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方式,通俗的说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正所谓俗话说的人有人路,兽有兽道｡海德格尔把写作､思考和孤独看做是一种生存方式｡我以为卡夫卡的世界就是这样,他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就是在他所构筑的荒诞世界､精神领域追寻自由的反叛,在反叛中寻求最大的自由｡
　　卡夫卡的创作个性和文学世界以及生存方式可以在他成长过程中找到背景,一八八三年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是白手起家的百货批发商,为人性情暴躁,对子女实行家长式统治;母亲忧郁而好幻想｡因为两位双亲忙于商业事务,卡夫卡从小经常一个人或被托付给别人照料｡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使卡夫卡从小养成畏惧父亲,内向孤僻,满怀忧郁,优柔寡断的性格｡遵父命从小学至中学在德语学校读书,在学校由于犹太人使用的不是希伯来语而是德语,受到非犹德语学校学生的挤兑,同时又受到非德语学生的孤立,语言上陷入“孤岛”,使他有一种漂泊感､失落感､孤独感,后又迫于父命改修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就又形成了他孤独､敏感､恐惧､追求自由､公正的特性｡矛盾的性格反映在矛盾的生活现实中｡他首先是反叛,在外表沉默寡言的背后,他以文学的空间反叛了,将写作作为生存在世的唯一目的,也即生活方式,对抗着他看透了的社会或者叫做永远看不懂得的世界,为了文学的神圣,卡夫卡“别无所求,别无所能,别无所愿”①｡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事情都使卡夫卡想到无聊､憎恨,其中包括职业､家庭和亲情｡由于“心中空虚迷茫,活像一只失群的羔羊”,“如此失落孤独,有没有诉苦的力量”②｡卡夫卡把自己放逐在文学的草原上,在文学这个广袤的天地里,“纵览一下人与兽的群体,认识他们的根本嗜好,愿望､道德理想,追溯它们的本源——那些简单的规范,我自己也尽快朝他们所取得方向发展,以求所有的人对我都满意｡这样使人满意(这里出现了飞跃),即我既不失去大家的爱,又作为唯一不同于下油锅的罪人,能够公开的当着所有人的眼睛,将居于我内心的卑劣的东西抖擞出来｡”③卡夫卡曾说“我是一只长得非常怪样的鸟,我是一只穴鸟,一只Kavka(寒鸦)” ④｡在这里他可以自由飞翔,这种地窖中的穴鸟般的生存方式不仅仅显示了卡夫卡封闭内敛的性格和生活形态,对小说家卡夫卡也是一种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的生活相对抗的一种内在生活方式(我倒觉得很像老庄的哲学)｡他在一九一三年八月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唯一的职业是文学｡”⑤又在第二年八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⑥在文学天地里他自由地挥洒着思想､自由地舞动着词句,何等幸福｡看,卡夫卡向父权抗争了｡《判决》《变形记》《司炉》是卡夫卡早､中期的代表作,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都直接出现了父亲这个形象,而且这些父亲都使他们的儿子胆战不已｡《判决》中的父亲严密监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甚至儿子因为婚姻问题而给国外的朋友的通信他也了如指掌｡而且这个父亲狂暴易怒,当儿子将他的病体放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时,他突然一跃而起,其手指可以触到天花板,显示出他作为儿子心目中的巨人和最高法官的真正形象｡《变形记》中的父亲对儿子的变形怒不可遏｡对儿子的变形他非但不予以应有的关心,而且还厌恶地把一个烂苹果朝儿子扔去,不偏不倚正好击中儿子的背部,造成了儿子致命的创伤｡另外,三部作品中的父亲都可以自由地对儿子进行“判决”｡比如:《判决》中盖奥尔格被判处跳水自杀;《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开始就被判为毫无用处的废物,继之被苹果砸伤;《司炉》的主人公因年少失足而被父亲罚不当罪,永远放逐他乡,这实际上无异于死刑判决｡卡夫卡用大量的作品来表现着父与子之间的冲突,这与他的畏父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从孩提时代起,父亲那咄咄逼人的强悍和魁梧的体魄就使他敬畏不已了,在父亲的庞大身影面前他颇有一种自愧弗如的感觉,除了这种形体上的压抑感外,更使卡夫卡害怕的是父亲的禀性｡父亲动辄就对他“大声嚷嚷”､“百般责骂”,甚至“诽谤”､“凌辱”,譬如吃饭时父亲狼吞虎咽,“孩子们也得赶紧吃,饭桌上死一般沉寂”,否则就是严厉的警告:“先吃饭,后说话!”“瞧你,我早就吃完了!”睡觉时,父亲“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弱小的卡夫卡揪起来,拽到阳台上｡当他向卡夫卡发脾气时,总是把语言运用到极限,或拿“我把你像一条鱼一样撕成碎片”相威胁,或责骂儿子“真是一头大肥猪”｡这样一位滥用父亲权威的人,当然不允许儿子有任何个人想法,对此儿子只能发出哀叹:“……我无法表示任何异议,因为您压根儿就不可能平心静气跟人商量一件您不同意的事;您那专横的禀性不允许您这样做｡”⑦父亲的集权统治也使卡夫卡无法理解他,觉得他是那样的高深莫测｡他为卡夫卡订了许多原则､戒律,可作为“楷模”的他“却可以不遵循”｡当卡夫卡遵守他的原则､戒律,跟他的意见完全一致时,他又挖苦卡夫卡怯懦,要求他跟他“对着干”｡因此在卡夫卡眼里这位父亲就有了“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性”｡甚至连父亲的脸上“绽出的一丝特别美､极其难见到的恬静､满意､嘉许的笑容”,也足以使卡夫卡感到“深深的负疚”｡因此卡夫卡的畏父意识逐渐蔓延､扩展,最终笼罩了他人格的各个方面｡于是他的作品中的各种奇特图像都成了他内心恐怖的折射｡