了兰芝悲愤交集的“自诉”之后，马上去责问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女行无偏邪，何意致不厚？”不但没有任何优越感，还以娶得兰芝为幸运，因而还要恩爱到老。接下来是阿母的软硬兼施，但他毫不动摇，誓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于是阿母??床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仲卿不得已，只好回去，哽咽着劝慰兰芝：“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
　　再看他是怎样要兰芝等他迎娶的——兰芝起程之后，仲卿随即赶上来，连连誓言绝对“不隔卿”“不相负”。
　　再看所谓仲卿“以死威胁”兰芝吧。——仲卿闻变，请假赶来。因他误认兰芝变心，又高攀豪门，便嘲讽兰芝脆弱，又要自尽，于是二人相约“黄泉下相见”。
　　事实非常清楚，仲卿哪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何处表现了他受“男权思想的支配”？仲卿的话语又怎能说是对兰芝“以死相威胁来维护他男人的权力”，从而“把兰芝逼向了死亡”？《男》文曾说“男权制就是男性对女性的专制”。仲卿对兰芝“专制”过吗？同时，如果“把兰芝逼向死亡”者真是仲卿的话，作者还会于结尾处把他和兰芝一同比作鸳鸯来歌赞吗？
　　二、《男》文说，在母亲和妻子的冲突中，仲卿“选择了母亲，实际上就是选择了礼教，特别是选择了男权制的社会角色”。笔者以为“男权制”虽然是封建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什么根据可以说明焦母在此事件中所代表的是“男权制社会”。同时细检全诗，并通过以上辨析，可知仲卿不但没有一处可以证明他是“选择了母亲”，反而处处可证他是“选择了妻子”，而处处与母亲的“封建家长制思想”相对抗。他在其母风暴般的威逼之下说兰芝“卿但暂还家”“不久当归还”，那不是明显的“缓兵之计”而“伺机复婚”吗？所以那也不能说是“选择了母亲”“选择了礼教”，特别是“选择了男权制社会角色”。更不必说后来他与兰芝的“密谈”“密约”以至于共同自尽更是怎样地违抗母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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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男》文还说，仲卿最后与兰芝会面时说的话是他从“男权制角度最后一击”使兰芝的“人生希望彻底破灭”。以下又发挥为两点：一、兰芝被迫再嫁之前，仲卿“迟迟不来……是他负了前约”。二、仲卿的“来不是为了爱，而是为维护他的男人的权力而来”。这些说法也都太牵强。
　　从诗中可知，兰芝从被休到被迫答应再嫁，前后不过十多天，时间并不算长；况且仲卿哪一天来，并未约定。同时，从仲卿向其母亲求情、力争，对兰芝哽咽、安慰以及两次誓言迎娶来看，他之未能更早赶来，不是由于母亲阻挠，便是因为公务缠身；此时前来还是请了假的。这能说他是无情地“违约”吗？
　　再从兰芝的话“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来看，这最后相见，实在是因为时间紧迫而未能相互细说。仲卿当然也就不知道兰芝被休之后的风波与无奈，偏偏又要将她嫁给太守之子。于是仲卿便因误会而讽刺兰芝，还要自尽。这能说他是从“男权制角度”对兰芝进行打击吗？如果二人调换一下位置，兰芝也会这样的，那就该是从“女权”的角度对仲卿进行打击吗？所以对仲卿实在不该如此“上纲上线”、硬给他扣上一顶“男权”主义的大帽子。他没有那样“坏”，他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由此也可看出《男》文所说仲卿的“来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维护他的男人的权力”，可真是冤枉了他。试想，如果“不是为了爱”、为了挽回危局，他还会特意请假前来找到已休之妻以维护他的“男权”吗？
　　再说，兰芝也不会不知道仲卿的话出于误会，而绝非不再爱她；但她也早已料到前景之不妙。她不是先后对仲卿说过这样的话：“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所以即便仲卿既不嘲讽、也不提自尽，她也知道“破镜重圆”之无望。同时，由于她对仲卿的深知与深情，她也不会再作“无情之嫁”。这样的认识和思想，又遭阿兄之逼，所以她也就只有“举身赴清池”一条路了。——古今被迫离异的恩爱夫妻，即使对方不嘲讽，又不自寻短见，只是因为不能复婚而自尽者，也不少见吧。怎能说兰芝“人生希望之彻底破灭”竟是由于仲卿“最后一击”，况且还是“男权制思想”一击呢？
