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代文坛上写旧体诗最好的诗人有郁苏柳田,我主张加上陈毛聂钱。这八个诗人是:即郁达夫、苏曼珠、柳亚子、田汉、陈寅恪、毛泽东、聂绀弩、钱锺书。郁达夫是大家公认的文学才子,他的作品最具有个人风格,因此受到大家的称赞很多。但是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印象,即说到才子,大约总得是诗人才够格。郁达夫也正是个才子诗人。不过我们过去对他小说和散文说得已经够多,而对他的旧体诗词研究得非常少。“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有人曾说,就凭郁达夫这一联诗,他就是个才子。
这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写于上海的七律诗中的一联。曾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写的散文《钓台的春昼》(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九月《论语》创刊号)中自己引用过。一题为《钓台题壁》那是重新收入散文中的用名。诗原题是《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间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散文中说:“我在船头上一口一口地喝着严东关的药酒,指东话西地问着船家,这是什么山,那是什么港,惊叹了半天,称颂了半天,人也觉得倦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在和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之余,还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诗。”就是这一首七律。
郁达夫写这首诗时,思想情绪是比较复杂的。二十年代,他曾经参加创造社,成为当时以自叙传写法作小说的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三十年代的郁达夫参加了左联,成为中坚之一。当国民党政府对左翼文艺运动压迫日渐残酷时,郁达夫也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至于郁达夫写这篇文章的具体背景,我们必须了解到发生于一九三一年的一个重大事件,那就是左联二十余人的被捕和五烈士的遇难。是年一月十一日至十九日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员会同闸北公安局劫搜了环球图书公司和北新、乐群、华通三书店,查抄了大批的进步书刊和印书刷品。一月十七日左联盟员、共产党员的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被捕,次日左联盟员、共产党员李伟森被捕,据有关档案记载,十七日至二十一日间,先后在东方旅社、中山旅行、沪东华德路等处有二十多人被捕。当时郁达夫还在上海,得知了左联盟员被捕的消息的。因自己也已经列入了黑名单,便准备避居到乡间。他于一九三一年春受到蒋政府的通缉警告后匆匆离开上海。此后避难乡间,徜徉山水,观风戏月,寻访古迹,凭吊英杰,写了不少的脍炙人口的游记。在那篇散文中却说:“一九三一,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离去了寓居。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游息了几天,偶尔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计。绕了一个大弯,赶到故乡,却正好还在清明寒食的节前。”而诗就写于二十三日。
郁达夫的行为大有避世逃禅之嫌。惹出人们不少闲话。从这首诗,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解开郁达夫避居之谜。原来他并不是逃避现实,也不可能彻底逃避现实。一个人对时事的关心和阅世的清醒,是一种文化素质,也是性情所致,这也是“难得糊涂”的;即使存心远避尘世,头脑偏偏能清醒,正是他的痛苦。从散文《钓台的春昼》中我们可以了解白色恐怖下的特别心境。短短的一篇散文就三次说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他称之为“中央党帝”“党官”“帝秦”。一首诗的加入到散文中,毫无疑问地加强了散文的抑郁情绪;也通过散文的背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解读诗的深刻含义。此诗此文以特别的人格风度显示了郁达夫的才华和气节。他也许并不是为了以散文的形式烛照了遥远的时空里那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严子陵,而是别有胸怀,别有襟抱。