他甚至向自己的生父明确宣称:“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⑧卡夫卡的畏父意识集中体现在《致父亲的信》中｡该信写于一九一九年,卡夫卡原本想托母亲转交,但母亲担心这只会激化父子之间的矛盾,未予转交,因此事实上它成了卡夫卡一个人的真正的内心独白｡这是一封汉译文长达三万五千字的信,其开头,卡夫卡就毫不掩饰地将他的畏父情绪和盘托出,卡夫卡愤怒地写道:“在我眼里的世界就分成三个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到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限遥远,这是您的世界,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为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烦恼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里过着幸福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发号施令,也没有人惟命是从｡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⑨我们清楚地看到,无疑,这所有一切,作为儿子的卡夫卡的无奈是痛极至深的:“对我来说,您可不是什么珍奇的物件,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一切我只能兼收并蓄｡”⑩他在这样的倾泻中体会着自由的反叛,在反叛的自由中畅游｡
　　与此同时,由于酷爱文学,中学时对歌德､狄更斯､卢梭及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和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的思想有极大的兴趣,大学时代接受了存在文学先驱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影响,这些又和他从小到大的压抑混合造就了他内敛､封闭､羞怯的性格,这种性格背后,是一颗敏感的内心,极易受到伤害,因此卡夫卡对外界总持有一种戒心,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认知和选择方式,我也把这些称之为卡夫卡似的反叛与自由,几次爱情经历就是在这样的反叛中表现着他独有的自由选择｡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七年期间卡夫卡和一个叫菲莉斯•鲍威尔的姑娘两度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从现留的保持了五年之久的频繁通信来看,卡夫卡与菲莉斯的关系,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幸和悲剧的因素｡从爱情方面来看,卡夫卡是一个激情坦诚的理想主义者,但从婚姻观点来看,他是惰性的､虚无的｡在他看来,在这个太讲责任态度且不安全的世界上结婚,建立家庭,抚养和教育孩子,这是平常人所做到的最高境界,至于那么多人成功地做到这种境界,是无意识的,必须发生的事件罢了,事实上也并没有人成功,他害怕这种境界和成功剥夺属于他自己幸福的权利｡他担心不能写作,庸庸碌碌,日常生活会熄灭他的热情之火｡对文学的爱使他否认了包括爱情与家庭在内的婚姻,这种形式他承认它敌意地存在､破坏和消灭他的内心活动｡一九一八年卡夫卡又认识了一名叫尤丽叶的姑娘,半年后订了婚,由于父亲的反对,这次订婚也失败了,卡夫卡终于承认自己“精神上实际没有结婚能力”｡和一名非犹太籍的女作家密伦娜•耶辛斯卡的交往使得卡夫卡更进一步认识到爱情并非以婚姻为归宿｡他写道:“通过婚姻可以拓宽和提高自我生存｡这是说教｡”(11)经过多年的痛苦生活,卡夫卡那“目的遥不可及”的思想到此已经发展成熟,凭他清醒的自由选择和对自己的了解放弃婚姻以反叛因自己无精神能力承担的世俗家庭可能带来的羁绊,这正体现着卡夫卡似的生存方式,仅从这一点卡夫卡远比我们凭借命或缘来维系婚姻更勇敢,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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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的创作生涯与其他作家不同,可以说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写作:他的写作不是为了在媒体上发展,不是为大众,也不是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只为自己,正因如此,他写出了他自己的本真的生存状态｡发表于一九二六年的《城堡》是大家公认的卡夫卡式作品,主人公K在一个遍地积雪的深夜来到了城堡外的村庄,准备进入这座城堡,目的是请求城堡当局批准他在村子里安家落户,他自称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受城堡聘请来丈量土地｡但城堡并不承认有过这样的要求,不准K在村庄居住,更不能进入城堡｡终于,K为进入城堡,开始了一场毫无希望的抗争,却是自由的｡他运用了多种方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多次请求,做杂役吃苦耐劳,讨好别人,甚至勾引城堡官员情妇以激怒主人召见他,但最终也未能进驻城堡｡可K身上透射出的反叛精神和倔强的自由意识却是突出的｡小说没有结尾,但据卡夫卡的生前好友,《城堡》一书的编者马克斯•布洛德在《城堡》第一版附注中说:“卡夫卡从未写出结尾的章节,但有一次我问起他这部小说如何结尾时,他曾告诉过我｡那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将得到部分的满足｡他将不懈地进行斗争,斗争至精疲力竭而死｡”(12)依然是这样体现着卡夫卡的反叛与自由,让K找到城堡去反抗,在这种反叛中获得他自己想要的自由,而这种抗争的自由只有卡夫卡能体会,理想的自由镜像也恐怕只有他自己看到过,尽管有无奈和痛苦,仍不失理性的抗争精神｡