　　四、仲卿自缢之前对母亲说的话中有“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等语，《男》文认为这是他对刘兰芝“黄泉之约产生的死亡恐惧的移情”。说“长叹空房中”，“渐见愁煎迫”也是“他感到死亡恐惧的‘煎迫’……‘心知长别离’并不是感到刘兰芝对他的长别离，而是感到自己对生命的长别离”。“徘徊庭树下”也表现了“仲卿的犹豫和矛盾”。
　　笔者以为除了献身国家、民族的英雄、烈士，一般人中的恩爱夫妻，哪个不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而共享生活、共享生命呢？一旦对方被强者夺去或逼死，其存在的一方也就“二者皆可抛”——生活、生命都将置之度外了，此即所谓“殉情”或“情殇”，这类事例也不稀罕吧。那我们看仲卿之死，不是与此十分相仿吗？况且，“向黄泉”还是他首先提出的。怎么能说“大风”“严霜”之说就是他对“死亡恐惧的移情”？何以见得“愁煎迫”就是他感到“死亡恐惧的煎迫”？其“心知长别离”又怎能说是“感到自己对生命的别离”？可有类似的诗文例句或这样的表达习惯吗？自缢之前，他的确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可是由以上所说可知也不能判定他是因为害怕死亡而犹豫。古往今来“成仁”“取义”的志士之中，死前徘徊、沉吟者亦非个别，屈原就是典型。所以没有充足的根据，而说仲卿之徘徊必是恐惧、犹豫或思想矛盾，不是有些武断或妄断吗？
　　再来简谈一下《男》文对焦母、刘母的论述。
　　焦母。 《男》文说，焦母、仲卿“所代表的是无比强大的封建礼教和更加无比强大的男权制社会”。又说“焦母虽然是专制的，……但她却不可以直接休了儿媳——她没有这个权力，她是通过她儿子实现这一目的的。……陆游是那样痴情地爱着唐琬，但是在母亲的干预下陆游还是休了唐琬”。
　　从以上辨析中可知，仲卿并不代表“封建礼教”，更不代表“男权思想”。
　　说焦母代表“封建礼教”，自是不错；而说她还代表“男权制社会”，可就不妥了。并非她没有“男权意识”，而是说在此事上没有体现，或谓没有用上。如前所述，休弃兰芝的不是仲卿，而是焦母。再看看她这几句话：“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态度之强横不用说了，且看这语词：“吾意”“汝岂”“小子”“何敢”“吾已”“会不”等等，真如狮吼虎啸，令人毛骨悚然！于是虽为官人的仲卿也只好无声还户，对其爱妻哽咽低诉：“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兰芝也只好上路了。怎能说焦母没有休弃儿媳的权力？当时的家长本来就有对子女的统治权，子女的婚事更得听从“父母之命”。“七出”规定中的第一条就是“不顺父母，出”；还规定着“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总之，诗中的焦母并不代表“男权制社会”，可也有权休弃儿媳。她和陆游之母一样，也都是这样做的。
　　刘兄。他是刘家的家长，其思想、权势，俨然是“刘家的焦母”。他之强迫兰芝再嫁，同样不必动用“男权制”这种武器。道理明显，兹不多赘。
　　刘母。《男》文说兰芝一回到娘家，她就“‘大拊掌’和‘不图子自归’地严厉责难……不分青红皂白地问罪于女儿：‘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无罪过，不迎而自归？’为什么对女儿没有一点儿同情和怜悯呢？这是因为，母亲也被那种男权制的思想所束缚，也以男权制的思想来衡量女儿、责怪女儿、问罪女儿”。又说兰芝答应哥哥再嫁之后，母亲也“加入了对女儿的催逼。……‘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全然不考虑女儿的真正爱情。在儿子狠逼女儿再嫁时，母亲的沉默就已经表现了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这就再次表明了母亲头脑中的男权思想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笔者以为，刘母前边的话中，头几句是说，你从小有教养，又聪慧，我认为你不会出差错、违规矩。后两句意为“你现在犯了什么罪过，没有去接，你就回来了？”这样的问话不是十分的疼爱和关切吗？怎能说是“严厉责难”和“问罪”，“没有一点儿同情和怜悯”呢？当“性行暴如雷”的儿子逼得兰芝答应再嫁之后，母亲之没再吱声，显见是不敢再多言，也知多言也无用。这怎么就是“站在了儿子的立场上”？当再嫁已成定局、对方很快要来迎娶时，母亲催做衣裳，当然也是为女儿着想，深怕女儿丢人现眼，这又怎能说是“全然不替女儿考虑”的“催逼”呢？这只能说是关心地“催”，而绝非无情地“逼”。尤其是又从何处看出刘母的这几句话也体现着她受“男权制思想束缚”与“男权制思想根深蒂固”？她如何说才算不是“男权制思想”作怪呢？