这首诗是理解郁达夫心灵世界的一把钥匙。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诗题是“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间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题相当于诗的小序,沿用了古人习惯:饮酒,是一种兴奋精神的方式。酒后会有精神不由自主的现象,人们称之为陶醉。在那种情况下,说点过头话,甚至讥世骂人似乎可以暂时不负责任。于是古来心有失意,或者不满意于政治的人,也就装出自己是喝醉的样子,借此状态下的狂来抒发内心的愤懑。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郁达夫说,他是不肯多饮酒的,为什么呢? 郁达夫说:我并不是因为珍爱自己的身体、怕醉酒而不敢开怀痛饮;我生性放达,口无遮拦,担心酒后失言,酒后兴奋,说话太激愤误了事。其实,醉酒说狂话都是借题发挥,发泄一下情绪,可是一旦为外人得知,会把我假借酒醉说的狂话作成我有意向政治抗议的罪名,那就会吃官司了。宋代诗人黄山谷《西江月•老夫既戒酒不饮,遇宴集,独醒其旁。坐客欲得小词,援笔为赋》词云:“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用韩愈诗句而歇后。原诗“断送一生惟有酒”,“破除万事无过酒”,歇一“酒”字。可见他是明白酒的误事很严重。首联诗中能看出郁达夫的清醒和理智。郁诗中说的“佯狂”,是借饮酒装醉,装出狂态。佯狂者自己是清醒的,而给别人的印象却是个胡说八道的人。古来这样的名士不少见。佯狂是一种特别的政治保护色。《史记•宋微子世家》:“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为也。’乃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这是说箕子给纣提意见,不但不被采纳,还要将他赶走。他很巧妙地辩解说:提了意见而不被采纳,等于我在故意揭发君的丑事,又逞能讨好老百姓。我不忍心这样做。那个昏君是听不懂他的意思的,还是将他赶走了。箕子吓得就装疯而终于隐居鼓琴自己悲叹不已。阮籍(210-263)也是一个佯狂者,他与嵇康都是敢于反对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清高名士。司马氏后来改国号为晋,利用名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阮、嵇就来对抗,蔑视司马氏之流。阮籍“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这样做是很勇敢的行为。在司马氏残暴阴险的统治下,随时都有杀身之险。为躲避当政的寻衅迫害,他不得不谨慎讲话,而且经常以佯狂掩饰自己。他作琴曲《酒狂》,就是为表达他这样的特别心境。李白能够说狂话而不受害,我看就因为他将自己的身份做成了酒徒醉鬼。《全唐诗》卷一七三有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口气多大!白居易在人们的印象中要平和得多,他也有《醉游平泉》诗:“狂歌箕踞酒樽前,眼不看人面向天,洛客最闲唯有我,一年四季到平泉。”这是他少有的狂气诗。宋代诗人晁补之《水龙吟•此韵林圣予惜春》:“世上功名,老来风味,春归时候。纵樽前痛饮,狂歌似旧,情难依旧。”也有许多不平。有人说郁达夫有晋人之风,说得对。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是一个名联了。现代诗人的诗句能够有这样的名句是个值得好好庆幸的。颔联上下两句诗成互文关系。酒醉之后鞭打了名马,是说自己狂放过分而失态。这就正如男女间温情过于缠绵牵累到了所爱的美人。这一联的构成,醉酒,名马,英雄、美人,大有唐人风度。因“唐室大人胡气”(鲁迅语),其社会风气大有鲜明的西域文化影响,诗的总体风格豪放而瑰丽。唐代的边塞诗异军突起,雄奇豪放,特别应该注意到,马是他们心爱的对象。唐朝人爱马成风,爱马养马的风气很盛。马是皇家、世族使用和娱乐的工具,驾车、打马球、乘马游春,都离不开马。大概也是马在沙场上不可缺少;参加过战争的人,更会深深理解人马相依相惜,彼此交流赤诚的关系,有同生共死的情感。由于文治武功的需要和统治者的个人爱好,他们骑马、驯马、咏马、画马,甚至不惜以心爱的侍妾去换马,也不失为那时的一种浪漫。李白《襄阳歌》:“千金骏马换少妾,醉坐雕鞍咏落梅”;裴度《答白居易求马》:“君若有心求逸足,我还留意在名姝”;白居易《酬裴令公赠马相戏》:“欲将赤骥换青娥”,杜甫诗《房兵曹胡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就是最好的写照。画家笔下的骏马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唐代鞍马人物画家,最著名的有曹霸、陈闳、韩干、韦偃等。在古人那里,美人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比不上名马的重要。然而郁达夫却说,自己也怕因情盛伤害了女人。此中温情之有度,使这首诗颇具备了理性的节制的态度。和古人的狂放不羁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如崔橹《过南城县麻姑山》:“差烟危碧半斜晖,何代仙人此羽飞。高袖镇长寒柏暗,古祠时复彩云归。红尘鞭马颜将换,碧落骖鸾意有违。声利系身家系念,今生辜负六铢衣。”