《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恰恰是变了形的格里高尔不必再重复往日生活状态,真正地回归了人的自由虽然是甲虫的躯壳｡他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他拼命尽力工作就是为了这个家,为了父亲､母亲生活质量更好一些,为了妹妹能够上一所好的音乐学院,格里高尔累了,他以蜕变成虫的方式体现着他想通过让自己过寄生生活来向家庭寄生性报复的愿望,仍是一种卡夫卡式的挑衅和反叛,他可以不用干那些讨厌的差事,不必貌似恭敬地面对上司,身心都重新获得了自由,也不用再煞费苦心,让自己在对自己的苛求与对父母承担的责任之间选择｡变形只不过是他反抗愿望的表达手段｡但在需要父母和妹妹去负担生活却无法忍耐生活的艰难时,格里高尔成了负担｡对于家庭原有的他所期望的爱与温情都在自我利益面前崩塌了,像颓垣断壁一样堵在了格里高尔的眼前和心里｡当格里高尔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反叛意识或者说是获得彻底自由的心态更明确了,“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13)｡终于第二天,他死了,抑或叫做获得了再生的自由｡这里并不是说死亡是出于某种无奈,而是体现了卡夫卡精神里的一种状态,是他自己自由的一种选择,也是反叛现实的一种选择,这对于强调积极入世的我们有些心理压抑罢了｡在那个世界里或许就是卡夫卡的天堂,天堂里有他所期待的一切｡实际上《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体会着变形异化的自由;《地洞》里的小动物体验着挣扎､惊恐的自由;《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体会着自残式的维护尊严的自由;《在流放地》军官与士兵共同体验着施虐与被虐的自由,这种种不过都是卡夫卡对现实生活的反叛,从而拥有他自己丰富而多姿的自由生活体验,对我而言,除了羡慕还是羡慕,一切语言都是无力的｡尽管反抗的力量是微弱的,自由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诚如他所说:“我的本质无论多么可怜——甚至假定它是世界上最可怜的,我也必须要用它向我提供的手段力求达到最好的现实｡”(14)他也十分赞赏导师歌德那种“即使解救不会到来,我仍愿意时刻无愧于它”(15)的精神｡ 他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几页写道:“我斗争,谁也不知道这一点——军事史上点出了我这样本性好斗的人的名字——斗争使我充满了超出我享受能力或天赋能力的快乐｡”(16)这些洋溢着行动力量的言辞,是卡夫卡作品思想基调的最好成绩注脚｡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曾指出:卡夫卡作品中“什么也不缺少——不缺少尽在不言中的反抗(他就是作者本人),也不缺少看得透､说不出 的绝望(它就是创造的因素),更不缺少不可思议的行为自由,小说中的人物一直到死都生活在这种自由之中”(17)｡
　　他还说过:“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呆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18) 他努力地在自己的创作里寻找着自由,本能地抗拒着这个恶俗纷争的社会,以至临去世前在遗言中:“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是:我遗物里(也就是书箱里､衣柜里､写字台里､家里和办公室里,或许可能放东西的以及你想得起来的任何地方),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的全部予以焚毁,同样,凡在你或别人手里的所有我写的东西和我的草稿,要求你,也请你以我的名义要求他们焚毁,至于别人不愿交给你的那些信件,他们至少应该自行负责焚毁｡”(19)
　　我想他之所以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将其作品全部烧毁的愿望,仍然是清醒的表现,他不愿意让这个纷乱的世界打扰他,可如今这些解释(对他作品的无限的研究)也不知是否让他满意还是叹息,更何况这其中还有不得已的功利思想,还得感谢卡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不算孤独与寂寞的饭碗,唉,这恐怕也不是他乐于看到的｡想来也是不尽的唏嘘……(一直幻想写着写着或工作着工作着突然扑地而死,追随而去多幸福啊!也算殉职或鞠躬尽瘁了｡)
　　
　　①②③《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9､40､55页｡
　　④⑤⑥《卡夫卡､格言､书信､谈话录》[J].《当代外国文学》,1994.2｡
　　⑦⑧⑨⑩《致父亲的信》[J].《世界文学》,1981.2,第255页｡
　　(11)《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M].叶廷芳等译,海天出版社,1996年版,附录,第305页｡
　　(12)《城堡•前言》[M],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13) 《变形记》[M].李文俊等译,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14)(15)(16)(17)(18) 《论卡夫卡》[C-A].叶廷芳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394､395､107､713页｡
　　(19) 《卡夫卡小说选》[M].孙坤荣译,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501页｡
　　

• 曹占平： 反叛与自由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