　　另外，《男》文认为《孔》诗的结尾部分不是浪漫主义，而是象征主义，“象征在另一世界里没有了男权制力量的限制”。认为“戒之慎勿忘”是勿忘“男权制思想”的罪恶。也就是说《孔》诗结尾歌赞的既不是反抗“家长制思想”的胜利，赞扬中也没有仲卿的份儿。这都难以令人接受。
　　从全诗内容方面说，如上辨析，表现的是抗击“封建家长制”，那么这个胜利自然就是抗击“封建家长制”的胜利。“戒之慎勿忘”所“勿忘”的当然也就是“封建家长制”的罪恶，这样的悲剧切莫重演。从结尾手法上说，如此奇妙的想象与夸张，不是浪漫主义手法是什么？这样的描写还不是浪漫主义的，那么显然受此影响、而又与此十分相似的《韩凭夫妇》《梁祝》等故事的结尾又是什么手法？实际上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唯不相矛盾，而且每每相伴而生，相偕而行。很多象征性的描写中充满着浪漫主义精神，很多浪漫主义手法所表现的意义也是为了象征。《孔》诗和以上提到的两篇都可称为典型。再从这段中的“鸳鸯和鸣”来看，赞扬的也是焦、刘二人。因为，“鸳鸯”者，雄者为“鸳”，雌者为“鸯”，双栖双飞，相爱终生，这不显然是特以此鸟象征焦、刘爱情的坚贞与抗击封建家长制的胜利吗？
　　以上讨论了《男》文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所谓“男权制思想”。《男》文一再强调诗中的人都有这种思想，不仅把刘母说成了悲剧的制造者之一，连受害者兰芝、仲卿也都死于他们自己也有的“男权制思想”，甚至仲卿也成了害死兰芝的刽子手。这就混淆了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限。并且把诗末那典型的、明显的浪漫主义手法也给否定了。所以笔者认为“男权制思想”之说实在是强拉硬扯，关键是不能从诗中找到此说的充分根据。而传统的看法——“封建家长制”乃其悲剧的根源，则“铁证如山”。窃以为《男》文作者其所以如此持论者，盖为一时注意到了“封建礼教”中还有一种“男权制思想”，继之又想起了“女性自由意识”，于是顿感“今天我们才领悟到了悲剧是由这两种思想的矛盾造成的”；“以往说刘兰芝、焦仲卿死于封建礼教是对文本的极大误读”；还说连作者也不明白造成悲剧的“巨大力量”是什么。于是便拿这种“男权制思想”往《孔》诗上套。其奈二者并不对路，便只好硬把“家长制思想”说成“男权制思想”。笔者以为正如前面所谈，说那时的人们都有某种程度的“男权制”意识，当然不错。然而在此悲剧中，这种意识没有派上用场。不能说因为人人有这种意识，那它就无时、无事不在起作用。照此推论，这出悲剧还可说是“皇权意识”造成的。因为当时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皇权意识”。（家家崇奉“天地君亲师”，也很少有人不称颂或不羡慕皇帝的）然而这种“指山卖磨”式的论断可有多大的说服力呢？可见讨论问题，既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随意上纲或强作解人。绝非谁上纲越“高”、解释越“新”，谁就越正确、越深刻、越有理。说《孔》诗作者也不知道造成悲剧的是一种“什么巨大的力量”，意思是作者也不知或不懂这出悲剧的原因是“男权制思想”。此说也不对。因为诗中十分具体、形象地写出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我们不能因为作者没有认为这出悲剧是“男权制思想”造成的，就说他不知悲剧的原因、不懂“男权制思想”。比此诗早了几近千年的《诗经》选入的《氓》、两篇《谷风》《日月》《中谷有?》《我行其野》等篇什都是描写“男权制思想”罪恶的佳构，而迟至《孔》诗问世时，作者怎会不知或不懂“男权制思想”及其罪恶？只是《孔》诗本来就不是描写“男权制思想”罪恶的，还谈什么作者知不知或懂不懂“男权制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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