(《全唐诗》卷八八四)宋邓肃《菩萨蛮》:“飞红欲带春风去。柳丝却织春风住。去住任春风。只愁尊俎空。今朝鞭马去。又得高阳侣。半醉踏花归。霜蹄骑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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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中说,情多,易为情所累之说,原有所本。佛典《楞严经》云:“外分即是众生分外。因诸渴仰,发明虚想;想积不休,能生胜气。是故众生心持禁戒,举身轻清;心持咒印,顾眄雄毅。心欲升天,梦想飞举,心存佛国,圣境冥现。事善知识,自轻身命。阿难诸想,虽别轻,举是同。飞动不沈,自然超越。此名外分。”“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临命终时,未舍暖触,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二习相交。纯想即飞,必升天上。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及与净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情少想多,轻举非远。即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游于四天,所去无碍。其中若有善愿善心,护持我法,或护禁戒,随持戒人,或护神咒,随持咒者,或护禅定,保绥法忍,是等亲住如来座下。情想均等,不飞不坠,生于人间,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为毛群,轻为羽族。七情三想,沈下水轮。生于火际,受气猛火,身为饿鬼,常被焚烧,水能害已。无食无饮,经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轮。身入风火,二交过地,轻生有间,重生无间,二种地狱。纯情即沉入阿鼻狱。若沉心中,有谤大乘,毁佛禁戒,狂妄说法,虚贪信施,滥膺恭敬,五逆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狱。循造恶业,虽则自招众同,分中兼有元地。”总之此经说:“情”与“想”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形:一、情少想多,轻举非远;二、情想均等,不飞不坠;三、情多想少,流入横生。
王映霞为《钓台的春昼》所作的注脚,却是:“在婚后的第三年,当我身怀着第三个孩子,已有九个月的时候,这位自私、自大的男人,竟会在深夜中窃取了我那仅有的银行中五百元的存折,偷跑到他已经分居了多年的他的女人身边,去同住了多日。像这样无耻的事情,先生能否相信是出于一位被人崇拜的文人行为中么?等他住够了,玩够了,钱也花完了,于是写成了一篇《钓台的春昼》,一首‘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七律之后,亦许是受了良心的责罚罢,才得意洋洋地,又逃回到当时我曾经牺牲了一切的安乐,而在苦苦地生活着的上海的贫民窟里来。”这倒真是情多累了美人。
郁诗颈联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这里说的“劫数”,也是佛家语。佛典有“劫灾”之说。“劫”为梵语劫波(Kalpa)音略译,表示一个极长的时间单位,《法苑珠林》卷一:“依新婆沙论云,劫有三种:一中间劫,二成坏劫,三大劫。中间劫复有三种:一减劫,二增劫,三增减劫。减者从人寿无量岁减至十岁,增者从人寿十岁增至八万岁。增减者从人寿十岁增至八万岁,复从八万岁减至十岁。此中一减一增,十八增减,合二十中劫世间成。二十中劫成已住此合名成劫。经二十中劫世间坏,二十中劫坏已空,此合名坏劫。总八十中劫合名大劫,成已住中二十中劫。初一唯减,后一唯增,中间十八亦增亦减。故对法论云,由此劫数,显色无色界诸天寿量也。”据《阿弥陀经易解》:所谓劫,分为大劫、中劫、小劫,每一个大劫中,有四中劫;每一个中劫,又有二十个小劫 ,在一个小劫里,人的寿命,从十岁算起,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后,再每过一百年,减一岁 ;仍旧减到十岁。加一回,减一回,总共一千六百八十万年,叫一个小劫。这样,二十个小劫,成为中劫,就是三万三千六百万年。这样一个大劫,就是十三万四千四百万年。四个中劫分别叫:成劫、住劫、坏劫、空劫。成劫,是成就一个世界;住劫,是人停住于世界、依止的时代;坏劫,世界毁坏的时代。坏,也要坏一个中劫的时间,才能全坏。所以,坏,也不是突然间到来,在坏劫开始时,先有大三灾轮流到来。即大火灾、大水灾、大风灾。初次大火灾,七日并出,从世界底层阿鼻地狱一直烧至初禅天,烧得干干净净;继后是空劫、成劫、住劫,直到第二次的坏劫到来。如此经八个大劫总共六十四次大灾。即六十四个大劫。到了空劫,世界变成虚空无物。空到一个中劫后,再慢慢的成就一个新的世界。即成劫。在中劫里的住劫,是最好的时代,虽有许多灾害,并不是灭顶之灾。“三灾”“八难”在佛经上有确指内容,与俗语的泛指用法不同。小三灾是饥馑、瘟疫、刀兵三灾。据《立世阿毗昙论》说,小三灾皆发生于减劫(人寿渐减)中人寿十岁时。饥馑劫由连续干旱、草木不生导致饿殍遍地,为时七年七月七日七夜;疾疫劫疾病流行,瘟疫肆虐,为时七月七日七夜;刀兵劫人们互相杀害,草木皆兵,为时仅七日七夜,这三灾都造成为人类绝大多数死亡,但并不能使人类灭绝,还有一万人能幸免于难,“留作当来人种”。大三灾发生于坏劫(世界毁坏期)之中,为火、水、风三灾,依次毁灭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以下的整个世界,一坏劫中,共经五十六次火灾,七次水灾,一次风灾。次第,依顺序一次次,陆游《病中自遣》:“一鸦振羽鸣,窗色忽已缟。众鸟次第来,各矜语言好。”陆游《简苏训直判院庄器之贤良》:“从今杖履时相过,花柳村村次第春。”《立世阿毗昙论》偈子所言:“七火次第过,然后一水灾,七七火七水,复七火后风。”在中国佛教中,含义为“大灾难”,有“浩劫”、“劫灰”等词语。佛教认为,世界从形成到毁坏为一大劫,经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周而复始。在“住劫”的后期,众生行为邪僻,寿命减少,便陆续发生饥馑、疾疫和刀兵等灾祸,称为“小三灾”。到了“坏劫”之末,则发生更为可怕的火灾、水灾和风灾,称为“大三灾”。最后的风灾,把世界吹得荡然无存,从而进入“空劫”。《隋书•经籍志》:“每一小劫则一佛出世”。宋代郭若虚《图画闻见志》卷二记载,唐末僧人智蕴曾在洛阳福先寺画有“三灾变相”数壁。
“鸡鸣风雨”,运用了典故。《诗经•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何不喜。”钱锺书《谈艺录》第三百四十页论及山谷诗:“(黄庭坚)《再次韵寄子由》:‘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何时确论倾樽酒,医得儒生自圣颠。’自注:‘出《素问》。’青神注引《国风》:‘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诗当引末章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郑笺》云:‘鸡犹守时而鸣,喻君子虽居乱世,不改变其节度。’是以刘孝标《辩命论》云:‘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岂有息哉。’较‘鸡鸣喈喈’,更切山谷用意。陆机《演连珠》末章云:‘是以迅风陵雨,不谬晨禽之察;劲阴杀节,不凋寒木之心。’《文选》李善注:‘冒霜雪而松柏不调。鸡善伺晨,虽阴晦而不辍其鸣。’《晋书•载记吕光传》载吕光遗杨轨书云:‘陵霜不凋者,松柏也。临难不移者,君子也。何图松柏凋于微霜,而鸡鸣已于风雨。’又《晋书•桓彝等传》史臣曰:‘况交霜雪于杪岁,晦风雨于将晨。’盖两事相俪久矣。曰‘鸡鸣已’,曰‘晦风雨’,皆以《风雨》末章为来历。山谷同时人曾子开《曲阜集》卷四《次后山陈师道见寄韵》亦云:‘松茂雪霜无改色,鸡鸣风雨不愆时。’与山谷此联渊源不二。山谷不明言松柏,而以菌作反衬耳。自注误以‘狂’为‘颠’,青神引文附和之,而未纠正,‘自圣’乃《难经》五十九所谓‘狂疾始发之候’,若夫‘颠疾之作,患者意不乐,直视僵卧’,初不‘自高贤,妄笑乐’。今世术语言‘躁’与‘郁’,略当‘狂’与‘颠’之别矣。”黄庭坚诗:“风雨极知鸡自晓”,钱锺书认为史容注:《国风》:“风雨凄凄,鸡鸣喈喈”不贴切。钱先生认为当注《诗•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据《郑笺》:“鸡犹守时而鸣,喻君子虽居乱世,不改变其节度。”钱先生结合“雪霜宁与菌争年”来思考,引出陆机《演连珠》,说“晨禽之察”,称鸡为晨禽,正结合了“守时而鸣”。又以“寒木之心”相对说,指“冒霜雪而松柏不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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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扬尘”,大海都起了沙尘,是说沧海桑田的大变动。《太平广记》卷七有《王远》事:王远入山修道,死后升天,数年后返回人间,招来麻姑请宴。麻姑曰:“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王远慨叹道:“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唐人李贺有诗《天上谣》:“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宋词人辛弃疾《醉花阴》也有“沧海飞尘,人世因缘了”,都说的是大海扬尘之变。这句诗用了比喻,暗说社会政治变动,时世发生了一番巨变。即指祖国东南地方惨遭大的劫难,爱国才人,有志之士,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杀戮、逮捕和迫害。但是正人君子、仁人志士,总是能够“鸡犹守时而鸣,喻君子虽居乱世,不改变其节度”。体现出郁达夫的高风亮节。
尾联两句诗:“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云:墨子“见歧道而哭之”。《晋书•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郁达夫说,面对着世道的沧桑之变,哭又有什么用呢?
末句所说的“义士纷纷说帝秦”,引用鲁仲连义不帝秦事的典故,出于《战国策•赵策》:长平一战,秦坑杀赵国卒四十余万人;后又长驱入赵,直扑邯郸,围赵国达两年之久。赵求救于楚、魏,魏却派辛垣衍说赵帝秦。也就是说让赵国尊秦为帝。“魏安?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以急围赵者,前与齐闵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以齐故。今齐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此时,齐人鲁仲连挺身而出,无可辩驳地以历史事实说明绝对不能“帝秦”,“帝秦”适足为取祸之道;更以“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饭含”的邹鲁君臣的不帝齐来反衬万乘之国欲帝秦的软弱,义正而辞严;最后对辛垣衍本人晓以利害,终于使之谢罪而去,“不敢复言帝秦”。这是反抗强暴的典型事例。我们注意到了,这首诗的题上已经说过:他是有感于自己已经不能再有几年前那种“痛饮狂歌意气”,他反感“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那些党官都谈些什么话呢?杂文家鄢烈山说:这些人都作了国民党的官,并劝说他归顺蒋家王朝(即“纷纷说帝秦")。那是些什么人呢?如卖国贼“罗太郎、郑三郎”,即罗振玉、郑孝胥之流。郁达夫为此悲愤而作。这是把话给说反了。诗中的“义士”不是反面人物,而是相当于鲁仲连那样的义士。高适有诗《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高阁凭栏槛,中军倚旆旌。感时常激切,于己即忘情。河华屯妖气,伊?e有战声。愧无戡难策,多谢出师名。秉钺知恩重,临戎觉命轻。股肱瞻列岳,唇齿赖长城。隐隐摧锋势,光光弄印荣。鲁连真义士,陆逊岂书生。直道宁殊智,先鞭忽抗行。楚云随去马,淮月尚连营。抚剑堪投分,悲歌益不平。从来重然诺,况值欲横行。”就是歌颂鲁仲连义士之行的。郁诗的意思是说,鲁仲连式的一些义士们纷纷说不能帝秦。也就是说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许多正义之士申明是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专制主义的。此诗写于三十年代,国民党清党大屠杀时期,郁避走富春老家,过去和郁同在日本留学的慷慨高歌的“义士"们去看望他。
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一书的《郁达夫小品序》中说,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一九三五年三月光明书局《现代十六家小品》)一九三零年十一月郁达夫为自己的《薇蕨集》写的序中说:“三四年来,不晓得为了什么,总觉得不能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啊啊!财聚关中,是官家的鱼肉,威海内,天皇乃明圣的至尊;于是腹腓者诛,偶语者弃世,不腹腓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防患于未然也,这么一来,我辈小民,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夷齐远逝,首阳山似乎也搬家,现世的逆民,终只能够写点无聊的文字来权当薇蕨。薇蕨之集,也不过是想收取一点到饿乡去的浪费而已。”这也表明了同样的心境。“九一八”事变后所写的《水明楼日记》(《忏余集》)中,也录入《过岳坟有感时事》一诗,其中有“北地小儿耽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之句,讽刺蒋介石王朝,借古喻今,感慨百端。这种爱国主义诗句也散见于《屐痕处处》中。《钓台的春昼》中那些直接指斥政府要人卖国行径的诗和议论是并不偶然的。